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熙宁变法是一种应对危机的政治冲动，而不是一种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就改革内容来看，变法丝毫没有触及政治领域，其政治勇气比起之前范仲淹诸人的庆历新政来有明显倒退的迹象。
对这次大变法的经济内容,黄仁字评论道:“在我们之前九百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日世界里其他地方提出。但现代金融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全能性组织力量,它之统治所及既要全部包含,又要不容与它类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礼。”变法的不合时宜与失利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熙宁变法是宋神宗赵顼和王安石这对君臣共同推动的。王安石在这场改革中的关键作用是不容置疑的，但倘若没有神宗的坚决支持和断然发动，他也不可能有所作为。
王安石与神宗纵论天下
第三，变法达到了富国的目的。变法真正兴奋点是富国，而不是富民，因而其最大成效也就是国家财政状况明显好转。变法不仅解决了治平年间的财政赤字，还建立起五十二座元丰封桩库作为战备物资库，到北宋后期还是“余财羡泽,至今蒙利”。变法确实使国用丰饶:熙宁六年的青苗钱利息达二百九十二万负，宁九年的免役宽剩钱(即支付役钱以后的纯结余)达三百九十二万贯，两者相加约为七百万贯。
第四，变法扰民。新法确实损害了身处下层的百姓的利益。苏辙就认为:动机虽好,“出纳之际，更缘为奸”的问题难以解决。连神宗也承认青苗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免役法执行结果则是“纵富强应役之人，征贫弱不役之户，利于富不利于贫”，也完全违背了初衷。青苗法（常平法）和市易法的利息都为40%，农民和小商人不堪重负。从熙宁六（1073）年七月开始，连续大旱，引发饥荒，而新法规定的各种征敛却刻不容缓，因变卖田产而流离失所的灾民扶老携幼开始向开封府等大城市集体逃亡,指望能乞讨求生。监开封安上门的郑侠是王安石一手提拔的，人京任职时曾对安石直言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诸法的弊病，王安石不答。熙宁七年四月,郑侠日见羸疾愁苦的灾民涌入开封，便把现状绘成画卷,写了论时政得失的上疏，想通过正常途径送给神宗,遭到梗阻。忧民之心不能自已，他便假称是密急公文,用马递的方式送了上去，希望神宗“观臣之图，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斩臣宣德门外。”神宗看后长吁短叹，夜不能寐。次日即下令暂罢青苗、免役等十八项新法，事有凑巧,不日即大雨如注，延续十月的灾情得以缓解。
第五，反对派与变法派人格有高下之分。反对派名录中，司马光、韩琦、富弼、文彦博、欧阳修、吕诲、范镇、范纯仁、苏轼,等等，哪个不是口碑极佳的贤者?变法派中，王安石确有不凡的抱负与远大的理想，政治抱负与胸襟超过了反对派诸人,个人操守无可非议,但其他如吕惠卿、曾布、章惇、吕嘉问、李定、邓绾、蔡京等，个人品质多有问题,有的当时就被视为小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