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隋炀帝杨广“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隋书· 炀帝纪》)，实现了从洛阳以北的黄河口到涿郡的水路贯通，从而沟通了海河水系和黄河水系。永济渠与此前已经完成的通济渠和邯沟，以及稍后开凿的江南河共同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北起涿郡，南到余杭的“<”形运河体系，实现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这五大水系的贯通。
学术界为与元代郭守敬主持改造完成的京杭大运河相区别，称隋炀帝开凿的大运河为隋唐大运河或南北大运河。
永济渠的开通，短期效果是保证了此后隋炀帝三征高丽的军需物资供应，为最终迫使高丽国王遣使请降发挥了巨大作用。长期影响更为深远，此后在维系元明清三朝经济命脉的漕运体系中，仍有一部分河段（今天的卫河段和南运河段）沿用永济渠故道。因此，永济渠建成后对历代王朝政治经济或直接或潜在的影响如影随形，延续长达一千三百多年。
永济渠由深得陏炀帝赏识的阎毗督建。《隋书·阎毗传》载，（公元608年）“将兴辽东之役，自洛口开渠，达于涿郡，以通运漕。毗督其役”。这段记载明确表明了开凿永济渠就是辽东之役的战略需要。与古代其他运河一样，永济渠采取新凿和疏浚利用旧有河道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建设，全长一千多公里，分南北两段。南段是在洛阳以北的沁水左岸开渠，引沁水东北流会清水至今浚县西入白沟。白沟是曹魏旧渠，建安九年，曹操为解决进攻袁绍的军粮运输问题，“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三国志·魏志·太祖纪》）。《水经·淇水注》中也记载“建安九年，魏武王於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东入白沟以通漕运”（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说的白沟与后来成为宋辽界河的白沟不是一回事）。永济渠南段所经行的路线与现在的卫河、卫运河以及部分南运河段重合，基本走向是自沁河口向北，经今新乡、汲县、滑县、内黄，魏县、大名、馆陶、临西、清河、武城、德州、吴桥、东光、南皮、沧县、青县，此线部分河道至今仍在使用。
自青县以北的永济渠北段由于后来河道淤没废弃，不但地表已鲜觅其踪，而且现存史料对其详细走向亦无准确记载。成书较早的唐代李吉甫所撰地理名著《元和郡县图志》（编于公元806—820年唐宪宗元和年间）虽然可能对永济渠所经路线有清晰标注，但遗憾的是此书南宋以后图佚文存，书名也因此略为《元和郡县志》，也许正是由于原始权威资料的缺失，此后历代历史地理著作对永济渠北段具体走向讳莫如深，至今在学术界尚无定论。
但是，廊坊的区位特点加之历代史籍所透露出来的一鳞半爪，决定了廊坊境域是永济渠在进入涿郡前经行的重要区域，厘清永济渠在廊坊域内走向，对研究永济渠北段河道走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随着大运河文化热的兴起，关于永济渠北段走向的研究与讨论日渐增多，在当今网络发达的自媒体时代，新旧观点交织碰撞，仁智各见，这种严肃而活跃的学术研究氛围对还原历史真相，更好地挖掘运河文化大有裨益。藉此清朗之学术环境，笔者不揣浅陋，略陈己见，权作引玉之砖。
一、关于永济渠北段走向的不同学术观点
永济渠北段由于原始河道淤没而深藏地下，地表又缺少参照物，因此其走向在学术界分歧较大，经过汇总归纳，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
（一）潞水转桑干水说。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为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和侯仁之。谭其骧(1911—1992)，字季龙，浙江嘉善人，中国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科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谭其骧长期从事中国史和中国历史地理的教学和研究，在其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对隋代永济渠北段的走向进行了标注，是自天津经由潞水北上，至武清西北之旧县村东北，转向西北，再循桑干水直达涿郡治所蓟城。
侯仁之（1911——2013），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长期执教于北京大学。代表作《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历史地理学四论》和《北京历史地图集》等。在侯仁之先生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中，对永济渠北段的标注基本上与谭其骧的观点一致，只是河道略向南弯曲，大体上自潞河的武清段向西北沿今凤河河道经廊坊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北部进入北京界。现凤河河道的位置在古代可能为桑干河故道，因此，谭其骧和侯仁之的观点在大的思路上基本一致。
（二）自独流折向淤口说。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为台湾学者严耕望。严耕望(1916-1996)，名德厚，字耕望，号归田，安徽桐城人，师从国学大师钱穆，著名历史学家，以中国中古政治制度和历史地理研究蜚声史坛。著有《唐代交通图考》、《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等。在严耕望编著的《唐代交通图考》中附有“隋代永济渠图”，他的观点是，永济渠自幽州城南东南行，经安次县城东郭外，又东经永清县东境，再向东南至淤口关北注入拒马河，合流后向东至独流口。持此观点的还有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
（三）利用泉州渠故道说。泉州渠为曹魏旧渠，《水经注》载：“（泉州渠）北经泉州县东，又北经雍奴县东，西去雍奴故城百二十里，自滹沱北历其下，泃历水泽百八十里入鲍丘河，谓之泉州口。陈寿《三国志》曰：曹太祖以蹋顿扰边，将征之，从口凿渠，经雍奴泉州以通河海也，今无水。”也就是南起今天津市区以东的海河，北抵今宝坻县境大致相当古鲍丘水下游的今蓟运河，核心部分位于今天津市武清区范围内。此说代表人物为学者赵维平，在其所著《中国治水通运史》中认为永济渠北段利用了泉州渠故道与永定河故道相连，从静海、武清至涿郡。这一观点与谭其骧先生有相似之处，大的走向基本相同，但潞水与泉州渠故道是否重合尚待考证。
（四）自平虏渠折向西北说。代表人物为学者陈喜波，在其所著《漕运时代——北运河的治理与变迁》一书中，有专门章节对隋唐时期永济渠以及永济渠北段经行路线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永济渠从涿郡治所蓟城（今北京市西南二环附近）城南沿今凉水河东南行，经小红门向北偏离凉水河，然后入通州南境，沿东石、次渠、水南村北一线，再经行大杜社、南堤寺、德仁务村折而向南，进入廊坊市境，经九州镇东、东南经码头镇，再向南至霸州信安镇，然后西南至文安，再东南至青县，与南运河相会。今京杭大运河的南运河北段与曹魏时期开凿的平虏渠基本吻合，平虏渠南口在今河北省青县境内，北口在天津市静海区独流镇，陈喜波的观点说明隋炀帝开凿永济渠时利用了曹魏时期的平虏渠，并在平虏渠的一个节点上折向西北。
尽管以上专家学者对永济渠北段走向尽管观点不尽相同，甚至可以说分歧很大，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仅仅提出了永济渠北段的大致走向，对具体准确的路线却是语焉不详。其中陈喜波的研究成果就目前来说最具体、最翔实，但在廊坊域内也仅是确定了九州镇东、码头、信安、文安四个坐标点而已（“码头”是否为永济渠所经之处还有待商榷），因此，要了解永济渠在廊坊域内更清晰的走向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二、寻找永济渠北段在廊坊域内的蛛丝马迹
永济渠北段尽管原始史料严重缺失，但这么重要的国家工程在历史上不可能一点痕迹都留不下来，除了在各种史籍中留下的只言片语外，一些地名、地貌以及历代口口相传的人文掌故，也许就是破解永济渠北段走向的密码。
（一）史籍中关于廊坊域内永济渠的记载。
1、北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所涉廊坊诸县中，有多
处有关永济渠的记载：
其一，在河北道幽州安次县条云：“本汉旧县，东枕永济渠”。《太平寰宇记》成书在北宋太平兴国（976—983年）时期，此时安次县城治所因后晋天福元年（936年）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安次已地属契丹，并改为安城，县城自耿就桥（今九州镇）迁至崧城（今万庄镇稽察王村），直到辽圣宗开泰元年（1012年），县治始迁回耿就桥（今九州镇），并恢复安次县名。因此，在乐史编著《太平寰宇记》的时候，安次县已经不在北宋的实际控制范围内，之所以还要把它收录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北宋建立后，对于原属中原版图的燕云十六州，无论宋太祖赵匡胤还是宋太宗赵光义都如鲠在喉，多次用兵意欲收复却最终功败垂成。但是，作为一种主权的宣示，乐史在编著《太平寰宇记》时把燕云十六州所辖各县列入，表明了对这片区域主权归属的一种态度。书中所述为安次县东枕永济渠，并没有说“安城”，说明对此并不认同，很可能是指位于耿就桥的老县治东部不远即为永济渠，或者说永济渠流经安次县的东部，具体情况还要结合其他的坐标点来确定。
其二，在“破虏军”条云：“永济河，自霸州永清县界来，经军界下淀泊，连海水”。破虏军，就是信安一带，这段话虽然字数不多但很重要，至少有透露出四个方面的信息，一是永济渠经过信安地界，这一点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史料佐证，因此，信安是目前可以确定的永济渠途经的一个准确坐标点；二是进入信安地界的方向是从霸州永清县界。至于从县界哪个点进入信安，史料上没有详细记载，但据永清文史学者武瑞铮考证，有可能是刘街乡的渠头村。渠头村在信安镇正西7公里，在通泽村东南25公里，永济渠很可能就是在这里由东西走向转为南北走向，因为地处永济渠拐弯处，这里才被称为渠头。虽然这仅是武瑞铮根据地名、地貌以及相关史料的推测，但有一定的合理性，很有可能永济渠就是经过渠头村从永清进入霸州然后到信安。三是永济渠从信安通向淀泊；宋初时期，信安周围淀泊密布，古人惜字如金，永济渠究竟从信安通向哪个淀泊，史书上并没有说明，但从永济渠的走向上看，应该是通向后来的东淀方向，只是当时并不称为东淀，而是应该另有其名。四是永济渠与海水相连。在古代很多河流的下游都或直接或间接地通海，由于古时没有拦潮设施，很多通海的河流也会受到海潮的影响，廊坊以东附近地区就有“潮不过杨”的说法，指的就是海潮最远能沿潞水上溯到杨村、沿大清河到杨芬港，沿南运河到杨柳青。这里所说的永济渠“连海水”，很可能是通过其他也汇入淀泊的河流间接与海水相连。
由于多处史料都把永济渠的走势指向与信安，不妨对信安的历史沿革多了解一些。信安在唐时为淤口关，周显德六年收复关南，在此设淤口寨，宋初设破虏军，宋辽议和后，为了缓和关系，释放善意，遂改为信安军，军为宋时一种行政建制，为由有军事驻防价值之县升格而来，军有的领县，但多数军领县较少甚至不领县。信安军的管辖范围东至狼城口三十里，南至文安县五十里，西至霸州五十里，北至幽州二百里，东南至大城界八十里，西南至平戎军七十里，东北至界河三十步，西北至界河二十步。
其三，在卷六十七“大城县”条载：“永济渠在县东五十里”。 此条虽然只有短短的九个字，但对确定永济渠北段的走向十分重要，这说明永济渠在青县并没有继续向北进入天津地域，而是折向西北进入大城县，以这条线延长的话，就是向文安、霸州方向，这样也与史书中的零星记载相吻合。就永济渠北段在大城走向问题，笔者曾求证大城县资深文史学者杨馨远先生，杨先生透露，沧州方面的学者有研究成果认为永济渠北段自沧州进入大城县界后，向西北基本沿燕南长城的走向经二姑院村、楼堤村、轴北村、郭底村，之后从杏林村向西北进入文安县境内的韩村。虽然没有找到此说原始出处，但巧合的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确实有一条古河道的遗迹从文安的韩村村南以西北向东南方向通向大城的杏林村，当时这条河道遗迹有二三十米宽，绵延数里，河床明显低于地表一米多，当地人称为“水柜”，七十年代后期生产队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大规模平整土地，不但古河道被填平，连同经过该村的燕南长城及烽燧遗迹都已经看不出任何痕迹。
2、在《宋史·河渠志》在“塘泊缘边诸水”一节载也多次提到永济渠，特别重要的是，其关于塘泺各区域边界的具体描述，为我们确定永济渠的具体位置提供了依据。具体记述如下：
“塘泺，缘边诸水所聚，因以限辽。河北屯田司、缘边安抚司皆掌之，而以河北转运使兼都大制置。凡水之浅深，屯田司季申工部。其水东起沧州界，拒海岸黑龙港，西至乾宁军（今河北青县），沿永济河合破船淀、灰淀、方淀为一水，衡广一百二十里，纵九十里至一百三十里，其深五尺。东起乾宁军，西信安军永济渠为一水，西合鹅巢淀、陈人淀、燕丹淀、大光淀、孟宗淀为一水，横广一百二十里，纵三十里或五十里，其深丈余或六尺。东起信安军永济渠，西至霸州莫金口（今文安县口头村），合水汶淀、得胜淀、下光淀、小兰淀、李子淀、大兰淀为一水，衡广七十里，纵十五里或六里，其深六尺或七尺。东起霸州莫金口，西南保定军（今文安县新镇）父母砦，合糧料淀、迴淀为一水，衡广二十七里，纵八里，其深六尺”。
这段话中提到东起信安军永济渠，西到霸州莫金口的一水塘沥衡广七十里，而如今信安到古时莫金口的所在地文安县口头村的距离整好七十里，这说明永济渠就是经过信安，而不是泛指信安军境内，这是迄今天为止，永济渠北段可以定位的最准确、最具体的一个坐标点。
3、《金史·河渠志》“漕渠”一节载，“（泰和）五年，上至霸州，以故漕河浅涩，敇尚书省发山东、河北、河东、中都、北京军夫六千，改凿之”，此处所说的霸州漕河就是指永济渠。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有其历史背景作为佐证。金代第四皇帝海陵王完颜亮在天德三年(1151年)令尚书右丞张浩“广燕京城，营建宫室”，贞元元年(1153年)三月正式迁都燕京（今北京），开启了北京城800年建都史。并以“燕乃列国之名，不当为京师号”为由，把燕京改为中都。自海陵王迁都之后，金中都所需的粮食等物资供应量巨大，由于此时金朝的领土已经南到淮河，因此，要解决粮食问题不再像辽时那样单纯依靠北方，还可以实行南粮北运，运输通道主要就是依靠隋唐大运河。但此时却出现了一个新情况，临近金中都的永济渠北段由于日渐淤塞，运输能力大打折扣，这才有了《金史·河渠志》中的上述记载，从而也证明了永济渠是经过霸州的。当然，这也是永济渠北段在漕运中发挥作用的最后记录，由于整治效果甚微，金章宗采纳韩玉“开通州潞水漕渠，船运至都”的建议，下令改造永济渠北段，实行潞水通漕，也就是由青县向北，经独流后向东北经天津三岔河口，经潞水直达通州。从此，原来的永济渠北段逐渐废弃，沧海桑田，最终永远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二）隋代设置的两个县与永济渠相关
除了史籍中的零星记载之外，在永济渠建成之后的隋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乘船沿永济渠北上涿郡，途中在今廊坊境内增置了丰利和通泽两个县，这两个县的存在时间虽然不长，但对求证永济渠北段的走向大有帮助。
首先是丰利县。《太平寰宇记》载：“隋大业七年征辽，途经淤河口，当三河合流之处，割文安、平舒二邑户，于河口置丰利县。隋末乱离，百姓南移，就是城。唐贞观元年，以丰利、文安二县相逼，遂废文安城，仍移文安名，就丰利城置文安县，即今理也。”解释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隋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北上征辽东，在三河合流的地方，划出文安、平舒（今大城县）一部分地方增设丰利县，到唐贞观元年（627年），因为文安和丰利两个县治的距离过近（文安县当时治所在今大柳河镇东，丰利县治为今文安县城，两者直线距离仅10余公里），于是废丰利县但把文安的治所迁至于原丰利城，也就是今文安县城。从隋炀帝途径淤河口并置丰利县这一事件推断，永济渠一定经过当时的淤河口。
因此，关键问题是要弄清淤河口是哪里，三河合流的“三河”又是哪三条河。其实乐史原文已经讲得很清楚，“于河口置丰利县”，因为丰利县城就是如今的文安县城，因此，淤河口就应该为现文安县城附近。如果再具体一点，以现文安县城为一个点，淤河口在这个点的什么方位呢？这要通过回答下一个问题来解决，那就是三河合流是指哪三条河。由于隋炀帝是经永济渠从水路经三河合流之处的淤河口，那么这三河之中有一条河应为永济渠，剩下的就是其他两条河了。
笔者认为，另外两条河一为滹沱河，一为滱水。先说滹沱河。现在的滹沱河已经远在文安县南二百公里之外的石家庄以北，似乎扯不上关系，但在古代并不是如此。滹沱河是一条古老的河流，古又作虖池(音同"呼驼")或滹池，发源于山西省繁峙县泰戏山孤山村一带，现在的走向是向西南流经恒山与五台山之间，至界河折向东流，切穿系舟山和太行山，东流至河北省献县臧桥与滏阳河相汇成子牙河后入海。但这是滹沱河多次南徙后的结果。在《汉书·地理志》中载，“虖池河东至参入虖池别，过郡九，行千三百四十里，并州川。从河东至文安入海。”这说明在汉时滹沱河是经文安入海的。到了几百年之后的隋炀帝时期滹沱河是否仍为这种走向，史籍中没有明确记载，但并不排除这种可能。因为据《明史·地理志》记载中有滹沱河水的州县可以看出，到了明代滹沱河北路仍经肃宁、河间入任丘五官淀后归文安洼，然后在这里入海。古代的海岸线比现在的海岸线要靠西，因此，淤河口很可能就是滹沱河汇入淀泊借以通海之处。
再说滱水。滱水为古水名。即今在河北省保定市唐县境内发育壮大的唐河。《水经注》载故道东南流经今安国县南，折东北经高阳县西，又北流经安州镇西，东北流与易水合，此下易水亦通称滱水。宋以后滱水之名渐废，下游时有变迁。《汉书·地理志》载“滱河东至文安入大河，过郡五，行九百四十里”。清代段玉裁在《說文解字注》中对滱水有比较详尽的考证，现录于下：
滱水，起北地灵丘。东入河。北地当作代郡。前志曰。代郡灵丘。今山西大同府灵邱县东有灵丘故城。灵丘下曰。滱水东至文安入大河。过郡五。行九百四十里。水经曰。滱水、出代郡灵丘县高氏山。东南过广昌县南。又东南过中山上曲阳县北。恒水从西来注之。又东过唐县南。又东过安憙县南。又东过安国县北。又东过博陵县南。又东北注于易。今直隶唐河即古滱水也。出大同府浑源州南。今翠屏山即古高氏山。东南流入灵邱县。又东南流入直隶易州广昌县界。由倒马关流入。经完县西北、唐县西南界。又东南过定州。入庆都县南界。又经祁州南。会沙滋二水。又东北经博野、蠡二县南。又东北经高阳县东。又北经安州东。入白洋淀。一統志曰。据水经注。盖滱水故道本由今清苑县东南与濡博诸水合流注易。从徙而东。不入县境。按前志云入大河。有误。大河之名亦非志所有。
综合以上史料，可以得出在宋代以前古滱水从山西发源，一路向东，在经过今白洋淀地区后进入文安，直至入海。今天在文安东北大叩皂、小叩皂两村和东南的叩里、叩岗（当地称七叩里、八叩岗共十几个村）中的“叩”字在史籍上都写作“滱”，相传其命名都与滱水有关，从而也间接证明了古滱水在文安的走向。因此，所谓三河合流的另外一条河可能就是滱水。而三河合流之处的淤河口应该在今文安县城的东部，即今刘么管区一带。从此再往东就是广袤的淀泊，永济渠由南向北在淀泊的西缘经过，与由西向东注入淀泊而入海的滹沱河和滱水在此交汇，永济渠很可能是利用了一部分淀泊的水面从文安进入霸州，经信安后继续以人工河道的形式向西北延伸。后来，随着滹沱河南徒，滱水也改道后演变成如今的唐河，直接汇入白洋淀，三会河口也就不复存在了。
接下来要说的是通泽县。同样是在大业七年的这次北上中，隋炀帝还在今永清县域内设置通泽县，治所在今永清县城西五里的通泽村。《顺天府志》载：“隋大业七年因开渠通辽，于（永清）县西五里置通泽县，后罢。”明《日下旧闻考》载：“通泽县，隋大业七年为开渠通辽而建，治今永清县通泽村”。这与《太平寰宇记》中记载的“永济河自霸州永清县界来。”互相印证，对定位永济渠北段走向同样具有重要作用。
通泽县从置县到隋末被废，在历史上仅存在了七年时间，就是作为正史的《隋书·地理志》都没有记载。庆幸的是，廊坊市博物馆收藏的隋张善敬墓砖铭文中证明了通泽县的存在。1999年，永清县城西通泽村村民在取土时发现一块带有“隋大业十二年岁次丙子三月丁亥，通泽县昌乐乡雕龙里散人张善敬之柩铭”墨书文字的墓砖，这一文物的出土成为隋设通泽县的重要实物。
隋炀帝设置丰利、通泽两县与其北上征辽的时间吻合，且都位于永济渠附近，显然这两个县的设置与永济渠有密切关系，根本目的应该是为了更好地保障永济渠的运输功能，同时也能更好满足战争所需后勤物资的就近筹集，因此隋代一亡，便失去其存在的意义，相继被废。
三、对永济渠北段廊坊域内走向的推敲断想
综上所述，隋永济渠北段走向的模拟路线为：从曹魏时期开凿的平虏渠南口（今青县）向北不远，遂折向西北方向，经大城北部后继续向西北方向，文安、霸州、永清、安次，再利用浑河河道到达涿郡所在地蓟城（今北京城区西南隅）。基于客观条件所限，准确座标的确认存在一定困难，虽有前文中提到一些具体地点，但大部分尚缺乏证据支撑，因此，更为准确详实的线路还有待后续研究成果和新的考古发现进一步提供佐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