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资治通鉴》的“铁粉”

《资治通鉴》的“铁粉”

北宋年间,司马光召集了上百位名人学者一起搞一项“大工程”,他们从东周王朝写起,到五代十国停笔,洋洋洒洒三百多万字。这项工程,就是编纂《资治通鉴》。

然而,面对很多人看了一页就昏然欲睡的现实,也许司马光也很无奈。想必当时读书人内心都在嘀咕,不是我不想看,是真的看不懂,要是有一本工具书就好了。

一百多年后,这个写工具书的人出现了,他叫胡三省,宁海人。要说“铁粉”的自我修养,还得看胡三省,研读偶像作品之外,更是凭一己之力为《资治通鉴》作注。

他写的《资治通鉴音注》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一起,构成了我们当今阅读的现代标点本的主要面貌。为《资治通鉴》注释或者尝试过注释的人何其多,为什么历史独独记住了胡三省的名字?

胡三省塑像图源:宁波社科

最初,编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还只是胡三省父亲的偶像。

父亲胡钥笃爱史学,痴迷通鉴又惑于通鉴的他,对当时通行的浅陋粗疏的注释本极为不满,问还只有14岁的胡三省:“若能刊正乎?”儿子回答:“愿学焉。”

一年后,父亲匆匆离世,可父子间的交谈始终萦绕在少年胡三省的脑海里,他为自己定下了一个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完整准确地注解《资治通鉴》。

三省自小笃学勤勉,是同乡读书人口中那个“别人家的孩子”,26岁便与文天祥、陆秀夫等人同榜进士及第,春风得意之时,他没有忘记父亲的嘱托。

入仕,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是读书、考学的终点,但对胡三省来说却是著书、立说的起点。

他的俸禄大多用来“淘书”,《通鉴》的不同版本,买;关于《通鉴》的奇书异册,买。他辗转各地当官时,只要有机会,都会拜访、请教当地对《通鉴》有研究的名士大儒,就连外出游玩也随身带书。

南宋绍兴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本《资治通鉴》

他26岁落下《资治通鉴广注》的第一笔,原稿因战乱丧失后,发奋重撰,终于在55岁之时完成《资治通鉴音注》。其间,他被权臣贾似道罢官免职,在宋元交战之时东躲西藏,也亲眼见证了南宋亡国,但这些都不曾动摇他作注的决心。甚至,胡三省对成稿的增补修改一直持续到他72岁辞世的那一年。

可以说,胡三省的生命与《资治通鉴》是交融的,没有坚韧执着的意志作为支撑,和广泛的考证考据以及日积月累的探索作为保障,作注根本无法实现。

他把自己活成了一部行走的典籍,为什么?

或许我们可以从他对《资治通鉴》的评价中得到答案:“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

这一刻,作注的意义已经不再局限于完成父亲的遗愿,“铁粉”胡三省的后半生,是心甘情愿“追逐”偶像的后半生。

元刻本《资治通鉴音注》

胡三省与《资治通鉴》,是相互成就的。

“胡注”中不仅把《资治通鉴》错误的地方改正了,把难懂的地方搞明白了,还把遗漏的地方补充完整。他对书中出现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作出了精彩评述,不少行文还流露出个人风格鲜明的小趣味和小情致。试问,谁能拒绝精彩程度媲美正文的“弹幕”呢?

正是这样全方位、百科式的“胡注”,反过来也成就了《资治通鉴》,让这部书为更多人所读、所感、所思。

《资治通鉴》胡注繁体直排本

先说音注,这也是“胡注”最基础、最重要的作用。

《资治通鉴》中出现了许多怪僻的人名、地名、术语,要读出来都很难。比如,在《汉纪三》“阏氏”一词之后,他写道:“阏,於连翻,氏,音支。”如此一来,相当于给当时的读书人配了一部《新华字典》,碰上不认识的字,先翻翻“胡注”。

再说释义,他巧用方法,并大胆存疑。

《晋纪十三》提到“彼乌合而来,既无统壹……久必携贰”。“乌合”是什么意思呢?胡三省用鸟群比喻:“飞鸟见食,群集而聚啄之。人或惊之,则四散飞去。”他认为,像鸟群一样,没有严密组织而临时凑合的群体可以称为“乌合”。

还有正文中记载,权臣王莽假装生活节俭,有一次,百官派自己的夫人去探望他家生病的老夫人,王莽的妻子穿得破破烂烂来迎接,见者皆以为是下人。胡三省批注:此处应有“皆惊”二字,才能充分表现出王莽的伪装。

最后说说勘误,他尊重原著,不迷信原著。

《晋纪二十六》云:“是岁,秦大熟,上田亩收七十石,下者三十石,蝗不出幽州之境,不食麻豆,上田亩收百石,下者五十石。”这段违背事实的浮夸记载,被胡三省无情指出:这种产量自古以来没听说过。

这样校勘的实例还有很多。时至今日,“胡注”仍然代表着我国史家史注的最高水准,与王夫之的评论《读通鉴论》成为研读《资治通鉴》的经典伴侣,与裴松之的《三国志注》被一些学者并称为“史注双璧”。

元刻本胡三省《通鉴释文辩误》

“胡注”出现之后,其他注本很快销声匿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介绍《资治通鉴》时,特别点名是胡三省作注,清代中期“胡注”被学者奉为宝书。能青史留名的人,总是因为有一些别人所不具备的东西。

比如,胡三省是坚韧执着、矢志不渝的。

1276年,元军南下,胡三省携带家小逃到新昌避难。出发前,他把前97卷书稿装进木箱,掩埋在村旁的山野里,回来后却发现书稿被盗了。谈及这次经历,胡三省只是淡淡地说“失其书”,并决定重新来过。当他完稿后,战乱又起,他把书稿藏在石窖中,封上石灰躲过一劫。

比如,浙东史学对胡三省的深刻影响。

“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这表明,浙东这片土壤上从来不乏精研史学的人,吕祖谦、陈亮“由经入史”的治学风格为胡三省指明了方向。

“胡注”延续着浙东史学“经世致用”的传统,梳理并总结历史上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胡三省对文中记载的魏赵韩三家分晋之事予以抨击:“三卿窃晋之权,暴蔑其君,剖分其国,此王法所必诛也。”

再比如,胡三省对家国大义、民族气节的坚守。

虽然写的是工具书,但胡三省绝非一个“工具人”。《资治通鉴》中涉及许多朝代更替的史实,与他所处的时代何其相似,“胡注”正是他在“山河破碎风飘絮”的南宋捧出的一腔赤子之心,也是他不肯阿谀事权贵的一种托付。

当文天祥振臂一挥呐喊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时候,胡三省则选择用细密的注脚搭砌一座文字天梯,也许是因为他读懂了司马光写就《资治通鉴》的初心——“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也企望人们能够经由他的注解找到“何以为家”“何以为国”的答案。

每每翻阅《资治通鉴》,我们仿佛能看到,这位穷经皓首于皇皇巨著的老人,有着博采众长不拘泥的灵活,以及终一生毕一事的朴拙。

(来源:浙江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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