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诈伪频仍的现象，国家机构必然会通过实行多种处罚措施来维护皇帝权威、国家统治。就整体而言，明代诈伪处罚具有量刑最重，以危及皇权的诈伪行为为处罚中心，执行过程中受情理法影响有很大不确定性的特点。
处罚官员
明代官吏的司法特权受到很大程度的剥夺，犯罪官吏的处断，除了“罚俸”、“笞”这样的轻刑外，无论官品大小，均要奏闻拟断。出于加强皇权的考虑，明代统治者严惩犯罪官吏，“凡京官及在外五品以上官有犯，奏闻请旨，不许擅问”。
诈伪律中很多都是专门针对官吏进行的立法，而且对于他们“既有刑罚的实际执行，也有赎刑的适用；既有两种以上刑罚方式的一体适用，也有刑罚与非刑罚方式的交错并用。
这些刑罚处罚方式在具体适用时，一般情况下遵循了特定的法律规则，处于规范化运作状态。”处罚官员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形式：
刑罚
刑罚是处罚犯罪官员的基本方式。在明代，犯了诈伪罪的官员最常见的刑罚为死刑、赎刑、充军、枷号。
其一，死刑。主要通过斩首、绞死等方式施加惩罚。众所周知，明代实行重典治吏的政策，以期能够达到强化皇权、稳固政权的目的。《大明律》所规定的12条诈伪中有8条都涉及死刑，因为这几种行为属对皇权、对社会发展有恶劣影响的诈伪形式，故以最严重的死刑论之。
如永乐十四年，都指挥佥事纪纲因“诈传诏旨，役临邑之民营创私，擅作威福以危法中人，受四方赂遗及侵盗官物不可胜纪，气势倾中外”，事发后纪纲被磔于市。
其二，赎刑。早在西周时期就已广泛应用赎刑，对于那些危害不大、情节较轻的官员适用赎免，以达到惩戒的目的。其中最常见的就是罚役、纳钞，明代具体赎法于《明史·刑法志》中有详细记载，在此不再赘述。
由于明代广泛使用赎刑，诈伪罪官员中多有通过赎刑处置者。例如“对制上书诈以不实”、“诈教诱人犯法”这种不涉及死刑，情节相对较轻的诈伪行为多适用于赎刑。
如宣德七年，监察御史章聪坐奏事不实，准例纳米赎罪，降四等留用。正统八年，陕西行都司署都指挥佥事杨斌因“隐匿官粮，私役军伴，奉旨陈状文过不实”，被下狱后论赎杖还职。
部分官员以力役赎免，如景泰五年，广西按察司佥事萧銮坐奏事不实，被判以运石赎罪，运完后方能复职。
成化七年，宁夏左参将都指挥使朱荣因私役操军、占种官田，被属下告发。朱荣在自陈过程中奏辩不服，所奏失实。巡按御史拟朱荣“以奏事不实赎罪还职”。弘治十六年，右参将都指挥白琮因在虏入境杀掠人畜的时候奏报不实，同样坐赎杖还职。在明代统治者看来，对限于律而不得伸者，能够通过赎刑的实施以“济法之太重”。
其三，充军。《明代充军研究》中认为：“从明初开始，军官军人是充军主体。随着充军法规的发展，充军的对象也在发展，上至文武官吏，下至军民百姓，都在充军之列。”
判处充军后，改变了他们原有的生活场所、生活习惯，让他们去承担繁重的军务，这可以说是明代处罚触犯诈伪罪官员中的一种常见方式。如太医院医士王敬因数次诈冒王振名号收取他人金子，英宗命其戍威远卫。
正德五年，礼部小吏侯永等因收受贿赂，伪造符印、扰害驿递，在逮送至京后，被罚戍边。神宗年间，赵忠、常福皆通过诈称唐王旨意得到司礼监奉御的官职，其中赵忠因诈传亲王令旨被绞死，而常福则因为是从犯，按律可以免死，最后以被充净军结案。
其四，枷号。也称枷示、枷令，属于明代的常用刑之一。天顺四年，三千营把总都指挥司整康福、指挥曹福、围子手把总指挥张义、舍人营把总指挥袁贵，俱称病不赴内府试箭。最后经锦衣卫镇抚司查探，认为只有司整康福病颇验，论笞；而曹福等皆诈，以诈病律论杖俱赎还职，英宗得知后下谕：“司整康福病既有验，其如拟。
非刑罚式处罚
其一，免官。以其所犯条例，免除所任官职。如成化十年，户科左给事中刘昊在居衡州养病期间，私下接受别人贿赂的田地。宪宗认为“昊称病居家，挟势妄为”，刘昊身居近侍之职以权谋私，坐“近侍诈称私行”条，按律本应处死，宪宗免去死罪，将其发为民。
弘治十三年，韩府安定县主仪宾段文昱因诈称使臣乘驿，被革职为民。正德三年，吏部和都察院考察天下来朝并在任、去任、丁忧、考满各司、府、州、县等官，发现御史杨南金属于无疾欺诈，将其罢为民，并规定“后有托病请假及丁忧违限，不起复者，通奏惩治”。
嘉靖十六年，刑部主事王渐逵在告十余年，起官未久后复以母疾乞归，世宗认为其欺诈推避，将其罢黜，更命吏部不许朦胧起用。
其二，降调。调离原职，降级任用。如正统六年，山东都指挥佥事张安率军诣京操备，英宗命其从征麓川，然张安畏避称疾，英宗得知后认以张安欺诈，降为指挥同知，令往大同操备。
弘治八年，山东按察司副使杨茂元以奏事不实，被降为湖广长沙府同知。弘治十六年，镇守辽东太监梁玘与巡抚都御史韩重因相讦被调查，而梁玘多次诈病致使案件久不能结正，后以“梁玘既久病，免逮问，降三级，送长陵司香”。
成化十年，山西左布政使王育被降为陕西右参政，御史曹卿被降为为直隶邳州判官，二人都是因为坐奏事不实被降调。成化十九年，宪宗降于宝、凌中为寺丞，邬存敬中书舍人，李孜省左参议，仍旧办事，皆因于宝等“多因事冒籍更名，朦胧授职，欺诈尤甚”。
其三，罚俸、革除赏赐。明代官员俸禄本就较其他朝代低薄，所以有时候会根据情节轻重停发俸禄几个月或几年，以示惩戒。如嘉靖十七年，御史黄正色因奏事不实被夺俸两月。
嘉靖二十一年，夺靖江王府辅国中尉规襈禄一年，奉国中尉经费、辅国中尉规形视半年，坐“伪造印信，冒支禄粮”故也。嘉靖二十六年，腊壁峒等长官司入贡，礼部验其印文诈伪，诏革其赏，并下按臣勘问。此外还有待罪还职，相对来说处罚较轻。
宥恕不问
皇帝有时候会赦免一些犯诈伪罪的官员。如洪武二十七年，大理寺右评事王隽升为工部左侍郎。起初王隽因言事不实，法司请治其上书诈不以实罪。太祖认为：“隽年少有才略，在官四年无过，姑宥之”，之后仍旧给其升官。
太祖出于笼络人才的目的，认为王隽年少有才，希望其能在悔过后，继续发挥才干为朝廷出力，终宽宥其过。正统四年，都察院右都御史陈智等上奏疏，提到辽王府内使陈延诈传诏旨，最后在处置辽府诸人的时候，将陈延改调南海子，并未处以死刑。
被宥恕的官员中有很多是地方土官。因为土官在地方影响较大，是一方安稳的重要因素，所以为了抚慰地方、稳定政权，朝廷对于诈伪情轻的土官往往选择宥恕其罪。
总而言之，明代整体上对于官员群体诈伪者的处罚比较慎重，会根据其职位高低、个人能力、对皇权及社会秩序产生的危害程度等，给予不同程度的处罚，从而达到宽严相兼、恩威并施的目的。
处罚勋贵
勋贵是专制社会的统治阶层，故在处罚上往往有特殊对待。《明朝法律》中认为宗藩具有皇家的血统，是明代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大明律》中没有宗藩犯罪的相关处罚措施。宗室需由天子亲自审理和训诫。由于勋贵的特殊地位，明早期虽犯诈伪罪亦得到宥恕者颇多。
正统三年，尚书魏源案举太子太保成国公朱勇等稽延制书、妄奏之罪，最终英宗以其勋贵身份宥赦。后随着宗室人数的迅速增多，以及宗室成员犯罪情况的增加，明中期朝廷开始注重限制宗藩的权力，将宗藩也纳入受审范围内。
对于他们，常见处罚方式有夺俸、圈禁、革除爵位等。如景泰时期，崇信伯费钊因与其族弟錞相讦奏，费钊坐奏不实，坐赎徒还爵。成化十七年，恭顺侯吴监隐瞒家奴、藏匿军丁，坐奏事不实罪，赎徒还爵。
嘉靖三十三年，乐平王府镇国中尉旭木置因伪造印章、冒支禄粮，被世宗下令革其爵为庶人，同时夺禄一年。神宗年间，曲江王府镇国将军勤谈因私铸制钱，被降为庶人，闲宅禁锢。禄米，闲宅拘禁。时人认为如此庶几，“世禄之家，有所惩艾，法令充名器以重，而不捡者自不敢轻于蹈罪也”。
处罚百姓
官员、勋贵犯罪有其特殊性，往往会根据“八议”等减轻处罚。相较于他们，明代犯了诈伪罪的普通百姓，国家机构更多的是按照所犯情节的轻重，严格依据《大明律》的规定给予相应的处罚。
处以死刑
死刑是诈伪罪中最严厉的刑罚。就整体而言，明代对犯了死罪的百姓多是严格按照诈伪律的规定来执行处罚的，以期达到震慑天下众多百姓、巩固统治的目的。
宣德六年，能仁寺西番僧孤纳芒葛辣以游方为名，诈言奉旨采察几争，以惑众辽王，宣宗判其秋后处斩。
十年，有民匠诈称校尉，传旨擒琉璃厂内官李椿、籍其家，事发后该民匠被枭首，置于厂前示众。景泰元年，有民壮“伪造兵部职方司印，诈传诏旨，卖放民壮，及自冠带还原籍”，因涉伪造印信和诈传诏旨两项诈伪重罪，英宗下诏令押赴报效营斩首，并挂在营门前示众。
天顺三年，广东泷水县猺贼凤光山等七人，伪称总管、焚毁衙门、劫掠乡村、杀虏人财，因所犯情节严重，被擒后械送到京法司，最终坐凌迟处死。金华府人赵汝宾援纳吏役，正值同郡贡生赵之宾挂选病故，因他们名籍颇相类，姜应周遂汝宾谋贿冒该病故贡生之名，伪造文牒，倩人赴试，当选晋江簿，后为铨郎发觉，经刑部议定后将二犯俱判处斩刑。
万历二十八年，犯人陈大韶，因伪造御宝，被按律斩于市。三十一年，大理寺以假官、假印将章复初、俞一元、张邦彦等处斩。
充军
较之死刑，充军可以说是保留了性命。但“明制充军之律最严，犯者亦最苦”“充军是强制犯人到边远地区屯种或充实军伍的刑罚。明初充军只是发往边疆进行屯种，后来定制，充军按距离远近分为五等，即极边、烟瘴、边远、边卫、沿海、附近”。一般是对罪名稍轻、或是宥赦死罪后的百姓所执行的处罚。
赦免
为了安抚人心、维系国家统治，皇帝也会直接赦免一些百姓。以西南地区等少数民族为例，皇帝有时会通过直接赦免，来笼络人心、稳定边远地区统治。如宣德四年，蛮贼纪那、狄鲁诈称土官，率众劫掠，被擒获后他们悔罪自首，称愿改过前非、复业纳赋，总兵官都督萧授将这一情况上报后，宣宗认为“首恶既就擒，其属可宥。
况有悔过之意，遂宥之，命授抚，谕之俾安业”。为了安抚地方，同时出于他们也已悔过自新的考虑，赦免后令其安居就业。正统三年，云南都司等衙门奏：“马者珑乡等寨反贼火头，共诈称千夫长，纠同顽民阿苏、阿赤等聚众劫掠，不从招抚”，英宗令总兵官沐晟等“宣布朝廷恩威，谕使悔过如复，负固量调官军土兵擒获，首恶诛之，其余胁从悉原贷”。
通过怀柔政策，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进一步维护政权稳定。 此外得到宥恕者还多有权臣亲属，如成化十一年，内官刘琰弟刘玉、张监弟张肆，率众诈称官校，占夺他人庄田。这件事虽被上奏，结果只是“上俱宥之，戒毋再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