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有关家庭主妇不公平待遇的新闻越来越多。
社会的发展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生存的焦虑，而这焦虑又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平凡人的家庭稳定。
许多原本固守家庭的女性意识到，职业带来的尊严、底气和安全感远比家庭给予的要多得多。所以，越来越多的女性不愿意再做家庭主妇，她们选择走出家门，积极涌入职场中去。
虽然在人才市场上，女性与男性相比始终处于一种无形的劣势，但到底还是有很多可能的选择，这是文明社会带来的际遇和幸福。
可是，在遥远的宋代，那些不愿做家庭主妇的平民女性，她们有什么谋生的门路呢？
一、给富人做家政服务
古装剧中，富家女子身边总少不了成群的仆人，这些仆人各司其职，伺候着主人的生活。这些仆人中就有许多是受富家雇佣前来工作的。
在宋代，这种受富人雇佣，到其家中从事劳动的女性被称为“女使”。
她们所从事的一般是浆洗、洒扫、缝补、烧饭之类的工作，类似于今天的家政服务，靠出卖劳动来获取酬金维持生计。
与那种卖身为奴的仆人不同，这种女使的工作都带有临时性。
《夷坚志》中就记载了一位姓吴的女性，在家庭突遭巨变后，替人做家政赚钱，撑起家中生计，侍养公婆：
“都昌妇吴氏，为王乙妻，无子寡居，而事姑尽孝。姑老且病目，怜吴孤贫，欲为招壻接脚，因以为义儿。吴泣告曰：‘女不事二夫，新妇自能供奉，勿为此说。’姑知其志不可夺，勉从之。吴为乡邻纺缉、浣濯、缝补、炊爨、扫除之役，日获数十百钱，悉以付姑，为薪米费。或得肉馔，即包藏持归……”
她的义举彻底感动了“天帝”。
“天帝”于是下凡来到她面前，问她：“汝一下愚村妇，乃能诚事老姑，勤苦尽力，实为可重”，于是赐给她一杯酒，又送给她一贯钱，对她说，“将归供赡，自今不须傭作”。
然而，这位姓吴的女子并未领受“天帝”的好意，“自是傭唤愈多，吴亦不拒，而赐钱专留姑用。”
这则带着神话色彩的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仍能从“天帝”的态度中看出，时人对吴氏这种自立自强的行为是持赞美态度的。
在宋代，如吴氏这般受雇给人做家政服务的女子并非个例。比如，“金华县孝顺镇农民陈二者，其妻怀妊将产……既而生男，久不偿初愿，妻遂双瞽，凡衣裳缝纫，皆倩乡里……”
这里的“衣裳缝纫”被“倩”给乡里，也就是说，陈二家里缝纫衣裳的活儿都包给了乡里的雇工来做。
这说明，宋代女子通过从事家政服务赚取酬金的事迹是比较普遍的，连陈二这样的乡下“孝顺镇农民”都会在忙不过来时雇人做工，更何况那些富贵人家呢。
二、纺织，是可以一生从事的职业
现代社会，已经很难在生活中看到织机之类的东西。
但在古代，纺织是女性最常从事的劳作之一。
正如古语所说“一女不织或受之寒”。
对于平民之家的女子，纺织不仅可以解决自家的衣物问题，还能将纺织出的布料作为商品出售，获得财富，对家庭经济起到重要的帮补作用。
与很多朝代一样，在宋人的观念中，纺织是女子可以终身从事的职业，而她们自己也接受这种观念。
所以，便可在史料中看见宋代妇女普遍从事“蚕事”，也就是“养蚕纺丝”之事。
《夷坚志》中便有不少这样的例子，比如一位年老的寡妇李姥，儿子们都在瘟疫中死去，儿媳妇都改嫁了，只给她留下了一个七八岁的孙子，祖孙二人相依为命。她靠每天到别人家里纺织赚钱，养活自己和小孙子。
从这项记载可以看出，妇女纺织是可以赚取一定的酬金来谋生的。这里的李姥，有些类似于现代社会的职业纺织女工了。
三、经商也是一把好手
宋代经济发达，对老百姓的生活产生了许多潜移默化的影响，其中最显著的一点便是：全民似乎都热衷于经商。这里也包括女性。
她们从事的商业类型多种多样，有卖药的，“绍兴十七年，泉州有妇人货药于市，二女童随之⋯⋯旁人夜夜闻捣药声，旦则复出。”
有开酒楼的，比如某女子在与丈夫离婚后，和婢女一起在鄂州开了酒肆，卖酒为生。
有卖胭脂水粉的，有开杂货铺子的，有卖小吃的，还有卖蔬菜的，等等。
有些女性因为经营有方，靠着生意发了家致了富，成为闻名一方的富婆。比如王八郎之妻与
王八郎离婚后开始经商，获得厚利，“蓄积已盈十万缗”，也就是10万贯的意思。
宋代商税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州郡财计，除民租外，全赖商税。”
《东京梦华录》中记载的李婆婆杂菜羹、王小姑酒店、王妈妈家茶肆、汴河岸卖粥妪等，都是活跃在商业市场的勤劳女性。
毫无疑问，她们给宋代经济的繁荣带来了一抹难以磨灭的亮色。
希言说
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男耕女织是传统农业社会的基本模式。老祖宗们奉行“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
宋代理学盛行，许多人觉得这对女性的束缚十分严格，宋代女子应是过着“居内，不出中门”的封闭生活。
对于那些出身贵族生活环境优越的女性来说，她们婚前学习礼仪，描红刺绣，婚后相夫教子，管理中馈，不用抛头露面，不用为生计发愁，日子平静美好。
但对于那些出身寻常的平民女子来说，柴米油盐的生活重担是头等大事，当家中男子无法养活家眷之时，她们便也想法子赚钱补贴家用。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在生活的重压之下，士大夫呼吁的“女不预外事”的妇德，就变得微不足道了。
许多宋代的墓志铭和笔记中，士大夫也曾对那些为了家庭外出谋生的女性给予了高度的赞扬。
这赞扬的确是她们应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