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会对明亡清兴的变故无限扼腕叹息，认为清王朝的入侵是对华夏文明的毁灭性打击，造成了中华的倒退，才有了后来一系列的近代屈辱历史。甚至有人假设，如果面对西方列强的是一个“天子守国门”的大明朝廷，中国的近代或许会有着完全不同的面貌，甚至还会有中式的“明治维新”，将华夏带入世界强国之林。如果假设的条件存在，结果可能如此么？
01 政治轨道的固态化首先，在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终究是不可逆的官僚与集权政治。当时的中国发育出了强大的士绅阶层，从基层乡里到京师大官，无不是在科举制的基础上实现阶层流动。这些中国精英分子将实现所谓“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政治抱负作为生存目标，而并不关心行政架构的优化和社会革新，只是沉醉在明君贤臣的历史神话中。因此，满清的外域因素虽然影响了华夏的政治结构，但是并没有改变其政治生态的本质。那些出身士绅的官员群体，强调的是所谓的“权谋御下之术”，根本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具有社会服务意识的公务员，而是喜欢以控制下属为乐趣的官家。即使刨除那些专心敛财的贪官，即使是少数潜心工作的“清官”，也难以凭借务实的才能突破“中国式”权力游戏的藩篱。在这样的社会政治生态之下，就是明朝的官僚对面对鸦片战争前后的西方近代文明，他们很大程度上还是会遵循对欧洲先进技术的蔑视以及警惕，而很难掀起大规模的学习浪潮（如日本的明治维新活动一般）。
图/明代官员02 没有前景的经济另外，很多网友依旧痴迷于所谓的明朝资本主义萌芽的幻想之中，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清朝的干扰会自动转型成近代的西方式君主立宪国家。事实上，中国明朝末年的经济发展虽然出现了部分类似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模样，但实际上与分权封建社会下孕育的自由市场模式完全不同。如果没有外来经济渗透，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只能停留于萌芽阶段，根本无法培育出近代的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中国古代商人始终有着浓厚的政治背景，基本上是“官商勾结”的典范，也就是所谓的政治特权商人，这个身份的形成与发展与中国的社会形态的演变相伴始终。在这样的商业模式下，取得政治特权的商人在进行资本再分配时就无法将货币资本重新投放到生产领域里，而是更多地投入到了土地购置，高利贷与政治献金中。
图/明代商业社会这就造就了明代与后世清代的工商业经济缺乏正常的商品经济秩序和资本再生环节，也没有形成可以影响社会发展的中产阶级群体和商业权利意识。在这种社会下培养的商业群体，能够安然挺过政治格局的剧烈变动便是自求多福，想要去参与政治构建便是痴人说梦。
图/西方商业社会03 中日对比之下反观我们身边的邻居日本，早在德川幕府中期就已经有了部分西方“兰学”的传入，早就形成了成千上万个如魏源与严复那样对西方自然科学乃至人文社会具有浓厚兴趣的知识精英。这些人既无法从科举制中获得所谓的“阶级流动”，也不会在封建幕府体制下承受如同中国般绝对权力的思想压制，自然而然的就成了后来明治维新运动中的主力。
图/日本兰学明治维新中日本人的社会准备条件远远比中国充分的多。在我们的社会中，除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政治幻想之外，就剩下种地了。参考文献：1.明史2.世界全史百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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