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正统十二年（公元1447年），广西烟瘴地区出现了一件押解兵丁虐待充军人犯，还欺凌人犯家属的案件。此案被广西巡按御史发现，当即上奏皇帝，请求将这些惨毒兵丁绳之以法。明英宗批览奏章，也认为这些兵丁实属可恶，不能再以常法绳之，便亲自裁定，将为首者军法处置。广西巡按御史又是如何查出兵丁的违法行为呢？明英宗为什么不依常法而要军法处置呢？
明代仅次于死刑的处罚就是充军，分别是附近充军、近边充军、边远充军、烟瘴地区充军、极边烟瘴地区充军，共有五个等级。非军籍的人犯被充军以后，除了遇到大赦，否则就要终身乃至世代承担兵役或军中劳役。由于他们是免死罪犯，能让他们活下来，充军也算是一种恩典了。
却说这年春天，南京刑部将免死充军罪犯，按照罪责轻重，定地发遣充军，其中发广西烟瘴地区充军罪犯有六人。而押解的差事则被一个叫余鼎的舍人和另外四名军余揽下。
所谓的舍人，就是应该承袭军职的人，但他们是次子或庶子，不能直接承袭父亲的职位，也不能让他们当普通士兵，所以他们只是在卫所里干些事，供长官差遣，属于低贱但又趾高气扬的人。押送罪犯虽然不是什么好差事，但也有一定油水，舍人余鼎花了五两银子谋得此差，另外四名军余则各出一两银子，这算是买差。既然是花钱买来的差事，一定有利可图，其买差的损失，当然要那些被押解的人犯补偿了。
这次被递解广西的充军人犯共计六名，其中有两名是要佥妻发遣的，也就是说是要带家属一起前往，而按照《大明律》的规定：
“凡犯流者，妻妾从之；父、祖、子、孙欲随者，听。”
也就是说，被发遣充军的人犯家属，除妻妾可以跟随之外，其余亲属也可以自愿随之前往，所需费用则要自己承担。因此，在名册上是六名人犯，跟随者却有数十人，五个人如何押送呢？按照当时的制度，舍人余鼎等五人算是长解，也就是一直将人犯送到目的地的押解人，在所经之处，各地驻军还要派兵丁护送出自己的辖区，称之为短解。也有不派短解，由各急递铺派铺兵协助即可。所谓的急递铺，是隶属兵部的邮递系统，在各交通要道，大约每十里设一铺，铺设铺司一人、铺兵五人，重要之处也可设铺兵十余人。充军人犯属于军犯，沿途不能入住各处驿站，只能入住各急递铺。若是流放的民犯，则入住各驿站及递运所，不能入住急递铺。押送充军人犯，兵部发有火票，所经过的各急递铺则要注明何时到达，何时离去，以凭考核，且规定有程限，必须如期到达发遣地。
却说在充军人犯中，有一名叫康梦鹤的年轻人，因为新婚妻子芳莲被恶少欺辱，一时气愤，便把恶少杀死了，按律应该斩首，但以情有可原而免死，被发两广烟瘴地区充军，定地发往广西。康梦鹤夫妻感情甚笃，芳莲知道丈夫被发往广西，毫不犹豫地要随丈夫同往。芳莲时年刚刚十八岁，不能说有沉鱼落雁之容，也有如花似玉之貌，她是天生丽质，也无怪乎恶少上门了。
芳莲早就把家产全部变卖了，得知康梦鹤的启程日期，便收拾了金银细软，跟随丈夫及充军人犯，同人犯家属们一起走上了万里行程，也不知道此去是否还能活着回来。芳莲知道此行路途遥远，便将金银细软缠在腰中，身穿破布衣衫遮挡，毕竟这是他们夫妇今后生活所需的救命钱，不但先要给押送长解舍人余鼎及军余们常例钱，而且还要给各急递铺食宿及常例钱，押解之人在路上的开销，也要充军人犯均摊，再加上押解之人横加勒索，已经所费不赀了。
在南直隶地界，朝廷管束比较严格，舍人余鼎等人还有所收敛，待出了南直隶地界，舍人余鼎因为有兵部火票，是官差，地方官也不便管束他们，于是他们露出其本性，对充军人犯，轻则呵斥，重则鞭打，遇到旅店酒舍，必好酒好菜，与军余们大吃大喝，然其所有吃喝开销都由充军人犯与家属们支付，自己却分文不出。
充军人犯都要身带刑具，押解之人用一根绳子把他们连在一起，停下来则人犯们就在一起蹲坐，有家属随行的，可以照顾他们，喂些饭食，若是给押解之人一些钱，也可以脱去刑具活动活动。在押解之人的眼里，这些充军人犯都是他们的财神爷，即便是要大小便，如不给钱也只能在裤内拉撒。
芳莲已经把家内财产变卖，随身携带钱财充足，因此还能忍受舍人余鼎等人的勒索，花钱免祸，而没有钱的充军人犯，则免不得要吃些苦头了。舍人余鼎发明了一种名叫扳罾镣的刑具，如果看谁不顺眼，或者是谁拿不出钱，每天到晚上住宿时就给他戴上。这种刑具可以将人的头与脚攒在一处，不能翻身，若是头朝下就会昏厥，若是脚朝上，血液直冲头脑，即便不会昏厥过去，也会头昏脑涨，狼狈不堪，难以入眠，而第二天还要赶路，跟不上就会受到鞭打，所以人人畏惧。芳莲看不得充军人犯受罪，每每出钱让他们不受扳罾镣的折磨，这些充军人犯都很感激芳莲，却不想芳莲已经引起舍人余鼎的注意。
芳莲因为怕别人看出自己貌美，故意穿破衣烂衫，弄乱头发，还涂黑了脸，但还是难以掩饰她的天生丽质。有一天，为了赶行程，无论是押解之人，还是充军人犯及家属，都劳顿不堪，一到住处便都倒卧不起。芳莲是小脚，这一路走来，脚上已经是血泡叠血泡，到了住处，康梦鹤心疼妻子，便在洗完脚之后，用针帮助芳莲把血泡挑破，敷上药物，包裹起来。夫妻俩相互安抚的景象，被舍人余鼎看到。面对丈夫，芳莲也不必刻意掩饰，洗过脸后，露出本来的相貌，却把舍人余鼎的魂勾走了。
次日，到了住处以后，舍人余鼎就让芳莲来陪自己睡觉，芳莲如何肯答应，这便惹恼了舍人余鼎。芳莲是自愿随夫充军的家属，押解之人不能对她滥发淫威，对充军人犯则不同了，他们是被看管押送的罪犯，押解之人打骂虐待他们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既然芳莲不愿意，舍人余鼎便给康梦鹤上了扳罾镣。
康梦鹤常例不少，一路上花钱免灾，该出钱的一文不少，不该出钱的也出了，更没有得罪押解之人，无缘无故地被上了扳罾镣，便问这是为什么。舍人余鼎的脸皮也真够厚的，大言不惭地说：“我想要你媳妇陪我睡觉，她不同意，只好让你去劝劝，若是劝不来，每天晚上都给你上扳罾镣，让你生不如死。”康梦鹤如何肯让妻子受辱，自是不可能答应。
芳莲见丈夫被上了扳罾镣，不知道丈夫犯了什么事，便与军余们商议给多少钱才能除去扳罾镣。军余们不敢做主，便把舍人余鼎的意思告诉芳莲，只有你答应陪他睡觉，康梦鹤就可以免受此苦。芳莲有钱，人家不要，就要她陪睡觉，这不是欺负人吗？但她无处喊冤，只好陪着丈夫，时不时翻转他一下，使他少受些苦。
然而熬过一晚却有另一晚，舍人余鼎每晚都给康梦鹤上扳罾镣。看到妻子每天晚上陪着自己受苦，而自己也痛苦难捱，康梦鹤心疼妻子，只好劝说道：“贤妻，都怪你夫我无能，没有本事保护你，如今让你随我万里充军，已经对不起你了，却不想余鼎那厮如此可恶，对你不怀好意，而我却无可奈何，害你每晚跟着受累，真是苦了你了。”
芳莲摇头道：“夫君，你对我情深似海。想当初恶少欺侮我，你不顾一切，挺身而出，还为我杀了人，如今你充军广西，都是因为我连累你，想不到同你一起到广西，却又连累了你，让为妻情何以堪？”说罢，搂着康梦鹤痛哭起来。
夫妻一起哭泣，许久之后，康梦鹤说：“贤妻，我实在受不了了，如今连喘气都困难，再这样哭下去，恐怕我也活不下去了。我若死了，你孤身一人，估计也逃不出余鼎那厮的魔爪，还不如暂时从了他，可以救为夫一命。为夫我说这话，知道是对不起你，但也无奈呀！只要我们还活着，到时必定有机会伸冤！”
芳莲擦了擦满脸泪水，说道：“我知道夫君对我好，若不是难以忍受，也不会说这样的话。但这样的事情，你让为妻如何能答应呢？你还是求一求余鼎那厮，我们多给他一些银子不成吗？”
康梦鹤说道：“我的傻媳妇呀！你以为我心疼钱吗？若是余鼎那厮肯要钱，我也不会天天受扳罾镣之苦呀！如今他只要你，若是不答应，恐怕我们就到不了广西了，说不定哪天就死在路上。若要保命，恐怕只能顺从那厮了。我也不愿你受这苦，但不如此，就活不下去。你只要不抗拒，我跟那厮去讲。贤妻呀！你我今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康梦鹤让芳莲先回自己的房间，然后让军余把余鼎喊来，说媳妇已经答应陪睡，让他解下扳罾镣。余鼎大喜，让军余把康梦鹤身上的扳罾镣解开，就兴冲冲地去芳莲的房间，遂了他的奸计。
就这样，康梦鹤夫妇受尽了无限苦楚，晓行夜宿，好不容易来到广西充军服役之地。余鼎将人犯移交之后，又敲诈了康梦鹤夫妇一笔钱，便洋洋得意地回南京复命去了。康梦鹤夫妇受到如此屈辱，又失去钱财，心中自有无限苦楚，于是暗暗祈祷今后能有好生活。
幸亏康梦鹤读过几年书，到了服役地区，军官让他主管文书，可以少受身体劳苦，但他们对余鼎一直耿耿于怀，总不能让这样的恶人洋洋得意，但到何处去告他呢？身为充军犯人，也无处投诉，却不想还真等到了机会。过了几个月，广西巡按来充军服役之地视察，康梦鹤夫妇认为机会来了，便拦住巡按喊冤，把他们路上的遭遇哭诉出来。
几个押解充军罪犯的舍人、军余，竟然敢如此凌虐充军人犯，还逼奸人犯妻子，岂不是目无王法？广西巡按当即将此事上奏皇帝，请求将这些恶徒绳之以法。明英宗见到奏章，也觉得这些舍人和军余太恶劣了，若不严惩，实在有碍朝廷体统，于是批示云：
“递解之人，索财物、夺衣食，甚至妇女被其奸占，身体被其棰楚，幸而至家，不胜其苦。”
还表示，余鼎等人，竟私设刑具，逼奸人妇，甚是可恶，若不严惩，如何彰显国法以儆效尤。余鼎应按军法从事，其余论如律。也就是说，这些递解人犯的军人、差役，索要人犯财物衣食，甚至奸淫人犯的妻女，凌虐犯人，使犯人受尽各种苦楚，已经法理不容。如果不予以严惩，国法何在？今后再出现这样的事情怎么办呢？为了以儆效尤，将余鼎军法从事，其余的人按照法律问罪。
军法从事，就是按照军法处置，不用经过什么审判程序，直接将犯人斩首，这是从重从快。其余的人按律问罪，依照什么法律呢？《大明律》规定：
“凡狱卒非理在禁，凌虐、殴伤罪囚者，依凡斗伤论。”
斗殴伤人，致人残废，最重也就是杖一百、徒三年，导致被殴人不能生育，则要杖一百、流三千里，将犯人一半财产，断付被伤笃疾之人养赡。致死者，则要抵命。法律没有专门规定如何处罚凌虐徒流人犯的押解之人，但可以比照这条法律量刑。这些军余虽然听从余鼎指使而虐待充军人犯，但没有将人犯弄成残废，最多是笞罪，显然不符合皇帝从重治罪的要求，不过，按照《大明律》的规定，可以按照科索财物来量刑，而这些军余科索充军人犯的财物都已经超过二十两，因此刑部比照这条法律，将这些军余发边远充军。
军余们万万没有想到曾经趾高气扬地押送充军人犯上路，可以吆三喝四地打骂勒索人犯，而如今自己则要被人押解上路，原来勒索的银两，被官府按照赃银而入官了，如今一无所有，个个都知道免不了要受罪，其中有两个因为害怕，竟然在没有发遣之前就自杀了。
此案的发生，显示了《大明律》的缺陷，对在狱、在审、在捕的人犯，若是加以凌虐，从狱卒到官员都要承担刑事责任，唯独对递解人犯的兵丁及差役，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也就导致朱元璋的子孙，不得不以条例、禁例、榜文等形式进行补充。
仅明英宗时，针对递解囚犯被凌虐勒索之事，就曾经严加禁约五次，凡押解之人虐待迫害人犯，“许被害之人，赴所在官司具告，即发口外充军”。也就是说，平均每四年重申一次，从这之中也可见禁约不如律例那样长期有效，所以后来出现条例，凡是押解人役擅加杻镣，非法乱打及勒索财物，都要被发边远充军或为民，若是致死或纵放人犯，则予以处死，算是补律之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