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之战，宋军虽损失不小，但仍拥有相当强大的力量；襄阳丢失，大宋虽失重地，但其仍然拥有相对完整的防御体系。可是，仅3年，南宋就被灭了。
而在此之前，从端平元年（1234年）到咸淳九年（1273年），将近40年间，蒙古军虽占据相当优势，却仍然总体上与宋处于相持阶段，无法打开局面。那么，为何襄阳沦陷后，南宋就如此迅速败亡呢？
襄阳城破，只是一个标志。而标志背后的意义，则是蒙元已经强大到足以消灭南宋。
剑指襄阳：不断成长的蒙古决策层
窝阔台攻宋，四川被打成了主攻方向；蒙哥攻宋，四川被选定为主攻方向。但是，四川距离南宋核心太远，而且地形封闭，蒙古人进得去却出不来。所以，无论是执行层面的打成，还是决策层面的选定，主攻四川都不应该。既然这样，那蒙古人为什么一定要死磕四川？
仅从主观方面来讲，原因就是蒙古人的决策层不成熟。
蒙古人在欧亚内陆所向披靡，甚至都能打出代差来。但在南宋战场上却长期是小学生水平。西征欧亚，蒙古人的突出优势是机动性。有了机动性就能遇佛杀佛。而南宋战场几乎全是攻城战。即便机动性再好，蒙古大军也得一座城一座城地打。所以，这种机动性，仅是能把自家军队快速运到人家城下送死。
宋蒙战争形势图
蒙宋战场水网密布、山川纵横。在这种环境下作战，必须要有水军。水军有两个作用，一是正面硬刚，在江河湖泊里打仗，你骑兵再厉害也没用，只能靠战船冲锋；二是战争投送，打仗就要投送兵员和物资，在南宋战场，水军输送兵员和物资的优势远超骡马大车。所以，宋蒙交战中，南宋也有机动性优势，即一直精锐的南宋水军。而且，南宋水军的机动性不比蒙古骑兵差。因为战争环境完全不同于欧亚内陆地区。
除此之外，还有蒙宋战争的战线太长。从今天的甘肃到今天的江苏，横亘着秦岭山脉和淮河水系，绵延几千里。打遍整个世界的蒙古人，也就在南宋战场上，遇到过这么长的战线。所以，蒙古人继续采用不设主攻、多路并进的一贯打法，就没法打。虽然自家兵多，但一分散到几千里战线上，就哪儿都兵少。
这些问题，蒙古决策层参透了吗？他们一直在努力参透。
蒙哥大汗亲征四川，这就意味着四川被选定为第二次蒙宋战争的主攻方向。忽必烈的谋臣商挺，一眼就看出这个决策有问题，“蜀道险远，万乘岂宜轻动”。对此，忽必烈极为认同，甚至直言：“卿言正契吾心。”但当时是蒙哥大汗说了算，所以这俩人顶多算背后发牢骚。关键是商挺仅是感觉不对。主攻四川不对，那应该主攻哪里？无论是商挺还是忽必烈，他俩都说不出来。
忽必烈亲征鄂州的时候，谋臣郝经看到攻蜀的主力部队陷在四川盆地出不来，于是提出《东师议》。首先指出主攻四川有问题，主力大军陷进险阻之地，太危险；其次认为应该“先荆后淮，先淮后江”，而后一举攻破金陵和临安。郝经之所以如此提议，并不是因为他参透了蒙宋战争的背后规律，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南宋认为：保住荆襄就能保住两淮、保住两淮就能保住江南。既然是这样，那蒙元就该反着南宋的思路去操作，南宋首保荆襄，那蒙元就该主攻荆襄。
忽必烈继位后，原旭烈兀的部下、名将郭侃，返回中原，投到忽必烈麾下。郭侃出自将门世家，据说是唐朝名将郭子仪的后裔。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郭侃才是既能参透战争规律又能组织战争活动的名将级人物。旭烈兀西征，郭侃破伊斯兰军一百二十余座城、破十字军一百八十余座城。仅这个战绩，就知道郭侃绝非凡人。郭侃提出“平宋之策”，且一语点破蒙宋战争的关键所在：“宋据东南，以吴越为家，其要地，则荆襄而已。今日之计，当先取襄阳。既克襄阳，彼扬、庐诸城，弹丸地耳，置之勿顾，而直趋临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
忽必烈
这时候，忽必烈是蒙古大汗；郭侃提出正确战略；朝堂上下人才济济；所以，蒙古人已经准备充分，灭南宋就差决心。
但是，忽必烈并没有采纳郭侃的建议。原因有三：一是前两次蒙宋战争都算失败，所以对南宋这个硬骨头，蒙古人心有余悸；二是忽必烈这个大汗是打来的，所以就要把巩固政权当成头等大事，南宋只能放一放；三是执行层面还不够成熟，以长江为高速公路，这个可以有，但蒙古人没有水军，这就没法办。
但是，无论忽必烈是否采纳郭侃平宋之策，都掩盖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蒙古人的决策层已经成熟。对于这个成熟的决策层来说，有两件事情是一定不会干的：一是不设主攻而多路并进的窝阔台打法，仗不能这么打，尤其是跟南宋打仗；二是主攻四川或绕道云南迂回四川的蒙哥打法，四川就是一个坑，陷进去就出不来，所以死也不能主攻四川。
咸淳三年（1267年），南宋名将刘整投降蒙元，并入朝觐见忽必烈，忽必烈咨以平宋之策。刘整入元，这是一件大事。因为它直接点燃了蒙古人再次攻宋的欲望，同时帮助忽必烈最终定下了决心：刘整“进言：‘宋主弱臣悖，立国一隅，今天启混一之机。臣愿效犬马劳，先攻襄阳，撤其捍蔽。’廷议沮之。整又曰：‘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邪！’世祖曰：‘朕意决矣。’”
“先攻襄阳，撤其捍蔽”，这是正确战略。这个战略，郭侃曾经提过，但忽必烈没有采纳。这次刘整再提，朝臣们却反对。朝臣们之所以反对，主要是因为蒙古人怂了。前两次攻宋，一次无功而返、一次大汗驾崩。这时候，大家肯定要想：南宋称臣不行吗？自家损兵折将还搭进一个大汗地去灭南宋，这有意义吗？能力不行，往往不是想着如何提升能力，而是想着如何降低目标，甚至怀疑目标对错。这是人之常情。
但刘整竟拿出汉家正统说事，即“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邪”。关键是刘整的这个汉家正统的说法，忽必烈竟认可了：我忽必烈不仅要做草原的大汗，而且还要做中原的皇帝，所以南宋必须灭。
刘整
从商挺到郝经、从郝经到郭侃、再从郭侃到刘整，会发现汉人精英正在逐步融入蒙古决策层，而且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关于蒙宋战争的正确策略，都是这些汉人精英提出来的。而刘整这个降将则更厉害。他不止提出正确策略，而且决定了要不要灭宋这个大前提。
所以，忽必烈灭宋之前，蒙古决策层已经不同往日，甚至高出南宋。而南宋关于宋蒙战争的认识，却仍旧停留在窝阔台攻宋和蒙哥攻宋的阶段。
襄阳失守：一直彪悍的蒙古执行层
蒙古的执行层，一直彪悍，其直接表现是兵精将猛。
以千户制为底层基础的蒙古大军，不仅拥有女真的攻击锐度，而且拥有空前的战争韧性。初期的女真军队，就是一把快剑独步武林，十二年间连灭辽宋两大强国。这个攻击锐度，堪称奇迹。但蒙古军队也能做到。三次西征，就是三次快剑出鞘，毁城无数、灭国无数。这个战绩不比女真人差。
刚者易折。既然攻击锐度强，那战争韧性肯定差。女真人就是前车之鉴，打契丹、快剑顺风；打北宋、快剑无敌，但打南宋就特别费劲，之后干脆打不过。但蒙古军队竟能兼而有之，既快有韧。为筹备第二次蒙宋战争，蒙古人用了两年多的时间、绕道数千里灭掉大理国，然后再以今天云南为跳板，进攻南宋后方。这个想象力和执行力，可以说前无古人。赶上女真这个对手，可以说北宋运气差；而赶上蒙古这个对手，只能说南宋命太苦。
既然决策已定，那就坚定执行。于是，蒙古人发动了襄阳之战。
襄阳之战形势图
襄阳之战，足足打了将近六年时间。为了一座城，蒙古人能死磕六年。这就是战争韧性。不拔掉襄阳，蒙古人就不会退军。
但时间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则是钱粮。“以国家每岁经费计之，襄樊殆居其半”。一座城、半个帝国的开支，这么打下去，忽必烈的蒙古帝国就会被襄阳耗死。所以，接下来一定要拼攻击锐度，即快速拿下襄阳。
襄阳决战在咸淳九年（1273年）正式拉开。
元军分五路，从东北和西南两个方向对樊城（与襄阳夹汉水而立、互为犄角）发起总攻。樊城城破之后，元军开始炮击襄阳。最后，吕文焕举城投降。
有人说，襄阳之所以被拿下，是因为蒙古人拉来了威力巨大的回回炮。所以，这是武器的胜利。如果这么认为，那就太过贬低蒙古人的战斗意志。
樊城之战时，身为镇国上将军、都元帅的刘整，亲督战舰、径趋城下；蒙古万户达达儿·忙兀台竖云梯强登柜子城；参知政事阿里海牙挥军焚城栅、架回回炮；管军总管史弼横刀立马、鏖战十四昼夜。如果连都元帅、参知政事、万户都冲锋在前，那蒙古人还有什么理由攻不下襄阳。
蒙哥
蒙古人很厉害，而且一直厉害。但彼时蒙哥大汗不厉害吗？蒙哥大汗可是不畏炮矢、瞭望钓鱼城，最后中炮而崩。即便如此，蒙古人不是也没攻下钓鱼城吗？
所以，南宋方面肯定有原因。
第一原因：南宋方面内斗不断。
最恶劣的内斗结果，就是刘整降元。因为与吕氏军事集团不和，刘整被逼得出逃、投降蒙古。刘整投降的时候，蒙古人都不敢相信。南宋会有如此高级别的将领主动投降。因为刘整了解南宋虚实，所以他的意见格外有分量，最终帮助忽必烈下了灭宋决心，即发动第三次蒙宋战争。
除了刘整与吕氏军事集团不和，还有名将高达。同时，高达还得罪过权相贾似道，所以高达几乎没有被重用的可能。但襄阳危在旦夕，南宋还能留着名将不用吗？高达做过襄阳知府、了解京湖情况，而且本身极为能打。因此，朝廷没有理由不让高达负责京湖战区。但是，守襄阳的吕文焕竟开始放烟雾弹了，谎称襄阳大捷，再加上贾似道配合，这就导致高达未能出掌京湖战区。最后，宋廷派了一个不了解京湖情况的李庭芝担任京湖制置大使。
第二个原因：南宋军队战力下降。
虽然高达未能赴任，但赴任荆襄的李庭芝不是怂货。虽然比不过最强打野孟珙，但控住局面、守住襄阳，李庭芝还是有可能做到的。
蒙古人虽然包围襄阳，但只要围城不死，那蒙古人就拿不下襄阳。之前的很多围城战，蒙古人都是因为围城不死而功亏一篑，甚至功败垂成。因此，南宋只要解决向襄阳输血的问题，就能守住襄阳。
李庭芝
但蒙古人这次下了血本，半个帝国的军费开支全被拿来围襄阳。所以，在将近六年的时间里，南宋一直增兵增粮向襄阳输血，却败多胜少。又因为吕氏将领各种不听话，所以援助襄阳就难上加难。甚至，李庭芝不得不召集襄阳、郢州的乡兵试着向襄阳输送物资。结果，就是这临时招募的三千乡兵，竟真把物资送了进去。三千民兵干成了十万正规军干不成的事。
这不能说明南宋百姓善战、乡兵能打，而能说明南宋正规军队的战力在下降。襄阳城破后，蒙元平章政事阿术上奏忽必烈说：“臣久在军旅，见宋兵弱于往昔，失今不取，时不再来。”这一点，连蒙古人都看出来了。
宋军战力下降的时候，元军的战力却在上升。因为蒙古人正式编练了水军，“造船五千艘，日练水军，虽雨不能出，亦画地为船而习之，得练卒七万”。而就是这支刚刚组建的蒙古水军，硬是打败了南宋水军。
第三个原因：南宋朝堂决策失误。
战力下降、内斗不断，这些都是襄阳失守的原因。但最关键的原因还在决策层，也就是庙堂之上。
襄阳之战，蒙古人投入的兵力在十到二十万之间。襄阳的南宋守军不多，有两三万人。南宋组织了十几次援襄输血作战，援军主要是殿前司军和两淮军，大约在十万左右。但是，还有一支力量却几乎没有参与襄阳保卫战。那就是距离襄阳最近、驻扎在鄂州和江陵的数十万京湖兵。按理说，宋廷没有理由舍近求远，不用京湖兵而用殿前司和两淮兵。那问题出在哪里？
出在了决策层，负主要责任的就是权臣贾似道。围困襄阳的时候，蒙古人在川东地区搞了一系列军事行动。加之，前两次蒙宋交战，蒙古人的套路都是拿下四川再从四川出兵。所以，南宋庙堂和贾似道认为蒙古人还会以四川为主攻方向。四川守不守得住，不重要；但四川的蒙古兵不能出来，最重要。所以，江陵和鄂州的京湖兵的主要任务，是防止元军出川，而不是解救襄阳。既然京湖兵不能动，那就只能舍近求远，调殿前司和两淮军。
襄阳之战
所以，南宋所规划的襄阳保卫战，不仅没能把襄阳纳入蒙宋战争的总体战局，而且也没能把襄阳纳入京湖战场这个局部战局。襄阳之战的大概总结就是：元军围着、宋军看着，其他战场坐等结果，最后襄阳城破而胜负已定。
南宋国灭：襄阳不重要但襄阳城破很重要
襄阳就是一座城，即便再重要，一座城也决定不了南宋生死。关键是襄阳也不是没有丢过，宋金、宋蒙交战的时候，襄阳都曾丢过。岳飞收复过一次襄阳，孟珙也收复过一次襄阳。所以，丢了就收复，大不了收复后再丢，丢襄阳不是什么大事。但为什么这一次就不行呢？
第一个原因是忽必烈参透蒙宋战争的密码。
之前的对手，无论是女真人还是蒙古人，都没有把襄阳提升到战略高度。反倒是南宋方面，最先发现了襄阳的战略价值。
南宋最初也没把襄阳当回事，但逐渐发现了襄阳的战术价值，比如凭借襄阳可以组织北伐；再后发现了襄阳的战略价值，比如襄阳足以主导京湖战区。而这已经高出蒙、金。
但是，这一次完全不同。
蒙古人攻打襄阳，不是为了抢劫襄阳财富，而是要把襄阳作为进攻南宋的战略基地。以前胡打乱撞，蒙古人甚至都拿四川和云南当过进攻南宋的战略基地。事实证明，这确实是胡打乱撞。但这一次，蒙古人终于明白了：襄阳才是决定胜败的战略基地。攻破襄阳就能打乱南宋的京湖战区。拿下京湖战区，就能将南宋断为两截：一截是四川，完全可以不用管；一截是两淮，顺江猛扑就行。
而更重要的则是：蒙古人可以控制长江。长江不是天险，而是高速公路。在已经拥有水军的情况下，蒙古人可以直接沿着长江向建康和临安输送暴力。他们连两淮都可以不用管。
所以，襄阳在彼时是战术性的，仅仅是一城一地之得失；襄阳在此时则是战略性的，直接关系到将南宋的军。这一点，蒙古人发现了。
第二个原因是吕氏军事集团的集体倒戈。
刘整献计主攻襄阳的时候，还向忽必烈指出了南宋的一个要害所在。那就是南宋所倚重的力量，只有一个“黑炭团”，“南人惟恃一黑炭团尔”。
“黑炭团”是指以吕文德为首的吕氏军事集团。吕文德在发迹的过程中，通过结交权相贾似道和提携自己的亲戚和同乡，编织了一个牢不可破的军事利益集团。因为这些人主要是樵夫和炭农出身，所以刘整才说他们是“黑炭团”。
历史总是押着相同的韵脚。汉武雄风，于是小舅子张牙；大唐耀武，于是节度使舞爪。这时候，南宋抗蒙，军事上也要张牙舞爪，那由谁来张牙舞爪？就是这个“黑炭团”。所以，在传统时代，但凡国家长期打仗，就一定能打出这种军事集团。宋初所规划的那种强干弱枝、统调分属、将兵不识的格局，先被形似节度使的制置使所取代，接着又被这种家族和利益为基础的军事集团所取代。
贾似道
吕氏军事集团的确很硬，打仗也厉害。否则，南宋庙堂和权相贾似道也不会这么倚重他们。但是“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襄阳城破、南宋死局，南宋拿不出利诱，反倒是蒙古人的开价更高，“令彼知我宽仁，善遇降将，亦策之善者也”。南宋当然也没有了势。襄阳失守之前，南宋是半壁江山的王朝；襄阳失守之后，南宋就是三国天下的东吴。
于是，末日南宋开启了批量投降的模式，吕氏军事集团集体投降，吕文焕还成了元军的带路党（吕文德在襄阳被围时已死），沿着长江一座城池一座城池地招降纳叛。这些手握重兵的地方封疆，随即城头变幻大王旗，全成了大元帝国的支持者。这时候，南宋还有什么可能继续存在下去。
第三个原因已经不重要，南宋弊端集体暴露。
德祐元年（1275年），南宋谢太后命贾似道率诸路大军十三万、战舰两千五百艘，沿江而上、西进迎敌。当年，二月十八日，顺江而下的蒙古军队和逆流而上的南宋军队，在丁家洲正式开打。元军水陆并进，主帅伯颜指挥步骑沿长江两岸进攻，架设巨炮猛轰南宋水军；副帅阿术亲自掌舵，率蒙古水军硬冲南宋战船。
在这场大战中，一向精锐的南宋水军已经完全不是蒙元水军的对手。大军溃败、师臣不师，南宋手中无牌可打。
随后，建康、太平州、和州、镇江、溧阳、广德军等地的南宋守军相继投降，南宋的批量投降模式愈演愈烈。
当年七月，保康军承宣使张世杰、南宋沿江制置使赵溍、知泰州孙虎臣集中大军在镇江一带发起勤王阻击战。结果，宋军竟玩起了铁锁连船，每十船铁锁连成一舫，并被命令不得随意起锚、以示死战到底。于是，周瑜怎么玩、元军就怎么玩，元将阿术实施火攻，宋军大败、战死数万。此战之后，“宋人自是不复能军”。
师臣贾似道，被证明不是王牌而是草包；沿江封疆，被证明不是英雄而是小人；勤王将领，被证明连《三国志》都没看过。除了皇帝太小不能捣乱，南宋具备了亡国的所有要件。
至于襄阳城破，它只是一个标志，背后则是南宋集体衰败而蒙元不断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