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唐高宗虽开疆拓土但破坏了制度,再无人敢于提出不同意见

唐高宗虽开疆拓土但破坏了制度,再无人敢于提出不同意见

李治看似一个表现不错的皇帝,但实际上坑惨了李唐王朝。

几乎所有人都是多面体,纯粹的好人、十足的坏人都极其稀有,古代帝王更是如此。

比如唐高宗李治,作为我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把自己老婆也培养成皇帝的皇帝,他经常被塑造为“懦弱妻管严”的形象;在另一部分人看来,他灭西突厥、高句丽,把唐朝疆域推至最大,简直是能够比肩父亲李世民的明君。

这两种看法都过于片面。真实的李治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优点、缺点都很明显,这注定了他是一位充满争议的帝王。如果把时间线拉长来看,他对唐朝的损害远大于贡献。

按照先秦诸子百家的理论,可以把一个合格的帝王分为两种类型:

一类是弱势帝王,但他同样可以成就一番事业,所谓“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如果承认自身的局限性,不乱指挥、瞎作为,遵从社会运转的客观规律,发挥人才的积极作用,资质平庸之人也能当个好君主,最典型的莫过于春秋霸主齐桓公(前期)。

第二类是强势帝王,他们是“至强、至辩、至明”的“圣君”,智慧、能力、眼界远超寻常人,能够以上帝视角驾驭群臣、管理百姓,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姿态带领政权走向强盛。显然,秦皇、汉武、唐宗就是这类帝王。

李治

至于唐高宗李治,则是一种矛盾混合体。

单就个人才能而言,李治比不上他的诸位成年兄弟。

对于曾经的太子李承乾,史书记载是“性聪敏”,“特敏惠”,“丰姿峻嶷、仁孝纯深”。虽然身体略有残疾,但他的个人素养并不差;跟李承乾争储的李泰更加优秀,他才华横溢、聪敏绝伦,文章、书法、绘画样样精通;而且据其在夺储过程中的表现来看,他的心机、政治手腕也相当了得;李恪则比李泰还要强。史称他英武过人,有文武之才,李世民甚至表示:“吴王恪英果类我。”

以上三人,个人素质一个比一个高,也都曾获得过李世民的喜爱。但由于李承乾、李泰争储,李恪的母亲为隋炀帝之女,导致最没存在感、仅仅有“仁孝”这一优点的李治捡漏继承了大位。

从李世民在晚年费尽心思写下《帝范》一书、苦口婆心教育李治来看,他对儿子的治国能力自然是心有疑虑的。但他为什么放心地把江山交给李治呢?底气在于自己留下的三大政治遗产:

第一,制度遗产。李世民虽然文武全才,但作为隋末大乱的亲历者,他目睹了更为聪明的隋炀帝是怎么把一个鼎盛王朝搞垮的。因此,他创立了诸多制度来对皇权进行匡正、辅佐,比如规定谏官、史官全程参与顶级军政会议,设立了集思广益、鼓励不同意见的“五花判事”制。

李世民

第二,人事遗产。文有长孙无忌、褚遂良,武有李世勣,李世民为儿子留下了“顶配”班底;甚至连儿媳妇,也挑的是贤良淑德、出身关陇贵族的王皇后。

第三,良好的民望基础。“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盖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短短20余年间,李世民创造了政治清明、经济复苏、文化繁荣、军力强盛、社会和谐的贞观之治,史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朝野对李唐皇室的认可度极高,民心可观。

事实一度证明了李世民是对的。李治在即位之初的永徽年间,各项制度、人事安排都遵循了太宗遗政,对几位辅政大臣言听计从、极为尊重,彼时的大唐国泰民安,沿着贞观之治的轨道继续稳定发展。

但无论多么温和、仁孝的人,一旦坐上皇帝之位,都不会甘心长期唯他人是从,即使对方是把自己扶上太子之位的亲舅舅。同时从李治勾搭父亲后宫的武才人一事来看,他柔弱的外表下也饱含叛逆之心。

最终,借着改立皇后之机,李治在武氏的帮助下收回了皇权,并且打击关陇勋贵、将科举制推向深入,同时还知人善任、提拔了杜正伦、薛元超、韦思谦等一众贤臣。

李治

单从结果来看,李治亲政的表现是相当合格的。

他勤勉执政、关心民生,相对于霸气十足的父亲,其执政风格看似更为温和;永徽三年(652年)编成的《唐律疏议》宽平公正、体系完备,推进了古代法制的新发展。

他执政期间,经济持续发展、国力继续稳步提升。以此为基础,大唐继续延续了贞观年间主动出击的对外军事战略,先后平定漠北、攻灭高句丽和百济、击垮倭国大军、灭亡西突厥,使国土东起东北亚、西临咸海,笑傲整个唐朝时期。

但如果据此认为李治是比肩父亲的千古一帝,那可就太过儿戏了。

评价一个帝王的成就,不应仅注重外在,还得看内里;不仅要看实时业绩,更要看留下了什么政治遗产。

以帝王的标杆秦皇、汉武为例。

前者被一些文人骂作“暴君”,但就是他,第一次真正地统一了华夏,第一次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第一次创建并实行了成型的制度;第一次系统性地向周边强势推广华夏文明,其后两千年的制度、文化都深深受其影响,所以他被视为当之无愧的“千古一帝”。

刘彻

汉武帝被人骂作“穷兵黩武”,但就像他自己曾对卫青和太子刘据说的那样:“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闻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岂有之邪?可以意晓之。”“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作为雄才大略的代名词,汉武帝终其一生都在推行涉及到所有领域的改革,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外交都实现了堪称开天辟地的创举,中原王朝全方位的强势从此成了习惯。

因此,所谓明君,相对于造福一时,利在千秋更为可贵;也许这一点很难,那么退而求其次——为自己的子孙打下良好基础,为朝廷、百姓留下良好的规则、环境,即使仅仅持续一两代人,那也足以令人赞叹了。李世民就完全符合这一标准。

反观李治,则完全相反。

《旧唐书》评价李治造成的后果:“忠良自是胁肩,奸佞于焉得志。卒致盘维尽戮,宗社为墟”;《新唐书》与之类似:“唐之宗室戕杀殆尽,其贤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

两本史书对李治的指责都集中于两点:破坏规则、遗祸宗室。即所谓的“毒流天下,贻祸邦家”。

被李治破坏的,正是他父亲留下的优秀政治规则。

相对于其他盛世,贞观年间最令人称道之处,其实并不是强盛的军事,而是清明的政治。从整体而言,那时没有政治倾轧、派系斗争,没有小人乱政、忠良获冤,不需要溜须拍马、更无须见风使舵,人才得展所长、官员勤奋为政。

贞观初年颁布了谏议制:“自今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议事,皆命谏官随之,有失辄谏。”

那些有权参与军国大事的官员们面见皇帝时,旁边必须有谏官跟随,后来还加上了史官。这么一来,没人敢溜须拍马、糊弄敷衍,无不绞尽脑汁地出谋划策,尽心尽力。毕竟谁也不想被魏征这样的人指着鼻子骂,更没人想在史书中留下庸臣、佞臣的标签。

至于所谓的“五花判事“,则是要求“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以制度要求官员各执己见、鼓励不同声音,在任何时代都极为罕见。

不过这两大制度都在李治执政期间名存实亡。

在借着改立皇后之际打击元老势力的过程中,凡是反对自己与武后的,要么被削职免官,要么被贬出京师甚至处死,即使是对国家、对自己立有大功的长孙无忌等人都未能幸免。

相反,那些见风使舵、顺应圣意的人则获得了进入权力中枢的机会,李义府、许敬宗等人飞黄腾达,奸佞之风死灰复燃(后来这俩人虽倒台,但风气一旦开启就再也刹不住车)。

李勣

史书记载,李治登基五年后,就极少见到敢于仗义执言的谏官。连李治本人都感到奇怪,宰相李世勣的解释是:“陛下所为尽善,群臣无得而谏。”但是显然,没有完美的皇帝,李世勣显然是在说谎,只是迫于当时的政治风气、无人敢提反对意见罢了。

这就是“忠良自是胁肩,奸佞于焉得志”的原因。一个不允许不同意见的朝廷,是不可能风清气正的。

至于李治因风疾而将权力分给武后的做法,则更令人感到匪夷所思。就像宰相郝处俊劝阻时说的那样:“尝闻礼经云:‘天子理阳道,后理阴德。’则帝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阳之与阴,各有所主守也。陛下今欲违反此道,臣恐上则谪见于天,下则取怪于人。昔魏文帝著令,身崩后尚不许皇后临朝,今陛下奈何遂欲躬自传位于天后?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二圣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正合谨守宗庙,传之子孙,诚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族。伏乞特垂详纳。”

站在今天的视角来看,李治把帝位传给谁、本质其实并无差别。但在当时,这是对封建政治制度破天荒的破坏(关键是压根没啥创新、进步),其造成的后果就是无数李氏宗室及其支持者被诛杀,甚至还引发了兵祸,唐朝的实力、威严遭到重挫,连曾经降服的东突厥也心生不屑、借机崛起。

武曌

此外,为了堵住悠悠众口,武氏胡萝卜加大棒、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赏赐与酷吏并用、恩威并施,将曾经清正的朝廷,变成了阿谀奉承、蝇营狗苟的沆瀣之地,“贤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这才遗祸最深远的。

假设一下:如果当初李治清洗了长孙无忌等元老之后,重用的是自己挑选的文臣而非武后的势力,也许开元盛世会提早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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