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即位之时,中央政权的基础还不十分稳固。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稳定局势,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最高领导集团。他接受了尉迟敬德提出的“杀人太多,不利于天下安定”的建议,采取了宽大安抚和任用东宫属僚的政策,缓和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后来有名的谏臣魏征就是原来太子李建成的幕僚,李世民曾当众责备魏征离间其兄弟之情,但魏坚持不屈,还为李建成没有听从他的忠告,最终败给了李世民而遗憾。
随后,太宗又对中央机构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改造了三省六部制,为唐宰相制度奠定了基础。为使中央各部门之间相互监督,太宗特别强调在实践中坚持讨论、封驳、执行相结合的原则,推行“五花判事”制度。与此同时,行政机构也得到精简。精简后的国家机器,效率得到了提高,既节省了财政开支,又减轻了人民负担。
当时,统一战争刚结束不久,社会矛盾还没有完全缓和,民心还不十分安定,而且全国各地的自然灾害也不断发生,社会经济仍然凋敝不堪。如何治理这个国家,成为他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李世民既亲身经历了打江山的残酷斗争,深知创业之难;又从隋炀帝身上,悟出守业更难的道理,这使他时刻保持清醒。因此,在唐太宗身上,总能看到一种来自农民革命风暴对地主阶级的震撼力量,这种力量使他能兢兢业业,居安思危,励精图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