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66年晋武帝司马炎窃取魏国的大权，结束了三国乱世建立了西晋王朝，可是晋朝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西晋中后期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混乱的年代。
贾南风祸乱后宫使得西晋发生了八王之乱，这是中原政权乱世的开始，也是皇族内耗的开始，以至于引发了后来的五胡乱华，少数民族逐鹿中原、战火丛生。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不仅老百姓遭受战火之苦，就连门阀世家、士大夫阶层也饱受战争的折磨。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使然，更是诸多门阀世间首要考虑的事情，尤其是在战乱不断的年代。
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不受威胁，也为了保障家族传承的延续，西晋末年诸多的士大夫阶层开始寻找新的求生之道。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永嘉丧乱、西晋王朝衰落，这个时候北方的匈奴、羯、羌和鲜卑等少数民族率领大军南下，在原西晋北部的疆域建立封建政权，汉人的生存空间不仅狭小而且危机重重。
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很多汉家子弟纷纷选择投靠少数民族政权，回看五胡十六国的朝堂汉人的身影层出不穷，但这些人的心态却有所不同。
有的不求闻达与诸侯希望在乱世中得以隐居活命，有的则是为了扩大家族的利益在胡人政权中谋求新的发展，手段、方式称得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后赵是十六国时期一个很有名气的政权，它的建立者就是石勒，此人少年时代经历坎坷，历经千辛万苦才当上了后赵的皇帝，所以他的执政手段很残暴也很嗜杀。
马上可以得天下但马上却不可以治天下，石勒也深知这个道理，所以在建立政权后为了稳固权力不断招贤纳士，给汉人士子提出了很高的待遇。
可惜的是，石勒早期嗜杀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汉人士子皆不想为其效力，生怕有一天惹怒了他小命不保，面对他的征召多是选择回避的态度亦或者委婉拒绝。
石勒曾邀请东莱太守赵彭辅佐自己，可后者却不愿意接受石勒的邀请，最后以不想“复事二姓”为理由拒绝了，理由虽然充满了忠君爱国、人生大义，但却透露着种种的无奈和害怕。
这一件事情体现了汉人士子在少数民族统治中原是的生存环境，他们想要从事政治却又怕小命不保，即使拒绝君王的邀请也只能以委婉的方式。
可即使如此也免不了受到君王的胁迫，东莱太守最后还是成为了后赵的大臣之一，可见即使他拒绝了石勒的邀请，但后者还是通过强权将其纳入到自己的麾下。
委曲可以求全，但也必然会付出相应的代价，少数民族执政的方式和思想与中原文化格格不入，所及即使加入了石勒政权东莱太守的内心也是十分痛苦的。
其实像东莱太守赵彭这样的人在五胡十六国时期非常多，甚至于像范阳卢氏这样的门阀氏族也不能避免，卢谌就是被俘虏后被胁迫加入后赵的。
隋唐时期范阳卢氏是五姓七望之一，可见这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历史大族，有着自己宗族的思想传承和做人原则，向异族人卑躬屈膝、委曲求全是一种屈辱。
西晋灭亡、皇室南渡，但独属于中原的文化和精神却没有灭绝，这样一种强烈的传统思想使得晋朝旧臣都想以“旧臣”自称，得以在乱世中生存。
北方诸多的汉族士人有很多投靠的异族政权，但他们仅仅是为了避祸活下去，其实他们心中有着很强的华夏、夷族之别，而这离不开儒家文化的印象。
从春秋战国时期，汉人便开始接受忠君爱国、尊王攘夷的思想，这样一种思想让中原文化高于少数民族文化，即使少数民族执掌天下但汉人士子依然对他们发自内心的歧视、有芥蒂。
无论是拒绝来自少数民族政权的邀请，还是接受邀请后不为之出谋划策，身在曹营心在汉，这都是北方士子为了生存而选择的一种无奈妥协的方式，于乱世之中寻求保全自己的渠道，即使是门阀世家也不例外。
更甚至，他们之中有一些人还在乱世中谋谋求复兴汉人政权、匡复帝室，也就是说恢复西晋王朝在北方的统治，很显然没有一个人成功。
历史发展是一个大势，不会因为某一个人、某一个团体而改变，“华夷之别”虽然让很多汉人士子不愿接受少数民族政权的邀请，但依然有一大部分愿意接受，甚至主动加入到少数民族政权的建设中来。
这样一种现象的出现既有历史因素也有人文因素，亦或者说三国两晋时期的人文文化影响了许多士人心态，以至于儒学衰落、忠君观念淡薄，思想上的束缚减少必然就会造成“良禽择木而栖”的观念。
曹魏末年，司马家族为了进一步掌控曹魏政权杀害了曹氏一族许多人，这样一种手段震动全天下。
自已古来，名不正言不顺，司马家族虽然得了天下，可是却一直处于尴尬的境地，想要宣传儒家忠君爱国的思想却无从下手。
或许也是因为如此吧，不仅仅是西晋臣子乱权的现象频频出现，就连东晋也是君臣纲纪混乱不堪。这个时候臣子关心的不再是国家，而是个人的荣辱和家族的利益，门阀士族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一天天壮大。
北方少数民族南下建立政权，大多数士子加入了胡人政权，为新政权出谋划策、为自己谋求利益，毕竟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十六国乱世之时更是这样的情况。
西晋灭亡后，汉人对异族的排斥心理也逐渐降低，个人在家族的支持下纷纷加入少数民族政权，既为君王谋利益也为个人、家族谋求新的出路和发展。
古人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在选择阵营的时候汉人是十分谨慎的，士族与家族的观念在此情况下慢慢提高，甚至于士人为少数民族政权服务也是从家族发展的交出出发。
身处乱世之下，个人的利益和影响力是微不足道的，唯有依靠身后的家族才能够在新的政权中得到发展的机会，所以此时是士人与家族融合的鼎盛时期，也是门阀士族发展的黄金时期。
以家族为核心的思想理念逐渐取代了忠君爱国，有些士子甚至为了传承家族的发展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可见家族观念在魏晋士子心中的地位有多强。
相比于东晋南方家族的安逸，北方士族一直生活在少数民族政权的压力下，这样一种压力非但没有让家族分崩离析，反而使得它在压力中涅槃重生，于乱世中保持兴旺的势头和生命力。
其实出现这样的情况也不难理解，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十六国于中原北方纷纷建立政权，乱世给中原大地带来了无尽的战火，但战火之中也有着数不清的机遇。
比如，割据战争打破了中原政权北方的割据，这样一种状态为士子、门阀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有理想、有抱负的士子便会投身其中，以求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亦或者说为家族的发展谋求新出路。
西晋皇室南渡，使得晋朝的政权重心向南移动，北方士子从政之路被限制的情况下，便会加入胡人建立的政权，这样的例子在西晋末年、东晋之初屡见不鲜。
东晋皇帝偏安一隅毫无雄心壮志，再加上司马家族南迁之后所处的环境非常稳定，收复中原乱世的愿望越来越小。再加上南方门阀世家大族的限制，到了最后干脆享受生活，一直到东晋灭亡都没有北伐一步。
从这个角度来看，北方士子投靠少数民族政权发展似乎也是正确的，与其等待一个毫无雄心的东晋北伐，不如自己在乱世中寻找自己的伯乐。
魏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乱世，但在这个乱世中却出现了许多英雄、豪杰和有雄心的权臣，这些人不是搅动政治风云，就是取代前朝建立自己的国祚，堪称是一部又一部英雄崛起史。
更何况，即使北方的士子忠于晋朝，纷纷跟随司马家族的脚步南下。然而，在南方门阀世家大族的掌控下，这些来自北方的士子也很难有发展的空间和机遇。
五胡十六国期间，有一些士子不愿服务于少数民族政权，体现了他们忠君爱国之心，这样一种精神值得传承。
但那些为了个人、家族的发展，投身于少数民族政权的士子，也没有可贬低的地方，毕竟历史背景就是如此。
他们依靠着自身的才华在乱世中闯出了一番事业，无形中还促进了我国民族的大融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也为我国民族大融合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魏晋时期，因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它就好似一个万花筒，任何一种色彩的存在都是必要的，唯有所有的色彩组合 到一起才会彰显魏晋时期的万种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