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学是经验科学吗？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经济学的经验科学色彩越来越浓厚，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泛。这得益于两个因素：经济理论的进步，定量的因果识别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发展。而经验科学有两项主要工作：第一，理论解释，即构建一般化的理论对现实世界中的特殊现象进行解释；第二，经验检验，即运用现实世界中的经验事实对基于理论的猜想进行检验。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行为及其互动关系。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人是有意识、有情感、可以做出主动选择的个体。这使得经济研究广受质疑。自然科学家不会遇到将自己伪装成黄金的铜元素，也没有氧分子会组织起来游说政府增加对自己的补贴，更不会有过氧化氢分子偷偷地给催化剂二氧化锰塞红包让自己免于分解。不仅如此，而且自然科学家可以进行大量可控实验来对科学理论进行检验，而无需担心伦理问题。社会公众通常不会谴责用果蝇或者小白鼠做实验的生物学家违背伦理，化学家也不用担心某些酸或碱会聘请律师将自己告上法庭。
对此，经济学家的回应是：没错，但这些都只能说明研究人类行为并非易事，却不能说明人类行为没有规律，也不能说明对人类行为的推断不能进行经验检验。张五常教授喜欢举的一个例子是这样的：如果把一张百元纸钞放在一个没有监控的公共场合，那么它很快就会消失，这一人类行为特征和万有引力定律一样确定不移。至于很难针对人类行为进行可控实验或者随机分组实验，经济学家的反应是：运用观察数据而非实验数据，如果研究设计足够巧妙，照样可以进行因果关系的识别和理论猜想的验证。其实这种方法在自然科学中也不鲜见，比如天文学家很多时候也只能通过充分利用观察数据而非实验来对假说或者猜想进行检验。
二、生男生女一个样？
口说无凭，我们不妨看一个经济学中利用观察数据检验理论猜想的实例。这是一项笔者参与的实证研究，需要检验的是：子女的性别如何影响父母的幸福感？或者说，女儿带给父母的幸福感比儿子更多还是更少？
这是一个众说纷纭却似乎很难用现实数据进行检验的问题。女儿给父母带来的幸福感比儿子更多还是更少？正反两方都可以举出数之不尽的论据来为自己辩护，但来自现实世界的有说服力的证据却似乎可望而不可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农耕文明传统、长期存在“重男轻女”观念，同时又在经历快速市场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转型社会而言，尤其如此。
在传统农耕文明中，男孩的确可能比女孩带给父母更多的幸福感。这一点不言自明。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和决定了家庭网络的特殊重要性，而传统家庭网络的稳定与发展与男性成员有着更加密切的关系，这种经济社会基础催生出“多子多福”和“重男轻女”观念毫不奇怪。历史学、社会学等领域都有大量研究可以印证这一结论。
从经济学角度看，男孩的这种优势源自经济层面的两个原因。
第一，从生产层面看，男性在传统农耕文明中是生产率更高的投入要素。由于体力的性别差异，男性在传统农耕生产活动中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就说过，人类社会进入农耕时代，尤其是铁犁的使用，使得男性在生产活动中具有明显的优势。恩格斯说，这为父系社会的形成提供了经济基础。
2013年的一项发表在国际顶级经济学刊物上的精彩论文，为恩格斯的这一论断提供了经验证据。这一研究利用了大型的跨国和跨地区数据，结果表明，传统农业技术使得男性具有比女性更高的经济价值，由此催生了重男轻女的观念。此外，2008年发表于顶级期刊的另一项经济学研究也显示，男女之间的收入差异会显著影响女孩的存活率和女孩的受教育程度。
第二，从金融层面看，男孩在传统农耕文明中是更好的保险品。正如最近这些年陈志武教授反复强调的那样，在金融市场缺失、金融产品匮乏的传统社会，医疗、养老等诸多保险需求都只能通过非市场的方式来实现，而家庭就是重要的保险机制。由于传统农耕文明的父系社会特征，男孩作为金融产品对父母也就具有相对更高的价值。
北京大学李力行教授等人2011年的一项定量研究发现，在中国的家庭中，存在着显著的“母以子贵”效应：母亲的家庭地位随着生育男孩而提高，家庭中食物支出份额上升，该女性营养摄入增加，其身体健康状况也变得更好。
但事情还有另外一面。随着市场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推进，资源配置机制和产业结构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调整，女儿带给父母的幸福感也越来越大。一方面，市场化使得生产活动和金融活动的组织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资源配置，主要通过以个人财产权利和资源缔结的契约为基础的现代公司和市场组织实现，而非以血缘和地缘纽带为基础的家族、准家族或者泛家族的社群网络。复旦大学王永钦教授当年的博士论文《大转型》，对此做了系统而生动的阐述。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化进程中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特别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不依赖体力，男性的相对经济价值也因此削减。
如此一来，核心家庭内部的相对经济地位和权力结构也就发生了有利于女性的调整，女儿就有能力更好地赡养和孝敬父母，这也就意味着女儿带给父母的幸福感，将随着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而大幅度上升。一项利用1999年上海、武汉和西安等三个大城市的抽样调查数据表明，已婚女儿给父母的经济支持超过已婚儿子。另一项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数据所做的研究则发现，中国父系家庭制度和以儿子为核心的赡养方式正在发生显著改变，其中城市家庭中女儿在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两方面的直接效应都超过儿子，农村则呈现出“儿子出钱、女儿出力”的赡养模式：儿子更多地提供经济支持，女儿则在生活照料上付出更多。
实际上，在市场化水平快速提升之后，女孩给父母带来的幸福感不仅会上升，而且可能反过来超过男孩。刚才论述的着眼点，只是子女的生产力以及可能为父母带来的经济收益。在经济学上，这意味着潜在地将子女只视作父母的“投资品”。
而加里·贝克尔教授——1992年经济学诺奖得主，同时也以“经济学帝国主义”而闻名——将子女视作可以为父母带来幸福感的耐用消费品的开创性研究，则意味着，随着市场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传统社会中家庭的经济功能越来越多地被市场所替代，因此家庭定位将向感情功能集中，于是子女的角色将逐渐从父母的“投资品”转变为“耐用消费品”。考虑到女儿通常更能在情感上体贴父母，那么作为“耐用消费品”，女儿完全可能比儿子能给父母带来更多的幸福感。
唐灿等人2009年发表的一项在浙东地区的调研显示，在转型期，儿子对于父母的工具性意义可能相对下降。在经济学领域，也已经有大量研究表明，即使在农村地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男性外出务工比率大幅度增加和生育率下降，核心家庭的权力重心开始向女性倾斜，父母对儿子的养老依赖逐渐变得困难，而女儿因为家庭地位上升、外出务工比率显著更低等原因，通过情感慰藉、生病照料、实物和货币支持等多种方式，在娘家的经济和家庭福利等方面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魏尚进和张晓波两位教授的研究，进一步强化了女儿可能带来更多幸福感的证据。他们的研究表明，由于中国现阶段严重的性别失衡，导致婚姻市场上男性竞争压力加剧，男方家庭更倾向于通过增加储蓄以提升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反过来看，这也就意味着，生养女儿的家庭可以将更多的收入用于消费而不是储蓄，从而带给父母更多的幸福感。此外，他们还发现，在性别失衡严重的地区，有儿子的父母更可能创业，也更可能接受低工资的辛苦劳动。这意味着和儿子比较，女儿可能因为父母带来更多的闲暇而增进幸福感。
不过上述分析都只是表明了理论上的可能性，或者提供了一些间接的、联想式的依据，而并没有直接度量子女性别与父母幸福感的相关关系，也没有对子女性别和父母幸福感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严谨的识别。实际上，即使父母在言语上确认女儿给了自己更多的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的事实，但仍然可能在情感上认为儿子带来的幸福感更高。唐灿在浙东地区农村的实地调研就证实了这一点。
此外，中国正在经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型，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仍然任重道远，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理念、相对封闭的人格化家族网络与开放的非人格化的价格机制，在经济社会中都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因此，传承了数千年的“重男轻女”观念在今天的中国仍然可能具有深远的影响。前述关于铁犁与女性地位的研究就发现，使用铁犁耕作的农业社会不仅自身更加重男轻女，而且即使其个体迁移到美国等发达国家之后，其后代仍然显著地继承这种偏见。
综上可知，在市场化深刻转型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复杂背景下，女儿带给父母的福利和幸福感会大幅增加，但现在这个阶段女儿带给父母的幸福感是否超过了儿子呢？这个问题没法通过实验室实验来验证，也不能对家庭进行随机分组，让一部分家庭只有儿子而另一部分家庭只有女儿，然后在若干年后比较两组家庭的父母的幸福感是否存在差异。
但希望仍然是有的。物理学中的一些猜想看起来很难直接检验，但如果在恰当的时机对现实世界进行观察以获得某些观察数据，再加上合理的研究设计，那么即使没有条件可以直接做实验，猜想仍然是可以检验的。一个例子是科学家曾利用1917年的日全食来检验爱因斯坦提出的广义相对论。
那么，女儿是否比儿子给父母带来更多的幸福感这个问题，究竟该如何检验呢？笔者参与的一项研究进行了尝试。欲知详情，请听下回分解。
（作者李辉文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区域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