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唐的丕变中，帝王、宠妃、储君、宰相、边将、诗人、宦官、枭雄、叛将、贰臣……每个人都深陷于走不出的盛世困境，每个人都在寻路突围，每个人都付出了自己的代价。
每个人都回不到长安。”
乱世出英雄也出叛将；乱世给人以雄心壮志，也会让人意志消沉；乱世中有旌旗蔽日，也不乏辙乱旗靡……
然而在那些充满着慷慨与悲壮、得意与失意、守护与变节的多事之秋里，最精彩的还要数那乱世之群像。历史作家张明扬的新作《弃长安》所讲述的，正是安史之乱时期，李唐王朝溃败之时，“弃长安”过程中众人的经历、选择和命运，从而一步步揭开盛世表象之下的汹涌暗流，以“弃长安”之线，串联起整个安史之乱的前因后果。
“繁华的世界之都在几个时辰内就变得萧条凋敝”，即便是繁华如盛世长安，也敌不过难测的政局和难懂的人心，坚固如堡垒的城墙依然会片刻倾颓。大厦将倾之际，“百官”不再是“百官”，也没人关心贵为九五之尊的皇帝陛下是否会御驾亲征，上到君臣下至百姓，都已做好了弃长安的一切准备。
就在这弃与守之间，帝王将相、文武群臣们的乱世众生相，共同组成了这幅完整的安史之乱时期的历史图景，而长安，这个“汉高祖的长安，汉文帝的长安，隋文帝的长安，唐太宗的长安；文景之治的长安，开皇之治的长安，贞观之治的长安，以及，开元盛世的长安”，也将它在古代世界的最后华彩定格在这一天，从前，长安就是盛唐，而此后，唐之长安已然成为一枚弃子。
帝王之尊与皇室之爱
说来也是颇为讽刺，李隆基这般尊贵帝王，也会在逃亡路上当着老百姓掩面哭泣，也会被普通的老人家批评责备，并不是老百姓们“马后炮”，弃了长安才晓长安之乱，郭从谨老人的一席话道出个中原委：“大臣们不说真话，只知道迎合笔下，阿谀奉承……我这样的草野之臣的忧虑又怎么能传到笔下耳中呢？事不至此，我又哪有机会当面向陛下说这些逆耳忠言呢？”
今时不同往日，疲于奔命之时，什么高低贵贱都成丧家之犬，百姓流离失所，皇帝一样保不住爱妃。
说起这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各种演绎比比皆是，其中，白居易的一首《长恨歌》可谓最为广为流传，从帝妃之间的缠绵悱恻的爱情，到马嵬坡兵变后杨贵妃之死以及唐玄宗的思念之苦，美与恶，爱与恨，尽数体现在这一篇浩浩汤汤的叙事长诗当中。
其实，在遇到杨玉环之前，李隆基并非一个痴情种，甚至一度放浪形骸，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李隆基曾令嫔妃们头插鲜花，蝴蝶飞到谁那里，他便去临幸谁。而杨贵妃的出现使得那开元时代的皇帝之爱，都聚焦于她一人身上，从寿王妃变成女道士太真，又从太真升格为娘子，直至成为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的贵妃，杨贵妃的“升职记”固然离不开李隆基的宠爱，然而也难免沦为“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中的一枚政治棋子。
风光无限背后的步步为营
朝不保夕，谁还能指得上谁？谁又能怪得了谁？乾坤颠倒之时，众生群像早已无法用“忠奸”二字去界定，与李林甫、杨国忠“齐名”的奸相卢杞之子卢元辅，却以名节著于史册，而皇帝女婿张垍却成了安禄山眼的重臣红人。
安史之乱时期，人们原本隐藏在暗处的私心、祸心、忠心，统统被端上了台面，许许多多的“殿前红人”、“皇室亲戚”，都转眼成了为安禄山鞍前马后“效劳”的一员，这其中就包括了前宰相张说的两个儿子——张均和张垍。
这两位李隆基的亲信一起投降了安禄山，并得到了重用，张垍更是从皇帝女婿摇身一变成了安禄山的宰相。除了张垍，圆了宰相梦的还有陈希烈，两个人在天宝朝廷中皆是收到杨国忠的倾轧作梗，这一举叛降所展露的，恐怕不仅仅是多年积怨，更是想要实现宦途野心。
说到唐朝由盛转衰，李林甫一定是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张明扬在《弃长安》中更是用了颇多的笔墨来描述这位奸名远播的宰相，他甚至这样写到，“这个盛世既是李隆基的，也是李林甫的”，然而李林甫也是这样，成为他一手参与并建立起的盛世的破坏者。
李林甫虽权倾朝野，却并没有什么大格局、大方略，他尚无野心去威胁皇权，也正是因为他没有这份“野心”，全心全意地去贯彻皇帝的政治意志，本本分分地做好皇帝“家奴”，李隆基才放权脱身，安心做起了李林甫的“后台”，这得以使李林甫手握大权，保持着对朝中大事的掌控，同时反复摧毁着太子集团的政治势力。
一时“红人”，一世“哄人”，风光无限的表面需要更多的步步为营去构建和维持，正如张明扬在书中所言，“这就是李林甫这一类鹰犬式宠臣的悲哀。他们为了皇权的内在需求，不得不算计储君、得罪储君，但储君只要隐忍不倒就是下一个皇权，新君即位之时，就是宠臣家族的毁灭时刻”。
纸上笔，杯中酒，与手中剑
《弃长安》中除了讲述了君臣的政治阴谋与争斗，帝妃的爱情与悲情之外，文人们的思想和经历也是一个重头戏，其中，对于李白的描写就呈现出与我们认知中的固有形象大为不同的一面。
诗中仙也是世间人，酒中仙也有糊涂账，在《弃长安》中，张明扬让我们看到了李白浪漫飘逸的“诗仙”背后之悲情，豪放不羁的“酒仙”背后之糊涂。
败走长安之后，李白沉浸于小人中伤的自我悲情中，这位不世出的天才诗人空有一番凌云之志，却并没有什么政治经验和政治头脑，他以管仲、乐毅、诸葛亮自居，现实却总是一次又一次地给他当头一棒，张明扬在书中说得更为直接——“李白不太具备在长安官场厮混的最起码条件：人脉、心机、和光同尘和隐忍”，“政治抱负严重超越政治才华而不自知”。
长安是很多人的浮华一梦，也是李白梦幻、梦醒和梦碎的绮丽臆想罢了。
我们都知道，李白还有一个“小朋友”，他年轻有为、才华横溢、满腔爱国之志，他视李白为偶像，甚至是生命之光，他就是爱国诗人杜甫。杜甫也曾是满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求仕理想，但梦碎之后的选择远比李白更现实、更清醒，他虽然依旧对于长安魂牵梦萦、念念不忘，但彼时已然不是政治理想的追逐，而是求之不得的悲凉与报国无望的悲切。
除了诗人们之外，以书法闻名于世的书法家颜真卿的英勇以及其兄颜杲卿的悲壮，也是这乱世之中一抹沉重的异彩，连奸相卢杞都为之动容，颜氏兄弟一个做政治动员，一个起事抗敌；一个死战不休，一个断舌就义……颜氏一门被杀三十余人，其中也包括随父战死的颜杲卿之子颜季明。
“贼臣不救，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悲哉，壮哉。
“弃长安”就是一场对于那盛世浮华的巨大反噬，这长安乱世群像所显露出来的，诚如张明扬所言：所谓帝国的荣耀，不过是欲望的囚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