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三，夜间二更左右，此时喧闹渐静，汴梁城内更是一片漆黑。
突然，一队人马悄无声息地从城东通津门鱼贯而出，出城后便迅速搭乘早已等候在汴河上的舟楫，顺流东下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之中……
悄然离开的，是整个北宋王朝最尊贵的主人、太上皇宋徽宗赵佶的车驾。
一天之前，金军兵临黄河的消息传来，京城一片惶恐，而闻知噩耗的赵佶，便立即携带后宫妃嫔、皇子，在禁军护卫之下，趁夜远遁扬州。
可恨这个“诸事皆能，唯独不能为君”的混账皇帝，因为他的昏庸无知引发了滔天大祸，而当战火来临之际，他却丢下了江山社稷、丢下了都城汴梁、丢下了万千臣民，就这么轻松转身一走了之。
他现在可以平安地离开了，而且据史料记载，在远离硝烟的江南，赵佶问心无愧地度过了一段悠闲的太上皇时光。
而在他身后，在那场由他引起的旷世劫难中，有多少无辜的家庭会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多少人的父亲、儿子、丈夫会成为黄土烂泥下永远的骸骨，又将会有多少白发苍苍的母亲、多少倚门远眺的妇人，在此后无尽的岁月中肝肠寸断、泪眼难干！
所有这一切的悲剧，都或多或少与北宋末年“联金灭辽”的决策有所关联，然而仔细想想，靖康的奇耻大辱、汴梁的兵燹之祸、北宋的灭顶之灾，罪恶的根源还是宋徽宗赵佶的昏庸、自大和荒唐无知。
从“澶渊之盟”到“海上之盟”
北宋景德元年（1004），辽国萧太后与辽圣宗耶律隆绪亲率四十万大军深入宋境，一路势如破竹，直至兵临黄河北岸的重镇澶州（河南濮阳）。
若澶州失守，辽军一旦渡过黄河，将直接威胁北宋的都城汴梁，前线战报传来，宋廷上下惊慌失措，迁都避难的呼声一时之间响彻朝堂。
幸运的是，千古名相寇准，在王朝危难关头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劝说宋真宗御驾亲征、挥师北上抗辽，并最终力挽狂澜，促成了在宋辽关系史上影响深远的澶渊之盟的签订。
澶渊之盟后，宋、辽这两个南北相邻的庞然大物得以息止干戈，并开始了长达百年的和平发展。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引起无数争端的燕云十六州，仍在辽国的控制之下，北宋依然是这场百年对峙中相对被动的一方。
金瓯有缺，始终是北宋王朝的巨大遗憾，而收复燕云更成为此后历代赵家天子内心深处的执念与夙愿。
在蛰伏、隐忍、期待了百余年后，机会在宋徽宗当政时，意外地降临了……
公元12世纪初，当辽、宋两大帝国已经主宰整片东亚大陆上百年后，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即将打破这种平衡的新兴势力，正在千里之外悄然酝酿、萌发——曾经饱受辽国欺凌的女真人，在其杰出部落首领完颜阿骨打的带领下，开始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
而早在政和元年（1111），即有辽籍汉人马植通过大太监童贯向宋徽宗秘密献策，希望培植饱受契丹贵族欺压奴役的女真部落，以达到反辽、抗辽的目的，这也是后来“联金灭辽”政策最初的雏形。
但这一建议并没有引起宋徽宗的重视，在北宋朝堂也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究其原因，当时的女真人势力太过单薄，根本不具备成为北宋盟友，并与其携手消灭辽国的实力。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逐步统一女真各部、扩充实力之后，完颜阿骨打于1114年举兵反辽，次年建立大金，此后，女真人屡战屡胜，已有席卷辽国之势。
眼见辽国日渐式微，宋徽宗内心又燃起了重夺燕云的希望，而“联金灭辽”的主张，也再次被提上议程。
重和元年（1118年），徽宗主动遣使赴金，商议联合灭辽事宜。但由于地处东北的金国与燕云以南的宋朝，在地理位置上受辽国阻隔，无法在陆上直接会面，所以整个商议缔约的过程，双方均是通过水路，经渤海互相遣使完成沟通，因此宋金联合灭辽的举措，也被称为“海上之盟”。
在经过两年的频繁接触和反复谈判后，宣和二年（1120），宋、金最终达成协议，双方商定于当年八月之前共同出兵，采取南北对进的方式，由金军攻打辽国上京临潢府和中京大定府，而宋军则负责拿下辽国南京析津府（即燕京）和西京大同府。
而辽国灭亡后，宋得燕云故地，并以之前献纳于辽的五十万岁币转输于金国。
暴露在战争中，最丑陋的模样
宋徽宗对战争的构想是美好的，趁着辽国衰弱，通过与女真人联手，重新夺回至关重要的燕云地区，至于岁币，对宋朝人而言，钱从来都不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但战争的走向却完全超出了宋徽宗的预料，金人在与辽国的作战中，一如既往的摧枯拉朽，1120年五月，完颜阿骨打便率军攻克了上京，辽天祚帝出逃至西京。紧接着又于1122年正月拿下了中京，至此，金国已顺利完成了合同规定的义务。
而北宋这边，海上之盟签订后不久，1120年十月，浙江突然爆发方腊农民起义，徽宗不得不将原本准备北上攻辽的军队，转而调至东南平叛剿匪。
在此期间，金国见宋朝方面迟迟没有动静，曾于1121年二月遣使入宋，催促其尽快出兵，但宋徽宗为了拖延时间，竟将金国使者强留到八月，最后用一封模棱两可的书信将金使打发回国复命。
等到1122年初，内乱虽然被平定，但因为延误了出战时间，严格来说宋朝已经违约在先了。
而此时，迫不及待的女真人甚至连原本属于北宋的作战任务，辽国西京也一并拿下了。当年四月，在金国的反复催促之下，宋徽宗终于起兵十万，以童贯为帅，北上攻辽。
然而面对在金军铁骑之下毫无还手之力的契丹人，面对已是危如累卵，几乎就要分崩离析的辽国，宋朝军队却接连在两次北伐燕京的行动中，遭遇惨败。
对于燕京实在是无计可施，童贯难以交代，只能厚起脸皮，暗中联络女真人出手相助。
面对如此孱弱不堪的盟友，完颜阿骨打也彻底失去了耐心，1122年十二月，金人再次出手，几乎不费吹灰之力，轻取辽国南京，并于1125年二月，俘获辽国天祚帝耶律延禧，享国218年的契丹辽国，宣告灭亡。
辽亡之后，剩下的程序自然是按照协议内容进行战利品的分割，但因为此前在缔结盟约时，宋朝官方文书的用词并不准确，导致金国并不认同合约中“燕京并所管州城”便是宋朝所指的燕云十六州。
而且从灭辽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来看，北宋除了两次丢人现眼的败仗外，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贡献。宋军在战争中的糟糕表现，自然也无法赢得金国盟友的尊重。
所以女真人在涉及土地交割的问题上，态度非常强硬——由于燕京并非宋军攻下，宋朝必须以金钱赎买的形式，取得这片土地的所有权，所以岁币的数额必须增加到六十万。
而即使是燕京在内的山前诸州，也仅仅只是涉及土地的交割，并不包括这些区域所拥有的人口、财物等资源。
宋朝这边，一方面违约在先，而且也确实有理亏之处，在经过多番磋商交涉后，宋徽宗也只能无奈地接受了现实。
而这也意味着，北宋以高于之前交换整个燕云十六州的价格，最后仅仅只是从金人手中赎回了几座空城。
战争终于结束，但对于宋金双方而言，收获和感悟是截然不同的。
自公元935年即被后晋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燕京地区，在近两百年后，终于重归中原王朝的怀抱，自然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而实现这一北宋历代君王均未能达成的丰功伟绩，也让宋徽宗产生了巨大的满足感。
但对于女真金国而言，通过这场战争，却对宋朝这个刚刚结交的盟友产生了几点深刻的印象：
首先就是宋朝确实有钱，而且根本不在乎钱；而宋人，或者至少是宋朝的皇帝，不太信守承诺；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宋朝的军队，比起衰弱的辽国还要更加的不堪一击。
基于以上的认识，在轻易覆亡辽国后，野心勃勃的女真人，很难压抑住继续侵略宋朝的冲动，而北宋的昏君佞臣对即将到来的危险毫无警惕，不仅依然沉浸在胜利中无法自拔，又继续干出了不知死活的蠢事！
收容金国叛将，惹祸上身！
1123年，正当金军席卷辽境之际，辽国守将张觉率众降金，熟料当年五月，此人又再次叛金，并献所辖平、滦、营三州之地，转投宋朝。
除了传统的燕云十六州以外，原属辽国的平、滦、营三州，也是宋徽宗垂涎已久的土地，面对巨大的诱惑，这个昏君完全无视可能的恶果，竟鬼迷心窍地接受了张觉的投诚，甚至封其为泰宁军节度使，世袭平州。
然而收容张觉一事不久便遭败露，金国以宋招降纳叛为名，谴责北宋败盟，并要求将张觉正法。
而宋徽宗先是装傻充愣，根本不承认此事发生，实在无法推诿后，又自作聪明地找人冒名顶替，直到最后为金人察觉，徽宗无奈“遂杀觉函其首以与金人”。
容留金国叛将，北宋是毁约败盟在先、造假失信于后，而斩杀张觉，对外是示弱服软于金，对内又寒了归宋将士的人心，徽宗贪图小利却弄巧成拙，最终是颜面扫地、威信尽失。
更重要的是，张觉事件最终还成为了引发金人侵宋的导火索，1125年十月，金太宗完颜吴乞买以北宋败盟为由，发兵十二万，大举南下攻宋。
徽宗眼见大祸临头，第一时间便禅位于太子赵桓，而等到金人渡过黄河，其立即潜逃出京，避难江南。
虽然1125年的第一次东京保卫战在李纲的指挥者取得成功，北宋侥幸逃过一劫，然而次年金兵又再次卷土重来。
最后的结果，1127年，汴梁城为金军所破，徽钦二宗被掳北上，北宋灭国。
突如其来的“靖康之变”，带来了北宋的灭顶之灾，而宋徽宗自取灭亡的“联金灭辽”之策，也因此一直在后世饱受讥讽、诟病。
但关于“联金灭辽”的是非曲直，本文不愿人云亦云的“随大流”或故作高深地“唱反调”，因此在文章的后半部分，将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详细分析这一政策的得失。
联金灭辽，并不是那么糟糕
如果将时间重新拨回到1120年海上之盟签订前，面对一个空前强大的女真政权和已经败象渐露的契丹王朝，对于整个北宋而言，只有三个选择。
第一：联辽抗金；第二：保持中立；第三，联金灭辽。
为了拯救垂死挣扎的契丹辽国，去冒险得罪空前强大的女真人，这明显是不符合北宋国家利益的。
而且从三方在战争中所表现出的实力来看，即使宋辽联手，战胜金国的机会也是微乎其微，因此，“联辽抗金”是没有任何前途可言。
再来看看宋朝的选择——通过辽金战争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实现收复燕云的战略目标，“联金灭辽”在战略层面，其实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首先，大可不必指责北宋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宋辽百年和平的“澶渊之盟”。
客观来说，辽宋之所以能够维持百年和平，绝不是基于一纸盟约的限制，也并非受到友邻互信、兄弟感情这些主观因素的影响，归根结底，还是彼此实力在这一时期，达到了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
而即使这种表面上的风平浪静，内里也是暗流涌动，且不说澶渊之盟后，辽国一直暗中支持西夏同北宋作战，宋仁宗执政期间，辽国还趁着宋夏交战，宋朝内外交困之机，扬言要出兵攻宋，以此要挟，从而使宋朝被迫同意增加岁币金额，要谈背信弃义，“庆历增币”事件，辽国早就失信于宋人了。
其次，指责“联金灭辽”是宋朝不懂“唇亡齿寒”的道理，才最终导致灭国之祸，这个结论的背后，其实也有明显的逻辑错误。
面对强大的金国，辽宋在地理位置上确实是唇齿相依的关系，辽国作为宋、金之间的天然屏障，它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宋朝抵御金国入侵，这也是事实。
但“唇亡齿寒”成立的前提，必然是宋辽联手的情况下，具备强于或者至少等于金国的实力。
而实际上，当战争进行到1118年“海上之盟”开始时，辽国已经无法起到宋朝北方战略屏障的作用。
而宋朝即使主观上愿意让辽国活下去，客观上它也没有左右辽国生死的实力，说难听点，宋朝甚至都不具备保护自己生存的能力。
宋朝站在辽国一方，就能保证辽国继续存在吗？结果很可能是北宋赔上自己的身家性命，然后跟辽国一起走向灭亡。
所以，不考虑宋、金、辽三方的实力对比，却片面强调宋辽“唇亡齿寒”的关系，本身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按照当时的情况，最理想的假设，应该是在战争初期，在金国人尚未成气候前，辽、宋联合，尽可能的将女真人扼杀在摇篮之中。
但除非两国皇帝都站在上帝视角或者具备未卜先知的能力，否则，作为东亚大陆最强大的两个国家，联手对付微如草芥的金国，这种联盟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那么，较为稳妥可行的应对，是在战争爆发后，北宋能够保持中立、置身事外，然后采取相对稳妥的固疆自守政策。
这一选择，虽然偏向保守，失去了北取燕云的机会，但提早为战争做好准备，未雨绸缪既不会给金国以可乘之机，同时也不会过早的暴露宋朝孱弱的军事实力，女真人在同辽国交战之后，恐怕也很难立即对不知底细的宋朝发动侵略。
综上，主动联金灭辽，在所有选择中并非“上策”，但要说因此而导致北宋亡国，恐怕也有失偏颇，北宋亡国的原罪，并不是“联金灭辽”所致，而是宋徽宗在执行这一政策时，犯下了太多不可饶恕的致命错误。
宋徽宗的取死之道
首先，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宋徽宗对自身实力的致命误判。
澶渊之后，国家承平日久，朝野之中文恬武嬉，军备废弛，徽宗执政期间，又天灾内乱不断，北宋的现实状况并不支持发动一场全面的对外战争，而宋朝的军队更不具备保障战争胜利的能力。
如果是一个更加强盛的朝代，哪怕是宋初太祖、太宗时期，联金灭辽必然会取得截然不同的效果，然而宋徽宗好大喜功，既不了解潜在对手的实际情况，也不知自己有几斤几两，就贸然联合金国投入战争，这是“联金灭辽”本身策略的问题吗？这是宋徽宗个人的昏庸和短视！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刀剑本来无罪，但拿起来砍人，结果却被人夺剑刺死，回过头来责怪刀剑是伤人的利器，这是刀剑本身的问题吗？是自身技不如人，是技不如人而不自知，是妥妥的自寻死路！
而且从整个联金灭辽的过程来看，宋徽宗可以说是将其无知无畏的愚蠢表现得淋漓尽致。
1118年，徽宗见金军势盛而辽国兵微，主动联系金国寻求合作，却又只是派出毫无实权的低级官员充任访金使节，从一开始就没有给予潜在盟友充分的尊重和重视，而且还妄自尊大的使用皇帝对臣属的“诏书”，真不知赵佶这种高高在上的心态和天朝上国的迷之自信究竟是从何而来。
而等到1120年金国攻下辽国上京后，宋徽宗态度瞬间转变，不仅来往的信件由“诏书”变成“国书”，语气更是极其卑微：“据燕京及所管州城，原是汉地，若许复旧，并自来与契丹银绢转交”。
自认为“燕京及所管州城”即等同于燕云十六州，在如此重大、关键的外交文件中，用词不准、指代不清，导致战后引起纠纷，最后吃了哑巴亏。
这还是次要的，双方本是平等商议共图灭辽，徽宗却一开始就做着供纳岁币、拿钱买地的打算，而且燕云既然“原是汉地”，又何须低声下气地说出“若许”二字，如此卑躬屈膝，与其说是宋金联盟，倒不如说是北宋向金人讨要施舍。
另外，北伐之前，宋廷对困难的估计严重不足，因此也没有充分的战前准备，宋徽宗满以为辽国已是风雨飘摇、不堪一击，而燕云故地又有良好的汉人群众基础，幻想着兵临城下之时，不费一兵一卒，契丹军队不战自溃，而燕云百姓“箪壶食浆以迎王师”。
甚至在决战前夕，还传令三军“燕人，吾民也，切不可妄杀一人”——宋军本无战斗准备，又受皇帝严令所节制，这仗还怎么打？
最后，徽宗只知道“联金”，却从未考虑过如何“防金”，在接连两次北伐惨败、自身弱点暴露无遗的情况下，就应该有所警觉。
谁知宋徽宗利令智昏，又继续挑起授人以柄的张觉事件，此时，但凡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大难即将临头，而宋徽宗竟然还对和平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做着与金人长期互邻友好的美梦，却丝毫没有警惕之心，也未采取任何的防范措施，最终导致战争突然爆发，而金军得以迅速直插北宋腹地。
有这样的千古昏君，北宋亡国，实在是不冤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