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时期的社会阶级为地主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劳动人民两大阶级。
地主阶级可分为皇族、贵族及士族和一般地主（又称庶族地主）三个阶层。农民为主的劳动人民可分为自耕农、各种官私杂户、佃农、部曲客女、官私奴婢等几个阶层，个体的小商贩、独立的手工业者相当于个体农民。寺院经济中，也同样划分为僧侣地主与劳动僧众两大阶级，与
世俗社会一样。
地主阶级
皇族即包括以皇帝为首的宗族亲戚，
是封建皇朝的最高统治阶层
。皇帝既是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又是封建国家最大的地主，
是地主阶级利益的总代表。
皇帝的宗亲戚属，享有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
他们按亲疏关系享有不等的食封、赐田、受田、赐庄田、免课役等
经济特权
；
法律上
有减免赎罪及“议亲”（八议之一）的特权；
政治上
有优予出身、优先入仕的特权。
贵族的主体除皇亲国戚外，主要是高级官僚及其亲属构成的阶层。
他们因功、因故、因贤、因能、因门第、因才等各种因素，成为中高级官员，具有职(官职)、散（散品）、勋（勋级）、爵（爵位）等身份，从而也就
获得了相应的政治经济特权。
大贵族按爵位可获得多至1万户，少至数百户的食邑（但实封折扣很大)。隋唐田令规定，贵族可依爵、勋级请受永业田和勋田。
另外，还在不同情况下，可得到数量不等的赐田。
在法律上
，“八议”中有七条：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这都是贵族可享受的特权，凡涉此八议，法官不能定谳，须经朝议，再奏请皇帝裁决，予以减免。
唐代门荫制为官僚贵族子弟的入仕提供了便捷之道。
凡一品到五品官，都可享有荫子孙散品的特权，凭所给散品可参加吏部铨选。或可根据祖父官品，享有入学馆，充当侍卫、斋郎等特权，
有利于早日人仕做官。
士族在隋唐时期开始分化，一部分得以进入贵族行列，一部分则衰落下去。
随着科举制度的确立和发展，以及以当朝官爵定高下来区别尊卑门第姓氏的原则，
士族作为一个完整、独立的阶层渐不复存在，五代时已消失殆尽。
一般地主，即非身份性地主，他们或由自耕农中的富裕者上升，或由工商业者转化，或起自胥吏、勋功，
但不享有经济、政治特权。
其中有一部分人可通过一定途径进入官僚队伍，一旦辗转升迁至五品以上，则转化为身份性地主，跻身于贵族行列了。
唐朝统治者较为注意选用寒素，不拘一格。
随着进士科地位的崇重，进士出身在中、高级官吏所占比例增大。进士出身者，转而成为
衣冠户
，
成为享有封建特权的一个等级。
豪商富贾也是地主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
，他们往往可以一身兼为商人、地主、官僚，或勾结贵族官僚
共同剥削劳动人民
。唐后期，不少商贾或其子孙通过科举、辟署军功或贿买等方式进入仕途。
打破了令文规定的“工贾异类”不得入仕的规定。
以农民阶级为主体的劳动人民
唐前期施行均田制，均田农民即为自耕农，他们有少量土地，一般都受田不足，但都要按规定承担封建国家的租、庸、调，被称为课户。
均田制破坏后，自耕农则成为负担两税的两税户。
他们属于农民阶级中的
上层
，身份高于官私杂户、佃户、部曲，
在一定程度上享有迁徙的自由，在法律上是“良人”
，由各地州县统管户籍。其中极少数富裕阶层可能上升为地主官僚，但绝大部分在残酷的剥削、压迫下，或沦为客户、佃客，或破产逃亡，背井离乡，浮寄流离。
客户的主要成分是自耕农中的没落者。
由于土地兼并加剧，赋役繁重，大批自耕农破产，失去土地或流亡他乡，成为佃户、佃客、庄户、庄客等，从而成为私家的依附民，脱离了政府的户籍管理。
玄宗开元时，宇文融主持括户，“诸道括得客户凡八十余万”，“征得客户钱数百万”，说明客户户籍及赋役均脱离了国家的控制。
由于没有户贯的客户日益增多，又无法悉数遣返原籍，封建国家就采取“轻税入官”的政策，
承认客户的合法存在，使他们脱离私家，编入国家户籍。两税法实行后，
“户无主（土）客，以见居为簿”，
客户与主户一起成为两税户
。
隶属于官府的杂户、官户、工乐户，属于“贱民”阶层，“配隶诸司，职掌课役”，
他们是介乎奴婢与良人之间的阶层。
杂户接近良人，官户接近奴婢，都隶属于有关的官府机构，在所属的官署中服劳役。官户、杂户都须轮番服役，
役期比一般农民长，有时也可纳资代役。
杂户按规定受田同百姓，官户受田减百姓之半。唐令规定，杂户官户只可同类为婚。如违反刑律，处罚严于良人。在一定条件下，杂户可经朝廷放免为良人，官户则须先放免为杂户，才能放免为良人。
唐后期，随着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放免渐多，和雇匠增加。工乐户指官府工匠、乐工或太常音声人。户籍不隶州县，工属少府，乐及太常音声人属太常，后有所变化。
他们与杂户、官户同属于“贱色”。
部曲客女的身份类似于私家农奴
，依附关系很强，隋朝部曲客女有受田资格，唐朝则取消了这一规定。他们的社会地位低于杂户，非经放免，不得为良，所生子孙，世袭为部曲。
法律地位低于良人，也属“贱民”的一个等级。
随着依附关系的松弛以及部曲客女的反抗斗争，放免部曲为良人逐渐普遍。个体工商业者和小商贩主要是从自耕农中分化出来的，有的成为世袭之家。
法律对工贾异类是歧视的，隋唐都规定工商不得入仕。
他们虽非“贱民”，但有市籍，对封建政府的依附关系很强。民间工匠都要到官府作坊中分番服役，技艺高者往往被补人官府番匠，或编人贡户。
不少手工业者未脱离农业。在城市中，个体手工业作坊往往是前店后作坊，商工一体。
唐后期，人身依附关系的进一步松弛，
以及官营手工业的衰落，使个体手工业者有了较多发展生产的条件，
因而，手工业、商业的发展盛于前期。
奴婢是社会中最低贱的等级，
法律视奴婢如同牲畜，属于主人的资财。
这是奴隶制的残余。
官僚豪族拥有大量奴婢，如唐朝安南都护邓祐“家巨富，奴婢千人”。但总的趋势是，私家拥有的奴婢数量逐渐减少，官府也有一定限制，唐朝对奴婢不再授田。
奴婢的来源有世代相承、战俘、罪没、掠卖、债务等多种渠道。
这一时期的私家奴婢，主人不可以随便杀害。奴婢不仅同类为婚，而且子孙世袭，非经放免（官奴婢须经两次放免），不得为良。
奴婢法律地位最为低下，
主杀奴最重只处以一年徒刑。奴杀主虽未遂仍判绞刑。官私奴婢凡逃亡者，“一日杖六十，三日加一等”。
官奴婢部分用于官府手工业，长役无番，
部分用于宫廷、官署的各种杂役，还有部分是赐予贵族官僚。
私家奴婢部分从事生产劳动，但大多为家内役使。奴婢阶层所受的剥削和压迫最深。
佣雇工主要是从自耕农或个体手工业者中分化出来的，
他们没有生产资料(或仅有简单的生产工具)，
以出卖劳动力维持生计。
佣雇工有农业上的雇工，工资主要是实物，有的为长工，有的为季节性短工，教煌出土文书中就有不少雇工契约，规定窟佣期限、工价、旷工处理等。
还有的雇工承担家内仆役：运输、茶园等工作。手工业中雇工有按日、按月、计件或包工的不同形式。
他们的身份比较自由，但生活艰苦，经常衣食无着，漂流四处。
有的雇工也可由帮工转化为作坊师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