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差旅行
朋党之争，是由于思想不同，政见不一的官僚们，在封建政权下形成一定规模的党派互相攻诘倾轧的现象。其本质上，是封建官僚对政治权利的争夺。但无论朋党争端之规模，种类，影响，天水一朝都较历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两宋朋党之争影响广泛，其中，就影响到了宋代的官差旅行文化。何谓官差旅行呢？它是官僚受到政府指派而迁调任免或出使他国等行为的概括。笔者认为，朋党之争对官差旅行的影响有以下几点。
一、使官差旅行形成常态化，官差旅行文化登峰造极
1、官差旅行常态化形成之路
官差旅行从古至今是任何一个政权避免不了的现象。但官员迁调频率频繁程度最高的，非两宋莫属。前文提到两宋的朋党之争规模，种类，影响堪称历代第一，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在两宋，存在着帝后党争，文臣与武将党争，改革派与守旧派党争，主战派与主和派党争等等党争现象。特别是北宋中后期，新旧两党的斗争已经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所谓的新法改革，早已经成为了两党相互攻击的幌子。正如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所说:“党争是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
官差旅行本来是一件很正常的现象。但由于朋党之争的缘故，使得官差旅行在宋代的发生频率极高，最终形成了一种常态化的现象。宋代党争频繁，如宋仁宗时期，新党实行“庆历新政”失败，以范仲淹，富弼为首的新党大批被贬。哲宗一朝，宣仁太后掌权，旧党执政，新党所行变法一律废除，新党代表人物如章惇等被贬，苏轼等守旧派从地方被调回汴京。宣仁太后去世，哲宗掌权，章惇等新党代表重新被启用，而苏轼，苏辙等再次遭贬。所以，宋代的朋党之争对官差旅行的影响很大，使之成为常态化现象。
形式各异的旅行方式
2、官差旅行文化如何登峰造极
官差旅行文化早已有之。不过官差旅行形成一定文化的时代还要推到汉代。并在唐代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比如王维的《使至塞上》，李白的《别南陵儿童入京》等等，说明官差旅行文化已经有一定规模了。而此文化之登峰造极，还要属两宋时代。
众所周知，宋代实行“重文轻武”的国策，文化极其繁荣。而入仕为官的士子，都是书饱读诗书，极有文采的读书人。入仕之后，结师友为同党者甚多，频繁升贬调动，文人感由心生，多赋之于文。如欧阳修调离洛阳《玉楼春·尊前拟把归期说》，苏轼遇赦北返《自题金山画像》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作。由于宋代不杀士大夫，而文字狱也不及元明清三代严苛，所以宋代之官差旅行文化前超汉唐，后越明清，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二、影响宋代官员官差旅行的途径与行为文化
在朋党之争的背景下，宋代官差旅行原因无非有以下几种:要么被贬谪，要么被升迁，要么被同级调任。那么，宋代官差旅行一般的途径与他们在官差旅行时的行为是什么呢？
1、影响官差旅行的途径
官差旅行的途径很多，种类也不同:路径类别不同，旅行方式亦不同。
路径类别
上文提到官差旅行的原因，而这些由于党争引起的原因直接影响了官差旅行的路径。其路径一般分为以下几种:一，从京城到不毛之地（如章惇从汴京贬到岭南）或从不毛之地到京城（如苏轼从儋州到汴京）。二，从京城到情况尚可的地方（如范仲淹从汴京到饶州）或从地方到京（如岳飞从九江到临安）。三，地域间普通调任（如张孝祥从抚州到平江）。
旅行方式
古代的交通运输并没有现在发达。一般来说，宋代的官差旅行官员走水路与陆路。如果在水路，陆路两方面都具备的话，宋代官员一般走水路比较多。北宋欧阳修被贬夷陵，由于“以大暑，又无马，”所以选择水路出行，沿途记载:“沿汴绝淮，泛大江，凡五千里，行一百一十程，才至荆南。”走水路还有两点好处，一方面，可以相对延迟到达目的地的时间，特别是对贬官至荒凉之地的官员。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江河抒发自己的感慨，或是豪壮，或是凄迷，这也是历来的文化传统，早在李唐时期，王湾即有“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之语。
2、促成了宋朝官差旅行的行为文化
宋代官员升迁或者贬谪，官员是不允许在该地逗留太久的（升迁谁会还在旧地方待着呢？），特别是对被贬谪的官员，要求迅速离任。周必大被贬，不敢逗留，“黎明，受省礼，即登车（赴任）”。欧阳修记载自己被贬:“台吏（御史台官吏）催苛百端”，以致欧阳修“惶迫不知所为”。对于欧阳，周这样的情况，由京城被贬地方他们一般在路上耗时很长，毕竟，政府只限定离京日期，对于路程时间并不作规定。那么，他们路上会做什么呢？
拜会师友亲人
前文说到，宋代党争激烈，那么官员在此背景之下的调动，一般都会拜谒师友。师友如何形成一党的呢？这和唐宋时期的一种任官制度——拜谒有关。应考的士子总会在考前通过呈递文章的方式请求拜谒官员，以求得官员的赏识。到了宋代，此情况虽有所减弱，但师友拜谒也是存在的。
欧阳修
如北宋文豪欧阳修提倡古文，反对太学体文章，因此在仁宗嘉佑二年的科考上，主考官欧阳修录取了一大批文章符合自身审美的士人，如苏轼，曾巩，苏辙，后来，他们大多成为了和欧阳修为一党的旧党。他们义兼师友，实际上是政治利益共同体。所以，官差旅行官员途中拜谒师友也就不足为奇了。张舜民被贬，一路上耗费了很长时间，期间不乏拜谒师友之行为，他拜会李令，孟震，又拜会李观佐，吴亮。
拜谒亲人也是很常见的。特别是有亲人同时为官的情况下。例如苏轼，苏辙兄弟。苏轼任签书凤翔府通判，赴任须过渑池。恰好苏辙任渑池主簿，于是苏轼拜会弟弟，兄弟短时团聚。
游山玩水，游览山川
前文提到，宋政府并未强制规定到达任所的固定期限。那么，官员就有了相对充足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由于宋代对士大夫比较宽松，且理学发展，宋代的士大夫普遍形成了淡泊的心境素养。所以，更多的官员选择在官差旅行途中饱览山川之美。
南宋初年，丞相，主战派代表李纲由于与主和派纷争，主战派遭到黜免贬谪，李纲也被撤职。他一路上辗转于江南，江西，湖南等地，每到一处，必游历此处名胜风景。惠山，翠微寺，岳麓寺，与诗友游览，吟诗作赋，填词为文，不亦乐乎！周必大的《归庐山日记》记载其官差旅行途中游览山川，欧阳修的《于役志》记载其官差旅行的所见所闻，其间不乏有游乐之举，因此有人戏称《于役志》为欧阳修的“酒肉账簿”。
庐山
三、影响了官差旅行的文学文化
宋代的文化繁荣程度远远超乎历代，许多脍炙人口的文章是官员在官差旅行前后所写。至于其对官差旅行文学的影响，笔者认为有以下两点。
1、发生文字狱，词祸时现
文字狱从西汉开始出现，一直到清代嘉庆时期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其间历朝历代皆有发生，但论发生次数最少，后果最轻的，当属宋朝。
由于宋代“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国策与“不杀士大夫”的祖宗家法，宋代简直就是历代文人的“天堂”。宋代文人可以相对不必拘泥的写文章，可以直谏皇帝。富弼批评宋英宗不孝，宋英宗惭愧的连声说“不敢”；柳永批评科举，宋仁宗也只是不录取柳永，并没有加以牢狱之灾。可是，自从党争日渐激烈，文字狱开始展现，词祸也开始出现。
其中的代表是乌台诗案，新党部分人从苏轼的诗入手，挖空心思进行曲解，最终苏轼入狱，若非多方求情，苏轼早死于文字狱中。哲宗即位，章惇任相，时苏轼被贬惠州，由于其“报得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被极欲打击旧党的章惇故意曲解，苏轼再次被贬到了儋州——儋州，时为不毛之地，尚未开化。
苏轼
2、影响了诗词的多方面的发展
由于党争，宋代的文人很少再不加拘泥的写诗填词，很少再不加修饰的直抒胸臆。特别是对贬职的官差旅行官员来说，他们的文章形式及其思想都变得含蓄内敛起来。文人们大多通过抒写山水，歌颂花草来表达自己的情绪。这就促进了宋代文学的多方面发展。比如苏东坡的《赤壁赋》就是一篇很好的例子。
四、总结
宋代朋党之争对宋代官差旅行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对官差旅行文化的影响还是冰山一角。由于宋代的党争不断加剧，其本来目的——皇帝对权力制衡的目的确乎达到，却使党争形成了恶性循环，不得不说，宋代灭亡原因之一，就是朋党之争，当然，这是后话。
参考文献：
1、《宋史》
2、《东坡志林》
3、《资治通鉴》
4、《归庐陵日记》
5、《于役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