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绍兴两个年号，与两宋之际时局变迁和南宋初期高宗朝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在两宋时期，这并非个案，而是普遍现象。
将年号置于两宋历史变迁中展开考察便不难发现，其实某一个皇帝的年号，就是其在位期间施政的缩影。
甚至可以说，一部两宋皇帝年号史，就是一部两宋王朝政治史。
建隆年号与太祖建宋
宋太祖赵匡川，960-976年在位。在位17年间，共有3个年号：建隆、乾德、开宝。作为赵宋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在陈桥兵变中黄袍加身，改国号曰宋，建隆成为他的第一个年号。
“建”字带有更始之意，“隆”有兴盛之意。建隆年号，契合时局，符合新王朝创建的政治理念。建隆年间，太祖锐意进取，一方面建章立制，另一方面致力剪除各个割据政权，一统天下。
建隆四年（963年），太祖改元乾德。其寓意，一则取《周易》，用鬻类比其时大宋周边诸如契丹等强敌，欲求国家太平无衅。乾德年间，太祖相继征服了南平、湖南、后蜀等地。
968年，太祖改元开宝。“宝”字凸显出帝王的独尊，“开宝”也寓意开创盛世帝业。开宝年间，太祖着力打击北汉，同时先后消灭了南方的南汉和南唐政权。
在太祖朝的3年号中，作为王朝第一个年号的“建隆”，颇具探讨价值。
自907年唐朝被权臣朱温取而代之后，中国历史由大一统时代陷入长达七十二年的分裂动荡时期。在此期间，南方割据政权相对稳定，但黄河流域陷入弑君篡位、兵变和战争的恶性循环，加之诸如契丹、沙陀等少数民族势力的介入，整个北方四分五裂，混乱不堪。
宋太祖通过相对温和的陈桥兵变方式获得皇位，政权和平更迭，但外部形势非常恶劣。
太祖对周围强敌环伺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以商周和汉唐开国为师，表达革故鼎新之意。
可见，在如此政治形势下登基的太祖，改元建隆，年号之“建”字，便带有建新更始的意思，而要达到“隆”，则需首先内稳政局，外平诸多割据势力。
早在陈桥兵变后，赵匡胤带兵回到京师之时，便有人“闻上至，皆大恐，将谓循五代之弊，纵士卒剽掠”，尽管最后结果不尽其言，但仍然发生了“闾巷奸民往往乘便攘夺”的混乱局面。
鉴于此，太祖施行积极的民生政策以稳定局势，安抚百姓，将政权更迭所带来的波动降至最低。除对社会治安的加强治理外，还对前朝大臣和将领赐予了丰厚的奖赏，京城局势很快便得到了控制。
然而，在建隆元年，新生的北宋政权依然遭遇内部李筠和李重进的叛乱。李筠曾是后周潞州节度使，但随着个人野心的逐渐膨胀，他不仅拒绝了太祖授予他的官爵和赏赐，反而不断招募流民以扩充自己的军队。
到后来他勾结北汉，图谋造反，随着宋军攻打潞州，李筠的三万部队很快溃败，李筠自杀，叛乱失败。李重进乃是郭威外甥，因不满太祖解除其侍卫军都指挥使之职，决意造反，但宋朝利用叛降的李重进使者，改变了李重进的进军计划，使得他最终城破身死。
总的来说，建隆年间的宋太祖励精图治，努力协调内政外交关系，基本稳定了局势，实现了政权的和平过渡，达成了建隆年号更始兴隆之目标，为乾德、开宝年间的统一战争奠定基础。
端拱与太宗的守内虚外
宋太宗赵灵（本名匡义，又名光义），宋太祖赵匡胤之弟，北宋第二位皇帝，976-997 年在位。在位22年间，共有5个年号：太平兴国、雍熙、端拱、淳化、至道。
976年，太宗即位，改元太平兴国，寓意国家太平兴旺，而想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解决虎视眈眈的辽国及其附属政权北汉的威胁，收复燕云十六州。
太平四国四年，太宗亲征北汉并将其灭国，进而马不停蹄，乘胜进军幽州（辽的南京，今北京宣武区），结果遭到高粱河战役的惨败。
可失败并未磨灭太宗北伐的志向。984年，太宗改元雍熙，寓意“树鸿业于中区”。雍熙三年（986年），太宗再度分兵三路北伐，结果再受阻于岐沟关之战，铩羽而归。
988 年，太宗改元端拱，寓意“端拱而四方安，刑措而兆民治”，从而将国家重心由“重外轻内”逐渐向“守内虚外”转变。
990年，改元淳化，期间，太宗的治国理念进一步转向内在，通过扩大科举录取名额、修史撰书等举措，将治国理政的重心完全转移到了国内。
在太宗朝5个年号中，从“雍熙”到“端拱”的改元，可谓其从积极经略边疆到“守内虚外”国策转变的标志。
自太祖以来，北宋便逐步推进其统一计划。到太宗朝，太宗以实现天下一统的目标为己任。
太宗希望建功业之心表露无疑。为了收回燕云十六州，在雍熙三年，太宗发动了第二次北伐，结果却换来了宋军更大的惨败，精髓丧失殆尽，使得后世在对辽关系上“终宋不振”，带来所谓的“积弱”问题。
在北伐之初，宋军进军顺利，捷报频传。潘美“出雁门，自西径”，斩首敌军五百级；寰、朔、应、云等州相继攻克；田重进连下飞狐、灵丘等地；四月，蔚州成功收复；
曹彬一路也乘势攻破涿州，兵势大振，以至于太宗“颇疑彬进军之速，且忧敌断粮道“。由于曹彬的急功近利，在攻打涿州的时候遭遇了辽将耶律休哥率领的大军反击。
在曹彬失利后，太宗急命其他两路退军，但为时已晚。六月，耶律斜轸率军十余万大败宋军，蔚州复陷，耶律斜轸又趁势追击，再歼数万宋军，山后诸州尽皆复陷。至此，雍熙北伐宣告失败。
一年后，太宗改元端拱。“端拱”之意，不难看出，两次北伐的大败，沉重地打击了宋太宗收复汉唐故地的宏愿，使他清醒认识到宋辽力量平衡、燕云暂时不可收复的现实。
缘于此，开始了他从积极经略边疆到经略内政的——守内虚外国策的实施，颇具道家”无为“的味道。
端拱年间，太宗不仅愈发专断朝政，加强对执政群体的控制，还进一步控制军队，将兵权牢牢紧握，在向内发展上继续沿着”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道路前进。
”雍熙“一号蕴含了太宗一统天下的雄心，而”端拱“则是壮志磨灭，锐气殆尽后被迫实施”守内虚外“国策的无奈。
从雍熙到端拱，从外向到内在，不仅是两个年号的变化，更是两种不同治国理念间的转换，其影响不仅在太宗朝，甚至及于整个赵宋王朝。
大中祥符年号与真宗的”天书“闹剧
宋真宗赵恒，北宋第三位皇帝，997-1022年在位。在位26年间，共有5个年号：咸平、景德、大中祥符、天禧。
997年，真宗即位，是时宋辽大规模战事已然结束，天下承平，故改元咸平。咸平六年年底，天降雷暴，真宗以为这是上天的警示，因此改元景德。景德二年，宋辽签订澶渊之盟，自此宋辽关系平稳发展。
1008年，真宗诈称“天书降世”，自导自演了一场”天书“闹剧，并为此改元大中祥符。此后，真宗便遵循着”上天“的旨意开展各类”崇道“活动。1017年，真宗为感恩上天降下的各种”祥瑞“，改元天禧。
在真宗朝的5个年号中，”大中祥符“年号最具政治寓意。
自《澶渊之盟》签订后，随着外部威胁的解除，使得真宗君臣可以专注于内部隐忧的解决。
对北宋初年的太祖、太宗和真宗几位皇帝而言，契丹和燕云失地固然是影响统治的大问题，但它们终究不过是外患。真正威胁赵宋统治者的是内患，具体来说是政权的合法性问题。纵观人类权力的获得，无外乎四条路径：
一是生出来，二是打出来的，三是做出来的，四是选出来的。
对太祖而言，本为后周大臣的他通过陈桥兵变获得国家权力，得位不正。但是，太祖以及太宗两代皇帝都无暇解决这个问题。
而对太宗、真宗而言，”斧声烛影“的疑案始终困扰着他们父子二人。了解了上述背景，便不难理解真宗朝”天书“闹剧产生的必然性了。
真宗将左承天门上的黄帛，解释为去年梦中神人的预见和指示，而兴修的道场就是依神人之言而建，再等待一个多月后，终于等到了《大中祥符》三篇天书。
于此，真宗终于为封禅工作做足了准备，真宗改元大中祥符后，于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开始了泰山封禅，同时下令扩建岱庙，修建了规模雄伟的天妮殿。
二年，兴建玉清昭应宫、太极观、真灵宫。五年，又于延恩殿设道场开展”神道“活动。六年，又命建明道宫。七年，真宗尊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上玉皇大帝圣号”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玉皇大天帝“。
真宗主导的”大中祥符“改元，及其系列”天书“闹剧，无非是运用”神道设教“手段，通过上天的”恩赐“宣示政权的合法性。
但真宗的这些”神道“举动，固然解决了王朝所面临的隐忧，但却耗空了国库，导致国家财政危机，带来了所谓的“积弱”问题，从而引发了改革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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