钧窑佛像浮雕簋式炉
钧窑，即钧台窑，是在柴窑和鲁山花瓷的风格基础上综合而成的一种独特风格，受道家思想深刻影响，在宋徽宗时期达到高峰，其工艺技术发挥到极致。无论是呈色和各种纹理的表现，做到窑变可控随心所欲的表现技术，无人能仿造。
宋代受理学的影响，反应在瓷器上就是规整对称，无论是造型或纹理都遵循这一原则，特别是北宋官造钧瓷，不论文房用具或大型祭器都严格遵守这一原则。规整对称，高雅大气，宫廷气势，一丝不苟。其势沉重古朴，明亮而深沉。
建窑，耀州窑，钧窑，作为中国传统瓷文化正宗，历史悠久的风格传承。放大镜观察，蚯蚓走泥纹，用气泡一个个串连一体呈立体的爬行状，青蛙卵纹包裹卵核一摞摞正欲孵化而出。还有牛血纹，血色深红暗沉杀气腾腾，庄重威严等等，难以一一叙述。北宋官窑钧瓷的发色和纹理大小和分布，都难以做到人为控制而恰到好处，是北宋瓷艺的最高工艺水平的体现。
这批钧瓷工艺早已失传，而窑址也随冰冻积水而下沉。"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可见当时钧瓷产生的轰动效应。于是各地群相仿效，窑口林立，但仍然不得要领。今研究文章汗牛充栋，考古窑口不计其数，因都未见过这批北宋官造钧瓷，也只能是管中窥豹了。1955年，禹县(今禹州)陶瓷厂开始研制、探索湮没已久的钧瓷胎釉的基本配方与烧成技术，不仅烧制出玫瑰紫，海棠红、天青、月白等传统色釉，还发展了十多种花釉，并增加了现代日用器皿、艺术陈设瓷等新品种。
有人认为钧窑的必备特点就是釉面具有"蚯蚓走泥纹"，这不完全正确，只能说是特点之一。很多馆藏钧窑的釉面是不具有走泥纹的。因为在当时的官窑，力求釉色均匀，但由于少数器皿在烧制中的窑温、釉色原料配比、烧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造成了釉面在温度中的变化还原不一，才形成了走泥纹。
钧窑瓷器历来被人们称之为"国之瑰宝"，在宋代五大名窑中以"釉具五色，艳丽绝伦"而独树一帜。古人曾用"夕阳紫翠忽成岚"等诗句来形容钧瓷釉色灵活、变化微妙之美。传统钧瓷瑰丽多姿，玫瑰紫、海棠红、茄皮紫、鸡血红、葡萄紫、朱砂红、葱翠青……釉中红里透紫、紫里藏青、青中寓白、白里泛青，可谓纷彩争艳。釉质乳光晶莹，肥厚玉润，类翠似玉赛玛瑙，有巧夺天工之美。
钧窑烧成温度已经达到1350℃-1380℃之间，延承了传统钧窑胎质细腻，釉色绚丽夺目的特点，又结合了现代审美，器形饱满玲珑。独特研制的玛瑙釉水在烧制后形成更加鲜明的层次感，十多种釉色绚丽多彩，周身还布满珍珠点、兔丝纹、鱼子纹和曲折迂回的蚯蚓走泥纹等生动美妙的流纹给人无限遐想的空间。
西周早期的典范之作，相当于今天的碗，是商周时期的盛饭工具。文献中说是用来盛黍稷稻粱的器皿，容量为一升或二升，用途已明。青铜簋出现在商代早期，但数量较少，商晚期逐渐增加。商周时期，簋是重要的礼器。特别是在西周时代，它和列鼎制度一样，在祭祀和宴飨时以偶数组合与奇数的列鼎配合使用。据记载，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元士三鼎二簋。出土的簋也是以偶数为多。 这件铜簋出自陕西省扶风县周原遗址，是西周早期青铜铸造业的典范之作。
青铜簋又叫做琏。如果是方形的盛饭器，则叫做簠，文献中又称之为瑚。瑚琏即簠簋，常连用，它们都又同时用于宴享和祭祀，而且数量的多少是等级的标志。它多与鼎配套出现，鼎单簋双，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一般平民不得用，拥有簋者定是高官。因此，簠簋便成了高官的代称，古代官员为政不廉时，"簠簋不饰"婉指其贪。春秋之时，簠簋还指人有大才。有人曾请孔子评价子贡，孔子说:他这个人，简直就是瑚琏(簠簋)呀，就是认为子贡很有大器。
簋的形制很多，发展变化也较大。商代早期，簋多为圆形，侈口，深腹，圈足;到了商代晚期，双耳簋开始增多。西周时期是簋的盛行时期，不仅出土数量增多，而且形制亦趋复杂，除双耳圈足簋外，还出现了四耳簋、三足簋、四足簋和方座簋等。西周前期的双耳簋上就出现了珥。到了西周中期，又出现了带盖的簋。到了西周晚期，又出现了在双耳附珥簋的圈足下加铸三个支点新器种。商周时多数簋体形厚重，器身多饰兽面纹，云雷、乳钉等纹饰，有的器耳还做成兽面状，少数为素面或仅饰一二道弦纹。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簋的铜胎变薄，花纹细碎，有的簋盖铸成莲瓣形，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大量的形象逼真的仿铜陶质簋。战国以后，簋极少见到。
考古中常常发现鼎与簋同时出现，这是因为，簋虽然是古人的盛食器，但它同时又是商周时重要的礼器。在宴享和祭祀时，常常以偶数组合与奇数的列鼎配合使用，使簋成为列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史书上关于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的记载虽在考古中基本上得到了验证，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关于天子用鼎簋组合的任何直接证据。从目前的著录来看，西周时代还不曾发掘到任何一座未经盗掘的大型墓葬，中型墓葬的材料也相当少。在宝鸡茹家庄的鱼(音)国墓地中出土了四件青铜簋与五件鼎的成套组合，这是未经盗扰的一座西周中期的青铜器墓葬。比较多的发现依然是青铜器窖藏。
只有春秋时代的大、中、小型墓葬稍为齐全。但已发掘的一些春秋秦墓葬中，簋的配置已脱离了这个轨道，在数字组合上并不那么严格了。似乎时间越早，鼎簋数的配置中周文化成分含量越大，用鼎制度越严，无论是从数字组合上还是鼎簋质地上，都较多地保持了周人风格，用鼎数以三、五为差。随着时间的向前延伸，周人用鼎簋的习俗虽然保留了下来，但已发生了变化。青铜鼎和仿铜的陶簋共出，不再是三、五为差，常常出现簋数大于鼎数或是有鼎无簋的随意情况。如宝鸡南阳M2、秦家沟M1、M2不是三鼎二簋，却是三鼎四簋，西高泉M2还是二鼎四簋。南阳M3如果不计同出的5件仿铜陶鼎，则是五鼎(青铜列鼎)四簋配置组合，加上陶鼎，则成了十鼎四簋配置。
簋式炉的母本无疑是上古之“簋”。 簋是中国青铜器时代标志性青铜器之一，其历史非常古老，新石器晚期即有陶簋出现，商周时流行青铜材质的簋。它是古代中国用于盛放煮熟饭食的器皿，也用作礼器，所谓"天子九鼎八簋"，并以此从诸侯到士大夫类推分列。《周礼·冬官考工记》载："旊人为簋，实一觳，崇尺。"又《周礼·地官·舍人》云："凡祭祀，共盬簋。"这些记载都说明簋在古代礼仪制度中的尊贵地位与作用。
簋作为古代礼器演变至宋代的陈设瓷香炉，其中包含了诸多社会和人文方面的因素，比如复古思潮，金石考古的兴起，瓷器烧制技术的成熟等等。从龙泉窑的发展历史来看，宋龙泉青瓷中的仿青铜器造型主要集中于南宋，且南宋官窑中亦往往有同类造型，而同时期的一般民窑并未见同类器生产，所以龙泉窑这类仿古器很可能深受官器制式之影响。比如《宣和博古图录》里的器物图，即有可能是重要的式样依据之一。该书收录的簋，名称上除簋之外，也根据器铭称作“彝”、“敦”。
艺术点评：
“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 此钧窑佛像浮雕簋式炉，胎质细腻老道，釉色华丽不失古朴，、茄紫色的窑变釉仿佛是注入了活动的血液，流动感让藏品古老的生命正在延续，釉质天青色乳光晶莹，肥厚玉润，类翠似玉赛玛瑙，有巧夺天工之美。釉流动很快，流动处呈现紫红，釉面常有桔皮纹似片状，反光显五色。在高古瓷时代，瓷器的装饰技法很少，常常仅见单色釉，而钧窑这种万彩斑斓的窑变效果让当时之人大开眼界，认为是天成之物，随大乘佛教之兴起，佛像之雕刻始盛行，亦炉身浮雕佛像，依稀可见头部四肢，栩栩如生，当时崇尚佛教，而钧窑的自然窑变效果很契合道家的自然无为之思想，当时之人自然就对钧窑比较看重。四耳分布均匀在盘身四周，方便提拿，高端大气，簋式炉作为高级别礼器之典型，为收藏之最！钧瓷之美胜于釉色，三分人力，七分天成，其间色彩的流淌与幻化，非巧思可以成就，尤以紫钧最为典雅，釉彩之绚丽宛若晚霞，而釉质之细润，犹似一泓静谧湖水。其烧造颇为周折，先需模制成型，再经多次素烧、施釉。因釉彩本身乳浊黏稠、流动缓慢，故上下加迭色泽不同的釉彩，极易形成斑斓、交织的现象，乃至一窑一火烧制的钧瓷，变化万端，无一相类，故有“钧瓷无双”之誉。规整大气。通体遍施天蓝釉，釉质温润湉静，富有乳浊之感。器型工整精美，窑变色变幻莫测，局部包浆和周身开片的沁色自然而雅丽，如此特质，与抽象画作异曲同工。本藏品茄紫斑超卓臻善，令人惊叹。此藏品实属难得，为宋代瓷器风格文化至今的延续，意义非凡，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和文化艺术欣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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