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方使臣的陪伴使以及他们亲友们围绕着与“使北”有关的活动，写下了大量的统称为使北诗的诗作。这些诗歌建立在北宋与辽金密切交往的基础之上，与北宋复杂多变的外交局势密切相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地域特征，同时还具有丰富而又深沉的思想内涵。
这些诗，一方面反映了北宋时居于中原地区的士人对辽金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风土民情的认识，另一方面，还表现出北宋士人对于国家主权、民族情感、夷夏区别的思想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具体的主题情感，如大国以德怀远的自豪感、屈辱求和的无奈与悲愤以及羁旅苦寒，思乡念国等。
北宋使北诗具有文学、历史、政治、地理、民俗、现实等多重意义。从中也可以看出特殊时代背景之下，北宋士人的国家观念的高扬与强化，同时也反映了他们的现实屈辱无奈,应成为古代文学研究中有意义的重要景观之一。
在这么多政权中，辽、西夏、金的势力比较强大，在军事上足以和北宋匹敌。在与这些政权交往的过程中北宋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为了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北宋积极地谋求与周边的和平。随着北宋与周边其他政权交流的日益密切，一些外交事宜日渐正规化、制度化，双方逐步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交聘制度：在特定的日子，双方一般都会相互派遣使臣。
北宋作为一个中原政权，秉承着文化发展的巨大优势，派遣的使臣中好多都是显赫一时的诗人、文人、学者。他们在出使的过程中，或者诧异于辽金的风光、风俗，或者抒发心中的感慨，大都有各种形式的创作，这些作品流传下来统称为北宋出使文学。北宋使北诗作为北宋出使文学的一部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狭义的北宋使北诗是指北宋派往辽、金的使臣在出使途中所作的诗歌；广义的北宋使北诗除此以外，还包含出使者的亲友在出使者出使前、出使途中、归来后的书信往来及其唱和以及接送馆伴使臣所作诗歌。它与传统的边塞诗、羁旅行役诗既有相似性，也存在差异。
王水照在《论北宋使辽诗的两个问题》[1]中就探讨了盛唐边塞诗与使辽诗之间的不同，杨静的《北宋使辽诗研究》以及陈大远的《宋代出使文学研究》[3]也对其差异略有涉及。边塞诗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唐代发展的最为兴盛，盛唐时期出现了以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为代表的边塞诗派。
边塞诗以展现边境风光、描写将士生活、表达思乡之情、抒发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为主，有时也会抒发对战争的厌倦、对穷兵黩武的不满。而狭义使北诗主要是使臣在出使异国的途中，描述所见，抒发所感而作。
边塞诗和狭义使北诗都在一定程度上描写了边塞风光，抒发了寂寞孤独之感与思亲怀远之情。二者也具有差异性。第一、狭义使北诗的作者确确实实到过异域，而边塞诗的作者有些是真正去过边关，欣赏过边塞风光；而有些作者本身没有去过边关，而是通过翻新乐府旧题抒发时事。第二、边塞诗的风光局限于边塞地区，而狭义使北诗的范围则扩展到异域，不仅仅局限于边塞。
作者目的心态不同。边塞诗的大部分作者是主动请缨，希望奔赴沙场，建功立业，有所成就，充满慷慨之音；而狭义使北诗的大部分作者不是心甘情愿前往的，他们主要目的是完成国家交代的任务，幸不辱命即可，缺少凛然之气。
通过分析比较，我们可以认为狭义使北诗是边塞诗的延续和扩展。羁旅行役诗是由于道路崎岖、交通不便等各种因素，漂泊在外的游子不能回到自己的故乡，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激发作者心中所感而创作的诗歌。
其主要抒发作者的羁旅之苦、行役之艰、思乡之切。从这点来看，狭义使北诗属于羁旅行役诗。但二者也有很大的不同。第一、地域不同。羁旅行役诗一般限于国内除了自己故乡之外的任何地方；而狭义使北诗的范围则跨出国门，扩展到异域。
背景不同。羁旅行役诗作者离家回不得的原因大多是自己谋求仕途、探亲访友、游览山川、戍守边关、远方经商、宦海沉浮等，回家时间遥遥无期。而狭义使北诗的作者是因为代表自己的国家出使异域而离开家乡，只要双方关系稳定，基本上完成任务后即可踏上归程。第三、内涵不同。羁旅行役使诗一般是作者内心情感的发泄、排解，只代表个人。
而使北诗由于作者代表的不仅仅是个人，而是上升到整个国家，所以抒发的情感不仅仅限于个人心绪，还有忧国忧民、心怀国家之感。由此可见，使北诗属于并高于羁旅行役诗，可以说是其延伸。
目前国外学者对宋辽关系的研究主要在于对澶渊之盟的看法，张希清主编的《澶渊之盟新论》中就有专门的一篇田浩的《西方学者眼中的澶渊之盟》，主要探讨了西方世界对澶渊之盟的看法，提出了随着西方世界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更加全面，对澶渊之盟的看法也逐渐发生变化。
其中指出卡尔·魏特夫和冯家昇教授于1949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史：辽》是早期研究宋辽关系和澶渊之盟研究中最为重要的论著，具有里程碑意义。“魏特夫教授把宋辽关系描述为‘势均力敌’，因为二者都没有强大到足以征服对方。”另外还提到“莫里斯罗沙比教授主编、1983年出版的论文集《同等国家中的中国：10-14世纪的中国及其邻国》，挑战了西方的传统观点。”
“罗沙比教授着力强调宋朝外交政策的务实性和外交手段的灵活性，从而破除了中华帝国朝贡体制长盛不衰的神话。”还提到“托马斯▪巴菲尔德教授的《危险的疆界：游牧帝国和中国》一书中，注意力转移到宋辽关系中的辽朝一方。”
另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也曾涉及到澶渊之盟。在宋辽关系的研究中，中国大陆呈现出繁荣景象，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研究专著与论文。袁志鹏的《澶渊之盟研究述论》中对目前关于澶渊之盟主要集中的几个问题如性质、产生背景、人物等进行梳理，并指出其存在的问题。
王欣欣、吕洪伟在《近二十年来大陆地区宋辽关系研究述评》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之前，主要集中在澶渊之盟、重大战役、交聘表的补考，以及宋辽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90年代之后，学术界对宋辽的外交政策、边界交涉与边防、交聘制度、使辽群体以及高丽、西夏对宋辽关系的影响等问题给予了重视。”
文章虽着眼于九十年代之后，但对九十年代之前也稍有涉及，在此不再赘述。在宋辽关系方面，港台学者也做出了突出贡献。台湾程光裕先生的《宋太宗对辽战争考》中主要对宋太宗在位期间与辽发生的战争——石岭关之战、高梁河之战、瓦桥关之战、雍熙北伐等进行了详细的考证，这对于研究宋太宗时期的宋辽关系与对辽政策、态度的整体把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台湾大学陶晋生教授在中国史、边疆史、宋辽史等方面造诣颇深，他的《宋辽关系史研究》几乎囊括了宋辽关系的各个方面，见解独到，论证严系，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对于我们全面把握北宋与辽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除此以外，还要提到已故学者曾瑞龙（香港中文大学），他是陶晋生的学生，在研究宋辽关系方面的主要著作有《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该书以北宋前期的对辽战争为对象，详细分析了宋太祖、宋太宗经略幽燕失败的原因。北宋与西夏的关系比较复杂。西夏地处西北边陲，双方争战不休，实力此消彼长，因此边界也时常发生变化。宋辽签订澶渊之盟之后，宋夏关系更显突出。
目前对北宋与西夏的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和战关系、边境边防、交聘三个方面。和战关系研究2010年之前学者们比较侧重于战争本身的研究。如汤开建的《关于元昊领导的反宋战争性质的探讨——宋夏战研究之三》、王天顺的《试论宋、夏战争中双方战略地位的转化》、李华瑞的《论宋夏战争》、金勇强的《论地形地貌对宋夏战事的影响》和《气候变化对宋夏战事的影响再议》、何玉红的《宋夏战争史研究的新视角——<拓边西北——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研究>评介》等。
2010年之后侧重于宋夏战争的影响研究。如郭艳华的《论宋夏战争对北宋豪放词风的影响》、《宋夏战争与北宋文人士大夫精神品格的形成及其文学呈现》、《论宋夏战争对北宋咏史怀古词创作的影响》、《论宋夏战争与北宋文学创作格局的形成》等。
关于宋夏和战的有四篇论文，王立新、窦向军的《论宋辽夏鼎力与宋夏和战关系》将宋夏和战放在了大的时代背景下，认为西夏是平衡宋辽关系的砝码，形成了不平衡的三足鼎立局面。彭兴旺的《辽、夏、金的建立与宋辽、宋夏、宋金的和战》主要是比较了宋金、宋夏、宋辽的和战。
闫春新、张稳的《正统观念与宋夏和战》主要是探讨了元昊建立夏朝以前及建立之后宋夏和战与正统观念的关系。陈朔的《论延州在宋夏和战中的战略地位》主要论述了延州由于其地理位置的优势，既是军事要塞，又是交往门户。
交聘研究：顾吉辰的《宋--西夏交聘考》分析了使节的名称、使副的选择、使副的官位、两国君后的互相称谓、国书格式、礼物的名色、议注、璅录。这对于研究宋夏之间的往来具有重要意义。目前边境边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疆域的划定、边境的贸易以及边防方面。辽并立时期的疆域格局》具体分析了不同时期宋夏的控制范围以及边界的具体变动趋势。除此以外，还有杨蕤的《西夏地理初探》等。
边境贸易研究：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正常贸易与走私贸易。杜建录的《宋夏商业贸易初探》主要探讨了宋与西夏之间贸易往来的形式（榷场、和市、走私、贡使）、品种、意义。
陈旭的《宋夏之间的走私贸易》中分析了走私的路线、走私的商品种类以及走私的原因。李恺的《宋夏关系中的堡寨》主要分析了堡寨的特点以及其在军事战争、贸易中的重要性。边防研究：陈旭的《宋夏沿边的侵耕问题》论述了三大问题：宋夏双方的侵耕活动、西夏侵耕宋土的原因、宋夏侵耕产生的不良影响。
陈冠男的《宋夏沿边的侵耕问题研究》详细说明了宋夏侵耕的具体过程以及分析了原因、影响。崔玉谦的《宋夏缘边堡寨军事功能研究将堡寨的军事功能分成战略防御阶段、战略转型阶段、战略进攻阶段，并通过个案进行分析。李恺的《宋夏关系中的堡寨》主要根据仁宗时期四次战役、神宗时期三次战役分析堡寨在宋夏军事中的作用。
北宋与辽金双方的交往为后世提供了宝贵借鉴经验，在我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