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国出现最早的货币就是贝壳，当使用金属铸造货币时都到了周朝时期，周景王铸造“大钱”，再到战国时期每个国家对货币形体和重量都有自己的标准，孟子受各国馈赠金，以镒来计算，发展到秦始皇一统六国，货币也统一成了“秦半两”，再到汉朝时期高祖用“三铢钱”，因百姓私造货币分量不足“三铢”武帝就将钱币规定为“五铢”自此后世至唐都沿用“五铢钱”。魏晋南北朝，也是使用五铢钱的时代。
一、董卓造币，遗祸百年
说到货币在魏晋南北朝就不得不提到董卓，因为在两汉时期为官者的俸禄体系是西汉以钱为主，东汉是钱米掺杂，但是不论东汉还是西汉货币的价值都相差无几。董卓却把这个局面生生的打破了。
董卓到洛阳后，将秦朝铸造的铜人打破，用于铸造钱币，但是他造的钱币十分细小，于是就造出许多钱币，物价随之膨胀，以前一石米只要几百钱，如今一石米要几十万钱，钱币产量越高，物价就越高；物价越高，为了能买到东西，钱币就越铸造越多，到了最后回到了最早的原始交易“以物易物”。
董卓的势力主要在西部，西部的货币体系已经彻底让董卓给破坏了，而在其他地方也有人大量铸造小钱，于是东汉末年通货膨胀十分普遍，也形成了劣质货币挤压优良货币的现象，使得钱币流通一直滞懈下去，一直影响着以后的几百年。
在这一时期，货币根本就没有发挥出作用来，“以物易物”体现的是实物的价值，仅此一点就足矣这一时期的倒退；这种原始形式，对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这种以物易物的模式，只有在那种早期部落制时才适用，而人类社会是在进步的，在进步的同时，经济体制也是要发展壮大的。
二、三国魏晋时期的货币问题
曹魏时期沿用的是东汉时期钱谷混用的货币政策，但是生产钱币的铜矿主要在南方，魏国领土上铜矿并不多，所以也无法自己铸造钱币，这也是在曹魏时期不能把董卓留下的货币问题解决的原因。
文帝时黄初二年，废铜钱即用谷帛代替；经六年，司马芝仪改用钱，恢复五铢。司马芝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晋书》
虽然这时又启用了“五铢钱”但是，因为铸造少的缘故，依旧不能解决董卓时期留下的金融危机。
在看魏文帝时期废除钱币，完全使用谷帛，更加深了钱币制度再次恢复的难度，到了魏明帝时期，积攒下来的弊端更加明显，市场上的谷物大多都是湿的，布匹相较之前更加薄，即使明令禁止，但是依旧不能够杜绝。
“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终不能禁。明帝卒仍铸五铢钱。——《晋书》
在桓玄辅政期间再次建议废除钱币制度，改用谷物布匹代替钱币，用于物品流通。孔琳则认为：货币的存在是为了方便物品流通，减少货物在运输时的损失，谷物和布帛虽然是不可缺少的贵重物品。可是如果要用谷物和布帛来代替货币，那么在运输交易的过程中折损就是是不可避免的。
宋朝发明“交子”“会子”就是为了减少金属货币的磨损，这一时期虽然没有那么前卫，但是要用谷物和布帛代替金属货币在这一时期也是很不合适的。
经济关乎着一个国家的稳定，如果百姓的日常生活都得不到保障，谁还有心情建设自己的国家呢？
桓玄辅政，立议欲废钱用谷帛，孔琳之议曰：……圣王制无用之货，以通有用之财，既无毁败之费，又省难运之苦。此钱所以嗣功龟贝，历代不废者也。谷帛为宝，本充衣食，分以为货，则致损甚多。又劳毁于商贩之手，秏弃于割截之用，此之为弊，著自于曩。故钟繇曰：“巧伪之人，竞湿谷以要利，制薄绢以充资。”魏世制以严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马芝以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钱之不用，由于兵乱积久，自致于废，有由而然，汉末是也。今既用而废之，则百姓顿亡其利。今括囊天下之谷，以周天下之食，或仓廪充溢，或粮靡并储，以相资通，则贫者仰富。致富之道，实假于钱，一朝断之，便为弃物。……且据今用钱之处，不以为贫，用谷之处，不以为富。……魏明帝时钱废，谷用既久，不以便于人，乃举朝大议。精才达政之士，莫不以宜复用钱，下无异情，朝无异论。彼尚舍谷帛而用钱，足以明谷帛之弊，著于已诫也。……近孝武之末，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验之实事，钱又不妨人也。……朝议多同琳之，故玄议不行。——《晋书·食货志》
从上面这一段史料可以看出来，司马芝和孔琳的看法都是对的，但是孔琳的看法更为全面，孔琳从事实分析了货币的流通比“以物易物”要好的多的好处。
魏文帝这一时期对于究竟选择用谷物布帛这种“以物易物”的形式代替“货币流通”一直有很大的争议，不过由于铸造货币所需要的铜矿开发很少，导致所铸造的货币根本就满足不了百姓们的需求，所以货币在当时不够流通，一般情况下还是要用谷物和布帛代替，于是就形成了这一种半自然半经济的状态。
魏嘉平五年铸大钱，一当五百；吴赤乌元年，一以当千。——《晋书食货志》
为了解决财政问题三国时期各国几乎都铸造过大钱，刘备当年铸造大钱依旧没能解决财政问题，直到诸葛亮南征后，在南方得到了铜矿，恢复“五铢钱”的使用，才解决了蜀国的经济危机。
即使铸造了“大钱”依旧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所以三国时期大都是利用布匹计算市场价值。吴国曾有人家中种植橘树千棵，每年能换取几千匹布，而按照从前市价计算一匹布价值几百钱，千棵橘树一年的收益就相当于几十万钱。
李衡之妻种甘橘千株，后甘橘成，岁得绢枚千匹。——《吴志·孙休传注》
由于货币的不流通，三国时期的市价只能拿布匹来衡量，而通货膨胀造成的问题远远不止这些，当购买某一件物品时，因为没有货币，所以对物品的估价也不是很准确，在用布匹交易的时候也不是那么的方便，“布匹货币”的变动也很大，给人们的日常生活也造成了很多不便。
云：“嘏，乐安博昌人……又与人共买生口，各雇八匹。后生口家来赎，时价直六十匹。共买者欲随时价取赎，嘏自取本价八匹。共买者惭，亦还取本价。”——《魏志·王昶传》
三、南北朝时期的货币问题
南北朝时期，铸造货币也不是很容易，四川地区的铜矿产量并不大，主要依靠云南地区的铜矿，在西汉时期云南地区多为少数民族，而在汉武帝统一后才利用此处的铜矿造币。到了晋朝对此地的控制力度远不如汉朝，属于半自主化，铜矿的开采力度就大大减少了。
由于铜矿的产量不足，所以南北朝早期都存在着货币缺乏的情况。
自董卓之乱后，曹魏时期根本不曾铸造钱币；西晋时期也很少铸造钱币；东晋及少数民族更是不问此事，直到宋文帝的元嘉年间和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人民物质渐渐丰富，才慢慢开始铸造钱币。
宋武帝时期范泰认为不是钱币不重要，而是铜器更为重要。
钱币作为一种流通手段，自然很重要。如果用开采出来的铜矿铸造钱币，大家都很赞成。但是要把一些已经铸造成形的铜器打碎，重新铸造成货币，浪费是很大的。这些物品铸造出来本来就要耗费人工，人工费用远在铜料价值之上，现在又要将之打碎，那原先人工费用不就白费了？那这些人工费用的损失又怎么算呢？一般造钱毁掉的铜器多为艺术品，这些物品的价值远比造出的铜币有价值。
范泰曰：夫货存贸易，不在少多，昔日之贵，今日之贱，彼此共之，其揆一也。但令官民均通，则无患不足。若使必资货广以收国用者，则龟贝之属，自古而行。寻铜之为器，在用也博矣。……器有要用，则贵贱同资；物有适宜，则家国共急。今毁必资之器，而为无施之钱，于货则功不补劳，在用则君民俱困，校之以实，损多益少。——《宋书》
而宋文帝时期的“方牧贡金”理念就是不计较用铜多少，不计较所费人力，只为铸造钱币的理念，但是铜的来源并没有解决。所以“方牧贡金”只能算是“纸上谈兵”并没有落实。
自汉铸五铢钱，至宋文帝，历五百余年，制度世有废兴而不变五铢钱者，明其轻重可法，得货之宜。以为宜开置泉府，方牧贡金，大兴镕铸，钱重五铢，一依汉法。——《南史·刘悛传》
在北魏初年，钱币依然不流通，还是以布匹谷物交换为主。虽然自孝文帝开始到庄帝一直都在铸造“五铢钱”但是此时的“五铢钱”要求极高，所以铸造的数量并不大，这些“五铢钱”只在京城附近流通。
后来齐周的状况和北魏差不多，都是以使用“五铢钱”为辅，以谷物布匹交换为主。
以物易物本来是经济史上最原始的状态，董卓之祸后，钱币不能流通，到后来就变成了以物易物的状态，各朝各代大多数人都是支持货币流通的。所以货币制度的恢复，在理论上并不难。唯一的问题就是铸造货币的原料来源。
国家铸造货币的目的是为了调节市场增加金融贸易提高税收，并不是为了铸造货币本身取利。所以更加符合前面提到的“方牧贡金”理论，铸造钱币不用过于在意铜原料的耗费和大量人工成本，这样才能达到国家最初的目的。
而一般的铜矿又在边远地区，如果不是大一统时期一般办不到大量的开采铜矿，在南北朝时期，很少能满足这个标准。所以从东汉末年开始一直到魏晋南北朝结束，货币制度一直没有得到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