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魏晋南北朝蒙学教育中士族意识浓厚
谈起魏晋南北朝最值得关注的，除了此期兴起的玄学以外，便是其强大的士族势力。根据《辞海》中对于“士族”的定义，“士族，亦称‘世族’”。“东汉后在地主阶级内部形成的各地大姓豪族，他们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享有特权。”所以魏晋南北朝的士族便属于贵族行列，不难发现经济是士族产生和发展最重要的条件，只有在物质基础上有了一定的保证，才会为新生思想的产生提供肥沃的土壤，产生独立的自由意识。
所以本文的儒学、玄学、艺术等名士基本上都是出自世家大族。在《晋书》中记载的竹林七贤之一王戎就是士族，更有意思的是，他因为过度扩建庄园而遭来了弹劾。东晋时期的谢安也是江浙地带的世家大族，物质生活极其奢靡。这些优渥的物质基础为魏晋六朝的门阀制度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而门阀制度又为士族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所以士族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占据了足够的优势，“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状况就此形成。
魏晋士族意识对蒙学儿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魏晋士人的很多行为举止都很有个性特点，和其他朝代相比，他们不为礼教所束缚，较容易活出真正的自我。传统的教育会使众多知识分子变成忠臣孝子，但是魏晋的士族多以旷达无稽闻名于世。其实大部分的人，出现这种状况肯定和当时的教育有很大关系，这可能是家庭教育、私学与官学交互影响的结果。
就真如同史湘云口中的“是真的名士自风流”那般，其实史湘云说的这话用来形容魏晋士族非常合适，他们不仅在言语上大放厥词，不知顾忌，而且在行为上也放荡怪诞，穿着方面也深受影响。尽管行为如此偏僻乖张，但是他们的行为并不会被世人所诟病，反而会被世人竞相模仿，成为追求时尚的典范。在这种情形之下，很多士人就会按照他们的思想方式来教育子弟，使儿童从小接受旷达不羁态度的影响，这种旷达慢慢就会演变成其他品性，例如傲慢、清高的特性，这些都是士族意识对儿童教育产生的非常明显的负面影响，这便是士族之风对于蒙学上的影响之一。
第二，魏晋世人不仅在思想方面主张个性的放浪形骸，而且在仪容仪表之美方面也几乎达到了追求完美的程度，这种程度在历史上是很难想象的。有记载，虞亮和陶侃之间就有过一段颇为传奇的故事，即当时在政治立场上他们有一定的分歧，但是当陶侃见到虞亮的俊美外表后便被征服，就改变了自己的态度。从这里就可以看出，魏晋士族对于美的追求，不仅是完美而且还具有征服力度，这种现象的形成也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密切相关，对美的追求已经达到了社会共识和信念的程度了。
由此可以推测，这种过度追求不切实际的美的风气，已具有了根深蒂固的社会环境，不可否认，对处于蒙学阶段的儿童势必会产生不良影响，容易让他们从小产生过度重视外表的心性，很难倾心于学习，不认真专注研究学术，从而扭曲自己的价值观。
二、魏晋南北朝蒙学教育中消极思想占主导
魏晋南北朝，有很多学者都会把它称之为“人的觉醒”和“人性解放”的朝代，觉醒与解放听起来固然是自由的、进步的。但是不论是哪种程度的觉醒和解放，都会附带一定的消极思想在内。前文中已经提到，魏晋时期的政局混乱不堪，国家衰微。在这种情况下，势必会促使思想上的自由与解放。如汤用彤说的：“汉末后，中国政治虽然很是混乱，国家渐衰，但思想得到了自由解放。此思想之自由解放本基于人们逃避苦难之要求，所以说混乱衰颓其实是与自由解放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这种情形下的思想解放，对社会的影响势必会有很多消极因素在里面。毕竟人与社会息息相关，没有人可以脱离社会的影响，所以社会环境对儿童身心发展的影响也很大。魏晋南北朝时期又特别注重儿童教育，他们会把儿童的教育看做家族中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儿童的教育会折射出整个家族门第的层次。所以，由于社会环境中的各类消极思想，也导致蒙学教育中存在着各类消极思想。
文化、宗教等都是社会意识形态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对蒙学也会产生相应的影响。首先，玄学思维与蒙学教育内容相互交叉所带来的影响。魏晋玄学主要推崇“崇尚自然”，这就会被理解为“这是为世族大地主的放荡糜烂生活找理由和借口”。虽然这句话说得不好，但是在玄学日益盛行的时代，他们还试图凭借玄学倡导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来替代传统教育。
在涉及到人的本质问题上，刘劭以传统的唯物主义观点来界定人的本质，何晏、嵇康、向秀等人都试图从各个方面去讨论人本质的自然属性，玄学家们力图深入认识人的自然性，重视对人自然性的探讨这是具有进步和批判思维的。但是他们在探索的过程中仅仅关注自然方面的探讨，这很容易走向理论的片面性。所以，玄学家们所得到的结论也很片面，甚至在很大程度上非常不可取。
其次，在教育的价值观念上，虽然玄学和儒学一样都非常重视教育的价值，也都认可教育在人的个体成长和发展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但是玄学家和儒学家他们所认为的教育价值观，还是具有本质上的不同。王弼在这方面就指出教育应该是“养正之功”，意思就是通过实行教育来培养人的自然之性，从而可以使人遵循自然之道。向秀等认为，教育应该“任性”“足性”，意思就是应顺应和放任人最自然的本性。这些教育观点的局限性非常明显。
同时鉴于玄学的特点，极容易出现上述状况，在被玄学笼罩的社会环境下，儿童的教育必然会遭受到这方面的影响。有的儿童从小就会接触到玄学之风，虽然他们能够在遵循自然的基础上，关注个体特点，与传统的儒学相比会显得具有进步主义思想，但是期间也不免过于追求个性，容易出现放浪形骸的情形。同时伴随着玄学热度的上升，儒学独尊地位被瓦解，虽然在蒙学教材中儒学还是占主要地位，但是这期间的儒学或多或少也受到影响，出现了用老庄思想来解释儒学的风气，这不免给儒学带来了很被动的变化。
玄学在这一时期带给蒙学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玄学自身强调自然主义教育的倾向。教育中的自然主义，西方有卢梭、裴斯泰洛奇等人为代表，我国以老子、庄子为代表，但是至于理论的形成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教育理论为标志，虽然他们强调遵循个性，突出人的自然本性，但是这种过于追求自然本性的想法会对蒙学教育带来消极影响。第二，玄学本身较为注重理论的思辨性。“思辨”顾名思义就是指纯理论的思考，它和“经验上的思考”有很大差别。总之，玄学教育的理论体系非常关注思辨，这就会导致教育中实践性的缺乏，特别容易走向与实际相脱离的形式主义，很难具有实用性，会对蒙学教育产生一定的误导。
在魏晋南北朝这个分裂混乱的时期，玄学家们在现世中很难找到精神寄托，所以希冀着获得这种精神世界的慰藉。这种逃避现世的心态在玄学传播的过程中，必然会影响儿童的教育，虽然他们也有积极思考，如何在乱世中发展世俗教育。玄学中崇尚自然，注重个性的积极因素也促进了儒学的发展，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在当时那个社会环境中，玄学中消极思维的影响还是占了很大的比重，导致魏晋南北朝蒙学教育被个性“形骸之外”的思想充斥着，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没有超越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更重要的是由玄学自身引起的。
结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时局混乱，但是并没有完全阻挡住蒙学教育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蒙学教育，不论是从自身状况，还是对后世的影响上都颇具研究价值魏晋南北朝的蒙学教育虽然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和历史局限性，但这并不妨碍它将承前启后的巨大时代贡献展现的淋漓尽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