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建立后，统治者又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
隋文帝利用巩固统治基础、推行政治、经济改革之际，着手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
隋朝是一个
承前启后的
重要时期，也为唐朝封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奠定了基础。
三省六部制的确立
隋朝建立后，废除了北周按照《周礼》设立的六官，吸收了汉魏以来历朝的官制，制定新的制度。
在中央
设置太师、三公及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待五省；御史、都水二台；测太常、光禄、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国子、将作十一寺，左右卫、左右领军等十二府。
中央设置的五省中
，秘书省职掌较闲，内侍省全是宦官，并不重要。
政权所寄，全在尚书、门下、内史三省，成为中央的最高统治机构。
尚书省“事无不总”，是最高行政机构，负责贯彻执行国家的重要政令。门下省是审议机构，置纳言二人，负责审核政令，驳正违失。内史省是决策机构，置内史令二人，负责草拟和颁发皇帝的诏令。
三省长官共同定令立法，参决军国大政，担任宰相的职务。三省六部制度从此确立。
三省六部制
开创了中国官制史上的一个新阶段，
是中央集权化的体现，即三省同为中枢机构，各司草诏、审核、执行之权。
三省长官同为宰相莎面他们从职司上分割了原来的相权，互相制约，避免了权臣独断专权的局面，有利于加强皇权；另一方面，三省又互相补充，集思广益，共同辅佐皇帝，
有利于提高执政与决策水平，对唐以后的封建统治体制影响很大。
中央对地方控制的加强
自东汉末年以来，由于州刺史和郡太守职权的发展，地方行政制度变成州、郡、县三级制度。南北朝以来，又在州上设置都督数州军事或总管，兼管地方军民事务，州郡县的数目伴随统辖区域的逐步分割、缩小而不断增多。
隋初，
“民少官多，十羊九牧”
，郡县的细分，使得人浮于事的冗官增多，
地方财政开支相应加大，极不利于加强统治。
开皇三年十一月，隋文帝采纳兵部尚书杨尚希的建议，下令
“罢天下诸郡”，
取消地方上那一级的建制，以
“存要去闲，并小为大”
的原则，改东汉末年以来地方行政的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两级制。
607年隋炀帝又改州为郡。州设刺史，县置令。州刺史相当于以前的郡守，除边远州外，刺史只管民政，不掌军权。
又并省了许多州县，裁汰了部分冗官，
节省了国家开支，减轻了百姓负担，有利于提高地方的行政效率。
为加强对地方官员的管理和控制，隋文帝废除了汉代以来州郡长官自辟僚佐的制度，规定凡九品以上地方官吏都由中央的吏部任免，且
由吏部考核
。
地方官及僚佐，不许任职本地。
同时规定：“刺史、县令，三年一迁，佐官四年一迁”，不得连任。
这大大削弱了地方州县官吏的权力，从制度上取消了地方豪强大族控制地方权力的可能性。
同时，为加强地方吏治，防止地方官吏与地方势力勾结，隋文帝规定，总管、刺史、外官九品以上不得携带父母及子年15岁以上的家属。
通过这些措施，大大加强了中央对地方和地方官的控制与管理，削弱了地方豪族势力，巩固了国家统一。
初创科举制度
魏晋以来，门阀士族成为社会的主导为量。他们把持朝政，垄断仕途，为维护自身的政治特权，
推出以门第、“阀阅”为核心的九品中正制，作为朝廷任用官吏和选拔人才的一种制度。
随着南北朝以来封建经济的发展，中小地主与富裕农民的数量日益增多，他们要求打破门阀士族的限制，在政治上得到发展。
这一要求与隋朝打击豪强地主，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正相吻合。
开皇年间，隋文帝废除了门阀士族操控选拔官僚的“九品中正制”，
代之而起的是以考试选士的科举制度。
开皇三年，文帝“诏举贤良”。开皇七年，又令“诸州岁贡三人”。开皇十八年，“诏京官五品已上及总管、刺史，并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
在此基础上，大业年间，杨广始建进士科”，并命按土科举人。
明经、秀才、进士三科的相继设立，标志着科举制度的确立。
科举取士下的选官制度，比较重视才学，而不看重门第，为一般庶族地主参政创造了条件，反映了士族衰落和普通地主向上发展的趋势。
此制产生后，把读书、应考和做官三者联系起来，成为以后士人仕进的必由之路。
通过分科考试的方式，以才选人，可以把更广泛的地主阶级中的人才网络到官僚集团中来，从而扩大了中央政府的统治基础。科举取士一经产生，便成为选拔官员
较为公平、合理
的一种制度。
以后，
历代王朝遂相沿袭，并不断对其进行充实与完善，中国古代官吏的选拔制度由此发生了巨大变化。
改革府兵制度
在军事方面，隋继承了西魏、北周的府兵制。
府兵是职业兵，兵士皆入兵籍，不属州县地方管辖。家属亦随营居住，编为军户，不属民户。
这种战时的军事制度在隋统一南北以后显得不合时宜。
开皇十年，隋文帝改革府兵制。
军人除原有军籍，隶属军府外，又与家属一同列人州县的户籍，成为民户。他们及家属与百姓一样，按均田制授田。
军人有较为稳定的家庭生活，他们平时耕作和生产，但须在一定的时间轮番宿卫，遇有战争则随军出征。
由于府兵要负担兵役，出征时自备衣粮，因而虽授田但却免租调力役。这样一来，
府兵制下的军人也成了均田制下的农民
，从而形成了
兵农合一和寓兵手农
的新制度，
是府兵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
府兵的统率，隋文帝设置了卫府制度。
中央12府下统诸骠骑府，上直属皇帝管辖。
军权集中手皇帝，有利于府兵行使保卫国家统一和镇压人民的职能。
至隋场帝时，骠骑府改为鹰扬府，中央成立16府和12卫分领府兵。卫府制度进一步固定下来，并趋于完善。府兵制度因而成为
维护封建统治、镇压人民和巩固国家统一的有力工具。
(五)修订隋律
开皇元年，隋文帝令大臣高频、郑译、杨素等人参照魏晋及北齐旧法“更定新律”。
开皇三年又以“律尚严密，故人多陷罪”为由，令苏威、牛弘等人予以修订，定为《开皇律》500条，12卷。
刑名有死、流、徒、杖、答五种，同时还规定了十恶和八议的内容。
这些条目表明，
《开皇律》仍是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维护封建制度和财产关系的刑律。
如对人民的反抗，则毫不留情加以镇压。而官吏犯法，可以用铜赎罪，也可依其地位参照“八议”的规定适当减刑。
《开皇律》“刑网简要，疏而不失”，与前代刑律相比有很大进步。
首先，“尽除苛惨之法”，废除了前代的枭首、镮裂及鞭刑，还废除了大棒、束杖、车辐、鼷底、压踝、杖桄及孥戮相坐之法。
其次，在统治者标榜“以轻代重，化死为生”的立法原则下，一般刑法较前代而言减轻许多，尤其是自周、秦以来绝灭人道的宫刑，予以废除，
这在中国法律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最后，对死刑的处理也比较慎重。开皇十二年，文帝下诏凡属死罪，都应上报朝廷，“三奏而后决”，以昭慎重。百姓如有枉屈，县若不理，可以逐级上诉至朝廷。
《开皇律》由于对前代刑法作了总结，同时在量刑定罪上比较宽简，在刑法史上有一定的
进步意义
，因而对后世法律影响较大。
《开皇律》成为唐律及其以后各代法典的基础。
不过，在封建时代里，法律条文的制定与实际使用往往有很大出入。
到隋文帝统治后期，统治者加大对违法者的处罚力度，刑律变得严酷起来，
有法不依的现象时有发生。
隋文帝对犯法者亦不依法惩处，常在朝堂律外杖杀官员，
以后刑法愈益严酷，
甚至偷盗一钱以上即被处以
“弃市”
之刑。
大业二年，炀帝因“高祖禁网深刻，又敕修律令，除十恶之条”。次年由牛弘等撰成新律，即《大业律》，凡18篇，500条。“其五刑之内，降从轻典者，二百余条。
其枷杖决罚讯囚之制，并轻于旧”，律法较前有所减轻。
但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及统治者横征暴敛、滥用民力的频繁，
《大业律》，“生杀任情，不复依例”，刑罚酷滥的现象更为严重，“百姓怨嗟，天下大遗”，
成为引发隋末农民起义的一大诱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