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便宜行事在古代实在是很难流行起来。但是在宋代，便宜行事却成为了当时政治上的普遍现象，虽然具体的表现方式有所不同，但却都无一例外地拥有着这类性质，这无疑是一个宋朝社会的独特景象。
宋朝特殊的政治环境及对前代的继承推动了便宜行事规则的发展
1、宋朝建立之初的政治环境较为恶劣
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后，一举灭亡了后周，从而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统治。但在北方，契丹趁着中原陷入混乱之际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并且由于后晋儿皇帝石敬瑭的谄媚之举使其获得了燕云十六州，对中原的军事威胁大大增加；而在南方，后蜀、南汉、南唐等政权也都割据一方，完全可能背后捅刀子。
虽然后周的连年征战为宋朝积累了相当雄厚的军事资本，但面对强敌环绕的境地，宋朝依旧无法不感到巨大的压力，因此，宋初不得不在军事上给予许多将领便宜行事的特权，期望于他们能够带来更多的军事胜利。
五代十国作为我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混乱时期之一，各国之间连年征战，几乎没有停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当时的民风普遍较为剽悍，崇尚武力成为主流思想。
如后晋安重荣“起于军卒，暴至富贵而见唐废帝、晋高祖皆自藩侯得国，尝谓人曰：‘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
宋朝虽然是一个新生政权，但在这一点上却没有任何例外，许多将领都有着残忍嗜杀的野性一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宋朝政府不能给予他们相对应自主决定杀生的大权，无疑会使他们心中产生强烈的不满，最后一怒之下反叛也是有可能的。
有关便宜行事的最早记载出现于《史记·萧相国世家》当中：“即不及奏上，辄以便宜施行，上来以闻。”
作为久经战场的将领，他们无论是在对具体情况的了解上还是对行军布阵的经验上，必定比远在深宫的皇帝里要更为优秀。
再加上古代交通不便，实在无法在短时间内将信息传递到皇帝身边并再受到他的指示，而战场却又是瞬息万变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便宜行事实在还是一种无奈之举：实在来不及给皇帝您说了，只能让我这个了解情况的先决定。
当然，这一规定下的成效大多时候也还是相当不错的。蒙恬、卫青、霍去病等人都在“军中闻将军之令，不闻天子诏”的特殊权力下，取得了非常好的对匈作战效果。在这种有先例可循的情况下，宋朝政府自然对便宜行事规则有着更为娴熟的掌握，从而起到既不至于威胁自己的统治、又有利于将领作战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唐朝时期分布于各地的节度也有着中央政府赋予的许多特权，但这却并不能称得上是便宜行事，因为他之中的很多都已经不听管辖，甚至几乎达到了独立的地位。
1、对部分将领残暴行为的默许
对皇帝来说，虽然将领在战场上行军打仗之时难免因为遇到特殊情况而需要自主决定，可若是他们违反了在出征前就已经对其下达的命令，这无疑是一种对皇权的巨大冒犯。然而，这在宋初却颇为常见，而赵匡胤则对促成这一现象的产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以李处耘和慕容延钊的矛盾为例，李处耘作为赵匡胤的心腹被任命为监军，他看到慕容延钊的军队烧杀抢掠，决定整顿军纪。但慕容延钊却对此感到极为不满，双方各执一词闹的不可开交，但赵匡胤却反而对慕容延钊升职加官，做了一次不合理审判。
李处耘身为赵匡胤心腹且所做之事并无过错，反倒是慕容延钊有偏袒下属、反抗皇帝之嫌，按常理来说怎么都应该治慕容延钊的罪，但事实却完全往相反的态势发展。之所以会造成这种结果，就是出于一个笼络人心、稳固统治的目的。
毕竟当时如慕容延昭这般喜爱烧杀抢掠的将领在北宋朝中极为普遍，治罪一个无疑是在得罪这一群体。因此，每当军队出征时，虽然赵匡胤表面上叮嘱不可多生杀戮，否则以军法从事，但实际上就算发生这种事了他也只会置之不管，很好地体现出了其对便宜行事的娴熟运用。
2、以正面例子来对其他将领进行教导
在派遣将领前往讨伐各方割据势力的时候，赵匡胤一般并不会过问具体的战争过程，只要结果良好就是万事大吉。要做到这点，便需要对将领赋予极大的信任和权力，便宜行事规则在此时就得到较大范围的应用了。如在任命曹彬为征讨江南的主帅时，赵匡胤甚至还赐给他一把“尚方宝剑”：副将以下，不用命者斩之。
正所谓“君以国士待我，我必国士报之”，受到这么亲近的信任和重用，曹彬自然也会感到受宠若惊。在这种旁例的带动下，其他将领们也都以不辱使命作为自己的战斗目标，只为了报答皇帝的恩情。
此外，虽然赵匡胤在统治初期对将领的残忍嗜杀行为保持默认态度，但这些将领在他心中却也落入了下乘，很难得到真正推心置腹的重用。无论是从任何角度看，战争胜利后的烧杀抢掠都对国家发展没有任何好处，甚至长期在这种行为风气的渲染下，将领和士兵还会变得越发难以管理。
因此，为了消除这种不正之风，对品行良好、治军严明的将领给予便宜行事上的特权以表达重视，无疑能够在全社会起到较好的带动作用。此消彼长之下，宋朝的将很快进入一个有序阶段，从而真正做到繁荣稳定。
便宜行事在宋朝也一直进行着由强到弱的变革
1、宋太祖时期的便宜行事最为剧烈
正如前文所说，宋朝刚刚建立之时无论是在外部政治环境还是在内部社会风气之上，都有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一旦在面对这些情况时稍有不慎便有可能导致身死国灭。非常之时行非常之法，便宜行事规则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被运用的最广泛、程度也最深。
由于便宜行事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分权性质，而纵观中国历史的发展，封建王朝统治者对权力的掌控呈现出越来越重视的态度，这使得便宜行事就很难登上历史舞台，宋初的这一现象也确实算得上特殊环境下的无奈之举了。
从自身经历来看，宋太宗的即位存在着诸多不合理之处：第一天晚上才和皇帝老哥一起喝酒，第二天早上皇帝就驾崩然后自己即位。这番经历无论怎么看都完全体现出了四个字——得位不正，甚至比赵匡胤都不正的多。
正所谓“身正不怕影子斜”，而身位这么不正的宋太宗影子自然斜的过分，这使其在性格上变得更加多疑。宋朝立国本身就是靠的兵变，武将因此成了主要针对的对象，最终导致了“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在宋太宗这多疑性格的推动下，“崇文抑武”更加严重。
此外，宋太宗在遭遇雍熙北伐的大败后，整个宋朝对外策略由主动进攻转为消极防守，“自是不敢北向”，武将的作用大大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宋太宗自然会着手削弱将领们的权力，即便他们远征在外也需要加以限制才会放心。
如当时竟然出现了“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贵臣督视”的情况。
虽然将领们在非常情况下仍然可以违反命令自主决定相关事宜，但从整体上来说，他们便宜行事的权力已经被大大削弱，遭受到了诸多掣肘。
3、宋真宗及之后的便宜行事政策彻底转向低潮
随着对各方割据势力的消灭和各种条约的签订，宋朝对外大体进入了和平阶段。再加上长期以来奉行的“文人治国”政策，武将们在这时候就如过河拆桥般被刻意打压，进入了一个较为尴尬的境地。在对外不同类型的武将时，宋朝政府也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度。
如宋真宗对在战场上有杰出表现的李继隆不予重用，相反，他让畏敌怯战、能力微弱的王超等人负责边防事务。久而久之，大多数武将也变得怯懦胆小，很少敢于违背皇帝的命令。相对应的，便宜行事规则进入一个低潮阶段，基本上很难发挥到重要作用。
总结
便宜行事规则之所以会出现在历史舞台之上，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古代交通工具不便所影响。皇帝远在战场万里之外，基本上不可能了解战场的情况，自然也不可能下达出合适的命令。因此，赋予将领们这方面的自主权，无疑是最佳选择。
而便宜行事规则的消失则与古代封建社会的性质有着莫大关系。虽然便宜行事往往能够在军事上起到出乎意料的效果，但对古代政府来说，这却是一种将自身权力下放的行为，一旦碰到有野心有能力的将领，就有很大可能会威胁到自己的统治。这样来想，便宜行事规则最终转入低潮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参考资料：
1.《“便宜行事”——宋太祖的御将之策》
2.《宋代便宜行事规则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