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的名字大家很熟悉了，电影、电视剧里也常有他的身影。但那是艺术创作，并不是真正的历史。
唐代很多传奇文学拿狄仁杰当主角，编了很多故事，后来清朝人写过《狄公案》，荷兰有个汉学家高罗佩写过《大唐狄公案》，把狄仁杰塑造成了一个神探。
但是，历史上真实的狄仁杰可不是一个刑事侦探那么简单。狄仁杰一生中两度拜相，加起来的时间总共也才三年多，但却比武周一朝的任何一个宰相更让武曌尊重和信任。
因为狄仁杰的人格魅力确实非一般人臣可比，纵观狄仁杰宦海浮沉的一生，完全可以用儒家的理想人格「三达德」来概括，那就是——智、仁、勇。
在我的心里，狄仁杰一生最重要的成就，并不是成为那为人称赞的李唐功臣，而是一个心系底层百姓的官，其他的一切，甚至包括复唐，都只不过是完成这个目标的手段罢了。
从童年时代起，狄仁杰身上就有一种特立独行，不畏权贵的勇气。
有一次他家的门人被害，县衙里的官吏前来调查案情，府里的老老少少都忙不迭地前去接受问话唯独狄仁杰拿着一本书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县吏一看这小子那么有个性，心里老大不爽，就上去命他接受问话。狄仁杰啪的一声合上书本，没好气地说：“我跟书中的圣贤对话都惟恐不及，哪有空理你们这些俗吏！你凭什么凶我？”
这是史书记载的有关狄仁杰生平的第一个故事。从这我们就看出狄仁杰从小就有泰山前于前而心不乱的淡定，以及酷爱学习的态度。
从古至今，但凡有这份淡定与态度的人，都必然兼有大志、大勇、大才。1000多年后湖南一师也有一位少年，故意跑到最喧闹的地方读书，以锻炼自己的意志和定力，这个人不用我多说，大家肯定知道他是谁。
但可惜的是，狄仁杰在25岁当上州法院院长，堪称青年才俊，可到45岁依然未升一级。当年要与圣贤对话的少年，如今成了沾满柴米气的俗吏，当年红衣怒马气吐眉扬，如今满鬓风霜一梦黄粱，狄仁杰终究还是活成了他当年最讨厌的模样。但20年的磨砺没有让他从此消沉，反而激发了他更强大的斗志。
否极泰来，靠着‘突出’的业绩，以及领导的赏识，狄仁杰从地方调到了中央，当上了从六品的大理丞，和其它五名大理丞一起，负责全国各州司法案件的复审工作，从此狄仁杰终于走上了青云之路。
到了中央的狄仁杰格外珍惜这份工作，仅仅用了1年时间，就判完了积压多年的案件，牵扯人数多达一万七千多人。如此高效的工作，使他很快赢得了上级的赏识，而狄仁杰也名声大噪起来。
武则天掌权之后，狄仁杰先后被派到了甘肃、江南、河南等地当官。每到一处，狄仁杰都会踏踏实实的为老百姓造福，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会建设到哪里，并在当地留下一段又一段传奇佳话，更为难得的是，他始终把老百姓的生命看的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
在武周前期那种视人命如草芥的年代里，他是少数几个真正能够坚守道德原则，珍爱百姓生命的官员之一。
早年狄仁杰担任宁州刺史时，当地百姓就感怀他的仁政，为他竖起了一块德政碑。曾有朝廷御史巡视地方，入宁州境内时，当地父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御史不禁感叹：“入其境，其政可知也。”回朝后更是大力推荐。狄仁杰随即被征召入朝，擢为冬官（工部）侍郎。
垂拱四年（公元688年），狄仁杰随宰相张光辅讨伐越王李贞，平叛之后，朝廷命狄仁杰就任豫州刺史。然而到任的狄仁杰却发现，张光辅麾下的士兵变成了新的叛军，或者说，比叛军还像个叛军，他们在豫州土地上疯狂的烧杀劫掠，欺辱百姓，抢夺平民财物，还将已经投降的叛军家属及部分平民脑袋砍下来去计算军功。
其实，杀良冒功这种事在古代来说可以是常态了，即使到了明清时期，借老乡人头领个军功这种事，也是很多官员之间公开的秘密，一如今时今日的某些潜规则一般。
而普通的官员，能做到不掺和，不参与，就已经算得上一枝独秀，独善其身了。但是狄仁杰却不同，他根本不在意那明晃晃的刀，他愤怒的制止士兵的暴行，主张对投降的叛军“细查轻缓”，直接的与当朝宰相站在了对立面上。
感到被挑战的张光辅可想而知有多暴躁，不仅态度蛮横，还偏袒士兵，对狄仁杰是横加斥责。本以为这样就能震慑住狄仁杰，但是狄仁杰根本不吃这一套，并以刺史的身份愤慨道:“若我有尚方斩马剑，一定砍了你的脑壳。”愤怒的张光辅回朝参奏，将狄仁杰流放到了千里之外的复州做官。
而当时的豫州百姓被株连者达六七百人，朝廷使者屡屡（催）促狄仁杰将他们诛杀。狄仁杰有心想拯救他们，所以一再推迟刑期。
俗话说的好，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狄仁杰思虑再三，最后向武皇呈上了一道密奏，说：“这些人都是被牵连的，并无大罪。臣本打算公开上奏，却有替罪人求情之嫌，可要是不奏，又担心不能贯彻陛下体恤百姓之旨。所以这道奏书写了撕，撕了又写，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恳请陛下能赦免他们。”
后来，武则天果然赦免了这些人的死罪，改为流放丰州。这些人经过宁州时，当地百姓纷纷出来慰问他们，说：“是我们狄公救了你们啊！”于是众人相携至当初的德政碑前，因感念狄公的恩德放声大哭，然后又设斋三日为狄仁杰祈福。到达流放地后，这些死里逃生的人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狄仁杰立碑颂德。
万岁通天二年（公元697年），契丹叛军攻陷冀州，河北震动。朝廷命狄仁杰出任魏州刺史，抵御契丹南下。狄仁杰赴任后，发现前任刺史把城外的百姓通通驱赶入城，让他们修筑防御工事。狄仁杰很不以为然，当即把百姓全都放回田里，对前任说：“贼人还很远，何必这么紧张？就算贼人来了，我自能应付，没百姓什么事。”及至叛军退却后，当地百姓马上又为狄仁杰立了一块感恩碑。
狄仁杰一生中被百姓立了多少块碑，恐怕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但是狄仁杰也从来不是因为为了立碑才会如此，哪怕真是这样又何妨，能为百姓造福就是好官！
几千年来，老百姓碰上贪官、恶官、昏官的概率，绝对要比碰上好官和清官的概率高得多。所以「清官情结」才会依然盘桓在老百姓的心里，千百年来挥之不去。
因此遇见狄仁杰这样的好官，真的是百姓的福份！
有人总喜欢以他晚年委婉劝谏武则天立子不立侄的行为，以及培养和推荐了大量忠于李唐的官员两件事来将他归类为“复唐党”，然而在我看来，这实际上已经模糊了这位老宰相心中最为珍重的东西，那个从宁州、豫州、一直带到丰州去的传颂，那个敢于直面当朝宰相呵斥的轻狂，那份永远力图多体恤一分苍生的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