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舶制度是我国历史上对外经济和贸易关系发展的产物，是我国历史上的一大进步。它表明了我国不仅有善于做对外贸易，而且也会管理对外贸易的历史传统。当然，市舶制度也只能是封建的中央集权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秉命于中央朝廷，它的核心是统制贸易。
一、市舶的产生
根据史料考证，我国的市舶度开始于唐代早期。即使早期，也有两种论说。一说是起源于贞观年间。此说始于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的论断。他说：
“唐始置市舶使，以岭南帅臣监领之。设市区令蛮夷来贡者为市，稍收利入官。凡舟之来，最大者为独樯舶，能载一千婆兰。次曰牛头舶，递得三分之一。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诏三路舶司：番商贩到龙脑、沉香、丁香、白豆蔻四色，并抽解一分。”（《天下郡国利病书》）
另有一说，即《册府元龟》的开元二年（公元714年）说：“开元二年……市舶使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广造奇器异巧以进。”
以上两种说法都不足定论。顾炎武虽是一代名家，但此说与事实颇多不符。例如，唐代的省区建置称“道”，而不称“路”；所谓“三路舶司”，这是宋代对粤闽浙三路市舶的简称。所谓“贞观十七年”之事，可能系误引《宋会要》中载及南宋绍兴十七年下诏舶司的史料。也许因为顾炎武的盛名而被《粵海关志》、《广东通志》等以讹载讹，流传至今吧。
关于开元二年的记事也只是说：此年广州市舶司官员周庆立等人“广造奇器异巧以进”，而被殿中侍御史、岭南监选使柳泽弹劾。可见广州市舶应建于唐玄宗开元二年之前。
市舶制度起于唐代已无问题，虽然《唐六典》、《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等“正史”并无专载，但在唐代其他文籍中，却有多次记载，只有名称不同了。如“广州结好使”（《文苑英华》）、“押蕃舶使”（《柳河东集》）、“监舶使”（《全唐文卷七百六十四》）等。
二、市舶使的职能
市舶使并非地方的行政首脑，而是专管外交外贸的外事官员，其地位一般在地方长官刺史之下。如唐玄宗天宝年间（公元713-741年），杨贵妃、杨国忠等权宠之时，“扬益岭表刺史必求良工造作奇器异服，以奉贵妃献贺”（《旧唐书五十一后妃传》）。
岭表是古代对五岭以南地区的统称。岭表历来为我国对外交往的门户所在，交州、广州是岭表的代表。《旧唐书》所说的扬益岭表，即是指唐代著名的四大工商业城市，即扬州、成都、交州、广州。除益州（成都）是内陆大邑外，交广扬三州是唐代的三大对外贸易口岸。向朝廷进奉的异物多属舶来之物。
为什么要由州刺进奉，可见州刺地位一般高于舶使。但舶司属于管理外贸的职能部门，且舶使职务也多由中央任命，故州刺在干预外贸方面事务必须尊重舶司的职能。例如，据《全唐书》说，外国商人运来象牙、犀角、贝珠等高贵货物，“州与监舶使必搂其伟异”。可见州刺（刺史）和市舶司官员是共同参与的。
三、市舶的地位
经过唐初经济上的休养生息，发展生产，政治上的宽容统ー，军事上对突厥战争的胜利，西域再度畅通，海上诸国纷纷来唐贸易通好。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掌管海外贸易的专司机构市舶司应运而生。因此，唐在广州置市舶的年代约在唐高宗李治在位期间（公元650-683年），此时广州的波斯、大食商人已纷纷来到岭表通商定居。
根据唐代对外实行的开放政策，鼓励中外经济贸易来往，“结好使”、“押蕃舶使”、“监舶使”、“市舶使”等官制也就相应产生，起先有权宜之称，但在开元天宝年间，市的体制基本形成。
根据历史记载，唐代设置市舶的口岸只有交广两州。交州治所在今越南北部，汉唐期间，一直为我国岭南的重要口岸之一。魏晋以来，广州地位渐趋上升，到了唐代，其吞吐量已超过交州，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大港。故唐置市舶时，广州在前，交州建置市舶尚在八世纪中叶。唐德宗时，宰相陆在《论岭南请于安南置市舶中使状》中提出由朝廷派“中使”掌管交州（安南）市舶。
市舶的地位因其重要性日增而得到提高。八世纪中叶起，渐与州刺相当，甚至一度超过地方州刺。其主要原因，是朝廷有时直接委派宦官掌管市舶。唐代是宦祸炽烈的朝代。唐玄宗在位期间，宦官集团日趋专横弄权，八世纪中后期已成宦祸，势倾朝野。它是封建中央集权的产物，皇帝的亲信虽然未必全是宦官，但宦官干预朝政的起因却是因为皇帝的亲信。奴才得势，炙手可热，甚至势过其主的史实，这是常见不鲜的。
“中使”是宦官的美称。所谓“市舶中使”也就是市舶宦官或市舶太监。以太监掌管进出口贸易，并作为中央集权的代表，说明封建朝廷把市舶的地位是放得很高和对海外贸易的倚重。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三载：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出现过广州市舶中使吕太一举兵驱逐岭南节度使张体的事件。节度使是封疆大吏，地方大员，掌管数州的军政长官，竟被广州舶使所逐，可见舶使权势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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