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关乎国家政策走向的辩论会，开始了。
那是距今2100多年的汉昭帝始元六年二月。正方为御史大夫桑弘羊等政府官员，反方为各地选派的贤良、文学60多人。所谓贤良，出身都是各地豪富之民；文学，则是底层的儒家知识分子。辩论主题之一是汉武帝时实行的盐铁酒国营专卖政策是否还要继续下去。
汉昭帝之前的汉武帝，连年用兵征讨匈奴，逐渐导致财政亏空，入不敷出。于是，国家推出了一系列开辟财源的活动，比如盐铁酒的国营专卖、均输平准、货币改革等，逐步改善了财政状况。但同时因搜刮过多，也给民间带来了极大困苦。这是辩论会的时代背景。
正方首先立论，盐铁官营一方面有助于筹集军费，用于对匈奴的作战，既保边境平安，又扩大了疆土，还获得了匈奴的牛羊等资源；一方面有利于加强中央的实力，防止“七国之乱”那样的地方叛乱再次发生。
反方认为，对于匈奴这样的蛮夷，动武没用，得用道德感化他们。而盐铁官营之下，全国铁器规格一致，但是各地土质不同，农具无法因地制宜地制造，农民用不上趁手的家伙，导致农业生产受损。
正方反驳，官营铁器的规格、质量都是统一的话，对务农是有益的。有些人陷入饥寒交迫的困境，那是懒惰或者追求奢侈的结果。而且盐铁官营还有利于瓦解地方上的豪强势力，让社会风清气正起来。
反方再驳回去，世易时移，汉武帝时期出台的政策是为了当时救急，今时不同往日，老百姓因为战争的破坏和贪官污吏的压榨，早已疲惫不堪，必须尽快改弦更张，安定人心。
就这样，双方针锋相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甚至还展开了人身攻击。
桑弘羊贵为国家重臣，在论辩到激烈处，放弃风度，多次放言威胁贤良、文学不要乱说话，不然会像建言削藩的晁错那样被斩杀在东市。
贤良、文学也不示弱，指责桑弘羊等大臣执掌天下大事已经十多年了，不光没有造福社会，还让百姓困苦不堪，家徒四壁，而自己却积累下巨额财富。
桑弘羊很生气，说你们这些来自穷乡僻壤的陋儒，衣冠不整，不知冰水之寒，好像喝得酩酊大醉后刚醒一样，哪里配讨论国家大事？
这次辩论会，后来被称为“盐铁会议”。汉宣帝时，庐江太守丞桓宽根据当时的会议记录，加以润色、增广，写成《盐铁论》一书，共60篇。我们今天能读到这些充满火药味的论辩场景，要感谢桓宽。
需要注意的是，桓宽不是中立、客观地加以编写，而是倾向性明显，站在贤良、文学的立场上进行记述。看书中的表达，虽然双方都引用“五经”，都以孔孟为凭依，但贤良、文学都是口若悬河，雄辩滔滔；而政府官员动不动就默然了，就答不上话了，要不就面有愧色。而且，每篇一上来，往往先是官员来一段，然后贤良、文学大段大段地驳斥。
这么一来，虽然“盐铁会议”的结果只是取消了酒类专卖，汉武帝时的政策大多还是保留了下来。但贤良、文学表达出来的经济思想却借助《盐铁论》一书，牢牢站稳了此后2000多年经济思想的C位。
此外，虽然辩论主题是盐铁官营，但是，双方的论争范围突破了财政经济领域，扩及司法吏治、民族关系、社会风俗、学术思想等方面，可谓一场大百科全书式的辩论，映照出西汉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
有学者做过统计，发现该书谈论经济问题的篇数只占12%。因此，清初藏书家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将其列入史部食货类中后，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提出批评，认为还是应该列在子部儒家类更合适。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的正史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家谱。意思是大部分史书缺乏对广阔丰富的社会生活的记录。而《盐铁论》在不经意间保存了大量了解汉代民间社会风俗的史料，对正史记载的缺失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补足。
比如在《散不足》篇中，贤良、文学提出社会风俗在近来发生了由俭入奢的情况，广泛涉及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各个领域。举例时引用了大量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器物、食物、衣物、玩物等诸多好物，让人们看到了汉代民间日常的五彩斑斓。
若将《散不足》篇的这些社会史资料与近年出土的汉代文献相结合，相信能更进一步揭示出汉代社会的生动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