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培贵先生的新作《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于2015年9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的出版引起明史学界及社会的热烈反响，一时间“科举热”再度掀起，兹书有功焉。
一、体大思精，独出机杼
从结构上看，该书绪论部分交代了明代科举的时代背景、明代科举发展的主要表现、科举在明代选官来源体系中的地位、明代科举文献概述、明代科举制度研究几大部分，以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庶吉士选拔、培养与散馆制度五章为基本架构，可谓匠心独运，规制宏远。作者认为明代分为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庶吉士考试五层级考试，其中科考与殿试为确认应试资格的考试，其它三级为确定功名的考试（第7页）。学界流行观点认为“童生考试”是明代科举考试的最低一级考试，而庶吉士考试由于与铨选制度的联系更为紧密，罕有学者将其看作为科举考试中的一环，而作者在全面缕清历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后，郑重提出明代科举五级考试体系说，并以此五级考试为全书轴心，绪论为思想先导，构筑了完密的逻辑体系，气魄宏大，自出心裁，闪烁着思想的光芒。
二、史料翔实，考证精审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观作者所征引的文献，既包括官修正史，例如各朝实录、大明会典，又包括经史子集野史笔记，既包括历代乡试录、进士登科录，又包括明代地方志，所征引文献达五百余种之多，作者在搜集原始科举史料方面用功之勤令人兴叹！史料的多处开掘，一方面意味着研究有资于深厚的史料基础之上的可能，另一方面则由于史料具有纷乱杂芜、真伪掺杂的特点，史料多往往也为史学研究者进行具体的史学研究实践带来不可避免的挑战，因而作者的考证功力与识见于分辨史料的真伪尤显重要。郭培贵先生承乾嘉学派考据学之传统，又运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方法指导，考据功底深厚，先生秉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与治学态度，对所收集的史料甄别真伪，进行精确考证，全书见其考证功力之深处随手可得。例如，该书261页，提及万历三十七年七月，初增辽士解额5名，利用《明神宗实录》与《农政全书》对其进行考证。同在该页论述正德三年刘瑾指使陕西、河南、山东、山西、四川等地解额时，作者旁征博引，认为刘瑾之例，实际只执行了正德五年一科，正德八年该处又恢复了景泰四年例。既广泛搜集史料，又不致于为史料所困，在表面的制度规定下面，瞧出制度与实际状况相脱离的端倪，使作者的结论进一步符合客观事实，更具有说服力。其它对于例如各级考试录取名额的考证、会试名录的考证等等，不胜枚举，均现功力，兹不赘言。
历史研究必须具备广阔的学术视野，研究者应自觉将具体的研究与宽广的时空背景、学术背景紧密地结合起来，从中得出具有前瞻性的历史论断。纵观作者的研究，虽然是进行明代科举制度史的研究，但始终以高度的自觉，透过广阔的学术视野观照明代科举制度。例如，作者在书中首先交代了明代科举的时代背景，将明代科举的发展与历史的发展有机联系起来，深刻地指出“明朝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保持稳定时间最长的王朝，与其具有发达完备的科举制度应有直接的关系”（第3页），一语彰显明代科举制度在明朝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又例如，据作者研究，明代科举考试处于中国科举发展的鼎盛阶段，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前提就是全面继承了前代科举制度发展的积极成果（第3页）。众所周知，历史具有连续性，一个朝代的制度发展绝非一时凭空而生，而是历史发展连续累积的结果，明代科举制度发展亦不例外。作者在考察隋、唐、宋、元科举制度发展的基础上，结合明代的历史特征，认为明代科举制度是在前几朝科举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规制基础上继续发展的，其所做的就是适应明代的现实需要，通过对科举制度不断改革与完善，使其开放、客观、公正的基本原则体现得更加充分，使其具体规制更加系统、严密、规范和完备而已（第4页）。作者的思考无疑是有见地的，它洞悉了明代科举发展的历史特征，极具思想穿透力与历史时空观，而作者的这种思想穿透力与历史时空观，始终贯穿于整部著作当中，它是作者广阔的学术视野观照下的产物。再例如，作者在研究庶吉士考试时，注意到庶吉士的选拔、铨选与政治的相互关系，发现明代高层政治对庶吉士考选与铨选具有重大影响，而庶吉士的考选和铨选又反过来对明代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558—560页）。应当说，如果作者不具备广阔的学术视野，便不可能以小见大，将明代的政治生态与具体的研究结合起来，发现其中互动的历史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