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宗大力宣倡下，唐初士僚教育之兴达到前所未有的盛况。然徒具教育结构，缺乏教育内容，与太宗的旨意大相径庭。太宗决定完成经学统一。他的参与使唐初经学研究体现出大一统时代之规模和气度。
唐初经学统一分两步实施：考定五经，并为《五经》正义。
第一步，太宗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主持统一《五经定本》。
五经指《诗》（《诗经》）、《书》（《尚书》）、《礼》（《礼记》）、《易》（《周易》）、《春秋》。《乐经》已失传，故通常称“五经”。
这六部古籍多非孔子所著，在孔子之前已存在，孔子做了一些删减整理工作。《易》乃一部渊源邃古、博大精深之作，源于河图洛书，始于伏羲时代。《易》原有三种版本，《连山》、《归藏》和《周易》，成于不同朝代，周代则叫《周易》，揭示了一定高层宇宙空间对应人类社会变化之道。《尚书》是周王室外史所藏记叙上古先王天命神授之书。《诗经》，是华夏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先圣神迹被记载部分。《周礼》是周王室宗伯管理之典章制度。《春秋》是先秦人们对史书的通称，后人整理成《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等。
《隋志序》说：“所谓‘经典书籍’，乃是天机神明的绝妙宗旨，圣贤哲人所擅长的本事。用它来可以通达天地，辩识阴阳，端正纲纪，弘扬道德，彰显仁义足以赐利万物，藏书读用足以独善其身。”
先于孔子之六经，记述尧、舜、禹等圣王先皇天赋神授的天命君权及相关的祥瑞。至春秋，孔子及其后人所称的“孔儒学说”则不讲高层神言、大道之理，采用低层“中庸学说”。
老子《道德经》中阐明“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孔儒的“仁、义、礼、智、信”已是离神愈远后道德下滑之产物。这也是人类社会成、住、坏、灭规律使然。
古圣皇时代留下的古典文献，是中华文化的经籍和精髓，并非“孔儒”所创立。孔儒奉其为经典，却无法独据己有。正如古时儒生也要打坐，静心调息，却不能称这些修炼基本动作为“儒教方法”。
是故，秉承中华传统的圣皇汉武帝、唐太宗等，总要重新整理五经，回复尧、舜、禹等圣皇留下的中华道统，清除历朝历代各家各派包括腐儒、小道、地上佛等的干扰和破坏。
汉武帝时，朝廷正式将《诗》、《书》、《礼》、《易》、《春秋》这五部书宣布为经典，称“五经”，同时把失传的重要史实如符瑞、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神言神迹等，重新放回《五经》。汉武帝所定《五经》，补充宇宙高层神、道事实，大大超过孔儒涵盖范围。这是历史上一次将偏离的文化方向拨回神传轨迹的重大事件。
“隋季版荡，庠序无闻，儒道坠泥途，诗书填坑阱。”（《旧唐书‧萧德言传》）颜师古统领《五经》版本的统一任务。颜师古少承家业，博览群书，精研训诂，有着极深厚的经学功底。颜师古利用秘书省大量藏书，悉心校定，历时两年多，完成了《周易》、《毛诗》、《尚书》、《礼记》及《左氏春秋》等《五经》的刊定。
太宗对此本非常重视，特请宰相房玄龄召集诸儒“讨论得失”。由于诸儒并非同一学派，一时异端蜂起，众说纷纭。
颜师古引用晋、宋以来古本，对他们提出的疑义一一引经据典，详细地加以说明，使得这些儒生无不叹服。
唐太宗对此也称善久之。
《五经定书》解决了经有数家、无所取正的经史混乱状况，实际上是对魏晋以来五经版本及文字的一次大清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