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北宋一朝，收复“燕云”之地像魔咒一样困扰着北宋历代君王。
其实在太宗朝就有过收回“燕云十六州”的几次战争，结果均以失败告终，甚至太宗差点被辽国所俘。太宗朝还能继承太祖时期的良将兵威，却依然未能收复“燕云十六州”，更何况仁宗朝的良将兵勇自然无法和太宗朝相比，再加上宋朝“崇文抑武”的国策，自然断无可能收复失地。还有一点，那时的辽国、西夏正是鼎盛时期，也从外部环境上没有条件收复失地的机会。
燕云十六州的历史遗留问题
1、儿皇帝石敬瑭献燕云十六州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驾崩那年，中原恰是后唐明宗即位，他是五代少数值得称道的君主之一。辽国平州（今河北卢龙）守将卢文进原来就是以唐卢龙节度使身份归附的，在这种形势下，因部下思归、明宗召诱和述律太后的滥杀将领，就在辽太祖驾崩当年，他率士卒十万、车帐八千重归后唐。平州控扼山海关，是契丹骑兵可以随心所欲地出入长城的主要通道。而后唐控制了平州，就可以把契丹骑兵完全阻挡在长城以外。
辽太宗深知平州的军事意义，天成三年（928年）正月,即遣将夺回了平州。四月，后唐义武节度使王都以定州（今河北定县）投附契丹。明宗即命王晏球进讨，契丹也派秃馁率万骑来救，经过反复较量，次年三月，唐军收复定州。王都举族自焚，秃馁被生擒处斩。其后多年，契丹不敢轻易南下。
定州争夺战表明：中原国家对于游牧民族的强大骑兵也不是绝对不能战胜的。
后唐明宗在继承人问题上却有失明断，他有一大帮子儿子、养子和女婿，大多具有觊觎帝位的实力和野心。他一驾崩，后唐就陷入皇位争夺危机中。清泰元年（934年），明宗的养子、潞王李从珂起兵，把继位不到半年的明宗的儿子、闵帝李从厚给杀了，自立为帝。
李从珂
镇守太原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作为明宗的女婿，也是一个有实力的军阀，李从珂十分忌防他，却不擅驾驭笼络还公然激化矛盾。石敬瑭的妻子入朝贺寿毕，当殿辞行，李从珂喝醉了，竟当她面说：“何不且留？遽归，欲与石郎反邪！”
清泰三年（936年）五月，李从珂将石敬瑭移镇郓州，并急着催他赴任。此举用意过于露骨，早有异心的石敬瑭当然不愿束手就范。他的掌书记桑维翰和都押衙刘知远等都指望在主子称帝中分一杯羹，竭力鼓动他揭出反旗。桑维翰教唆道：“今主上以反逆见待，此非首谢可免，但力为自全之计。契丹主素与明宗约为兄弟，今部落近在云、应，公诚能推心屈节事之，万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无成？”于是，石敬瑭公开反叛，后唐派张敬达围攻太原。为解除后唐大军讨伐他的困境，石敬瑭不惜向辽国乞求援兵，令桑维翰草表向辽太宗称臣，并以父礼事奉，答应灭唐以后将卢龙一道和雁门关以北诸州割让给契丹。
辽太宗见中原有隙可乘，大喜过望，答应秋高马肥时即倾国赴援。九月，唐军在雁门关等险要隘塞居然不设防，辽太宗亲率五万骑军长驱直入，直抵太原城北。当晚，石敬瑭出北门拜见比自己年轻十岁的辽太宗，“论父子之义”，“恨相见之晚”。次日，石敬瑭和辽军对张敬达的后唐军完成了反包围。
石敬瑭
十一月，经过一番交易，辽太宗决定立石敬瑭为晋帝，作为交换条件，石敬瑭向辽太宗称臣称子，把燕云十六州割给契丹，每年向辽纳帛三十万匹。
所谓燕云十六州是北宋以后的习称，当时包括幽州（今北京）、蓟州（今河北蓟县）、瀛州（今河北河间）、莫州（今河北任丘北）、涿州（今河北涿县）、檀州（今北京密云）、顺州（今北京顺义）、新州（今河北涿鹿）、妫州（今河北怀来东南）、儒州（今北京延庆）、武州（今河北宣化）、云州（今山西大同）、应州（今山西应县）、寰州（今山西朔县东北）、朔州（今山西朔县）、蔚州（今河北蔚县西南）。
2、丢失燕云之地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打开地图，即可发现这十六州都连绵分布在长城南侧，其中莫、瀛两州还深入到河北平原的腹地。在古代战争中，骑兵对于以步兵为主力的中原军队无疑具有绝对的优势；而在军事地理上，长城对于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的南下则能起到防御屏障的作用；而紧挨长城南侧的燕云十六州是长城防线赖以存在的有力依托，与长城构成唇齿相依的关系。
如今这十六州划归了契丹，不仅使得今河北蓟县迤逦直到今山西朔县的千余里长城防线都成为辽国境内的摆设，而且把长城南侧可以在军事上布防的隘塞险要也一并拱手让给了辽国。这样，辽国控制了长城，占领了燕云十六州，就像把守了中原王朝的北大门一样，随时可以长驱深入，直捣中原腹地。
其后，不仅华北平原，而且整个中原王朝就完全敞露在北方铁骑的攻击力下，彻底处在屏障尽撤、无险可守的境地。石敬瑭割弃燕云，自坏长城，直接导致了宋朝在宋辽对峙中始终处手劣势地位，也直接导致了金国能轻而易举地灭亡北宋，从而再度形成宋金之间南北朝的局面。
王夫之
也可以说，两宋三百余年的外患局面都是石敬瑭此举种下的恶果。石敬瑭个人之无耻自不待言，王夫之痛斥他：“德不可恃，恃其功；功不可恃，恃其权；权不可恃，恃其力；俱无可恃，所恃以偷立乎汴邑而自谓为天子者，唯契丹之虚声以恐吓臣民而已。”石敬瑭对历史也是千古罪人，这点并不因为现在是多民族统一国家而可以一笔勾销，问题还要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
当时，中原国家与契丹分明是敌国，石敬瑭为了自己能做中原王朝的儿皇帝，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由于他的无耻举动，中原社会经济在数百年间蒙受巨大的损失，历史发展因此增加了许多负面的变数，石敬瑭对此是不能辞其咎的。
燕云十六州划归辽国，对契丹来说，其军事意义自不待言。作为与中原文化交流的重要的桥梁和窗口，其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最具意义的是对契丹立国的深远影响。可以说，倘若没有燕云十六州，契丹充其量只是北方边境的一个民族政权。而燕云州县的并入，使辽国增加了一个具有封建传统的新组成部分，采用原先的关外州军的办法，显然不能长久有效地统治这地区。
燕云十六州示意图
于是就有了一系列更为深刻的统治政策的全面调整，包括政治制度、经济结构、法律规定和文化习俗诸方面。燕云州县的封建农业经济在契丹社会经济中始终是相对独立的，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方面，它作为社会经济的先进模式，刺激和引导着关外州县乃至契丹全境的封建化进程；一方面，它作为辽国最先进的经济区，是契丹得以在北方立国并与中原王朝以南北朝抗衡的不可或缺的经济支柱。同是燕云十六州的归属，对于中原与契丹的利弊得失就是这样牵一发而动全身。
太宗朝收复燕云十六州的两次尝试
辽太宗率领契丹骑兵直下后晋都城开封时，宋太祖年方二十，对这一浩劫应该是刻骨铭心的。北宋建立以后，图谋燕云，拱卫中原，可以说是他一贯的夙愿。他设立了封桩库，积存每年的财政盈余，打算蓄满三五百万以后，与契丹交涉索还燕云的土地与民众。
倘若契丹同意，这些款项就作为赎款，否则就散尽库钱，招募勇士，武力攻取。他做了一个估算，倘若以二十匹绢的价钱换取一个辽兵的首级，辽国十万精兵用二百万匹绢也就搞定了。太祖的这一规划，表明他是把对辽和战当作严重问题来郑重对待的。因而终太祖之世，宋辽之间基本维持互不侵犯的状态。
1、高梁河之败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太宗出兵攻北汉，已做好了与契丹开战的思想准备，而北汉终被攻灭，也令太宗自我感觉良好。于是他决定挟战胜之余威，取燕云之故地。实际上，攻打北汉从正月到五月，已经是师老饷乏，完全不宜再开打新的战役。何况这时的辽国在景宗统治下，经过十余年休养生息，经济大有好转，政治也算清明，关键是涌现了耶律休哥、耶律斜轸这样智勇兼备的名将。宋朝又没有经过充分的前期准备和严密的军事部署，仓促上阵，显然是难操胜算的。
崔翰
这时，殿前都虞候崔翰迎合太宗的旨意，上奏鼓吹道：“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于是太宗决意攻辽。
五月下旬，宋军自太原诸路并进，越过太行山向河北平原集结。六月十三日，太宗从镇州（今河北正定）亲自督军北上，正式发动北征。十天后宋军进抵南京（今北京）城下。辽将耶律斜轸见宋军兵锋略盛，便引兵退驻得胜口（今河北昌平西北），耶律沙则撤到清河北（今北京清河镇附近），互为犄角，声援南京。
宋太宗误以为耶律斜轸只能据守险要以自保，便派一部进行监视，自率主力日夜攻城，命宋军围城三匝，穴地而进。辽国守臣韩德让日夜登城指挥，力保城池不失。宋军围攻半月，疲惫劳顿，粮草因运输线过长也开始紧缺。 七月初，辽国所派耶律休哥率领的驰援大军已抵达前线 。他先以弱兵五千诱敌，再以精骑三万从他道绕到宋军南侧，发动猛攻，席卷而北。六日，耶律沙进军城下，与宋军激战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耶律休哥和耶律斜轸也各率所部分左右两翼向宋军发起猛烈的攻击。
高梁河之战示意图
宋军急调围城部队迎敌，城内辽军见援军赶到，便开门列阵，鸣鼓助攻。宋军在辽军数路猛攻下，全线崩溃。次日黎明，太宗在混战中腿上中了两箭，仓皇奔逃至涿州，因箭伤无法骑马而换乘驴车继续南逃。辽军追杀三十余里，耶律休哥身上也多处受伤，不能驭马，便改乘轻车追逐，至涿州未获宋太宗而还师。
在高梁河之战中，就兵力对比而言，宋军明显占上风，但却以惨败而告终，使宋初以来培植的宋军精锐元气大伤。究其战败的内部原因，一是战略上的轻敌，以为挟战胜北汉的余威，必能奏功。二是战术上的失策，屯兵坚城之下，不作打援的部署，乃至处于内外数路夹攻的被动境地。三是士气的不振，将士连续作战，身心均已疲惫，将领中甚至有掳掠北汉妇女充当军妓。 其军心涣散、士气低落可以想见。
2、无疾而终的雍熙北伐
为了报复南京围城之役，当年九月与次年十月，辽军两次攻宋，双方互有胜败，谁都不敢说胜券稳操。现在自宋太祖就志在解决的燕云十六州问题，对太宗说来成为一个棘手的难题。
首先，战端一开，已经切断和平解决的所有可能。大言既出，不打则贻笑天下，威望扫地；若打则覆辙在前，胜负难料。太宗有点进退两难。 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趁辽圣宗新即位之际，宋太宗甚至谋求与契丹恢复以前的和平状态，但因没有正式的国书而遭到拒绝。而要下国书求和，太宗还拉不下这面子。
在接到辽国拒绝的信息以后，太宗重新开始积极备战。 雍熙三年（986年）正月，经过长期准备，宋太宗决定再次发动大规模的伐辽战争，史称雍熙北征。
赵光义
之所以这时发起北征，宋太宗是出于对内外形势的判断才作出的。
先说对内，高梁河战败时，军中见太宗不知去向，竟有人打算拥立太祖之子赵德昭，这令太宗深感皇位未稳，于是转而注意内政。到雍熙初年，不仅太祖之子都已薨逝，连居于准皇储地位的皇弟廷美也已贬死，太宗最后一块心病已经除掉，因而可以放心攘外了。而自南京围城之役以来，七年来战略物资的准备积聚，也足以对付一场大战。
再说对外，太宗误信边将的报告，认为“契丹主少，母后专政，宠幸用事”。从表面现象来看，辽圣宗这年才十六岁，说得上是“主少”；政事听命于其母承天太后，说“母后专政”也名副其实；而承天太后也确实重用她所钟爱的韩德让，在大计方针上多有听从，以“宠幸用事”评断也相去不远。
但承天太后与韩德让共掌朝政称得上是黄金拍档，这一时期也是辽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年代。就以边境防务而言，承天太后在圣宗即位当年，就任命耶律休哥为燕京留守，允许他便宜行事，总领南面的军务。
史称耶律休哥在这一期间“劝农桑，修武备，边境大治”。他不仅是一代名将，也是有眼光的政治家，对宋朝的进犯早有防备。因而宋太宗在对外征战时机的选择上，是绝对错误的。
雍熙北征是宋太宗亲自指挥的，这次他没有亲征，而是用阵图遥控指挥。阵图是宋代猜防武将，实行“将从中御”政策的产物。
赵匡胤
宋太祖是宋代皇帝中唯一的天才军事家，他用将“专而不疑”，只在命将出师前作简要的指示和告诫。太宗的韬略远不能与乃兄相比，却自以为是军事天才，对武将的猜忌防范之心十分强烈，为了“将从中御”，就预先设计好阵图交给出征的将帅，让他们不折不扣执行。太宗、真宗两朝阵图最为盛行，但也是对辽战争一败再败的年代。战争形势瞬息万变，在当时通讯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及时反馈进行调整，阵图的荒谬可想而知。
且看太宗这次的战略部署：东路以曹彬为主帅，米信为副，率领宋军主力两军同行，出雄州（今河北雄县），以缓慢行军的战术，张大声势，向辽南京进发，以牵制辽军主力；中路以田重进为统帅，出飞狐（今河北涞源）；西路以潘美为主帅、杨业为副，出雁门关（今山西代县北），攻取关外诸州，再与中路军会合，然后挥师东进，从北面与东路军夹攻南京。
这一战略的不足在于三路大军过于分散，不能及时有效地进行配合；二是东路主力等待战机的时间过长，容易出现不测之变。结局果然如此。
三路大军一开始进展都很顺利。中路军攻占了灵丘（今属山西）、蔚州（今山西蔚县）。西路军更是连克寰（今山西朔县东北）、朔（今山西朔县）、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山西应县）等州。
东路军攻占了岐沟关（今河北涞水东）、涿州等地，耶律休哥仍坚守南京，避免与宋军正面交锋，同时派轻骑深入敌后，截断其粮道。
耶律隆绪
辽圣宗与承天太后接到耶律休哥的求援消息，立即征调诸部兵增援南京，统一归休哥指挥，以抗击宋军东路主力。母子俩亲率大军南下，驻兵涿州东北，等待各路援军到达，以便决战。
曹彬在三月进占涿州以后，与耶律休哥的军队相持在涿水之北，十余天后，终因粮草不济，退守雄州以便就粮。太宗听到这一消息，大惊失色，即派使者指示他向米信军集结，养精蓄锐等待中西路军的会师。
而这时中西路军屡战获胜的捷报不断传来，东路将士纷纷要求出战，以便为北征主力争回点面子。曹彬只得率军与米信军会合，再度进攻涿州。因休哥以轻骑不断夜袭单兵落伍者，曹彬命部队排成方阵行进，一边行军，一边在两边挖掘壕堑，以防敌骑侵袭，将士疲惫不堪，从雄州到涿州仅百余里路，竟然走了二十来天。
等到达涿州，曹彬发现承天太后率大军已驻扎在涿州东北，连忙决定退兵。这时耶律休哥已补充了精锐的援军，全力追击宋军。
五月，两军激战于岐沟关，宋军以粮车环绕自卫，被辽军包围，成关门打狗之势。曹彬、米信趁夜色率部突围，渡拒马河时，遭辽军追击，溺死者不可胜计。曹彬溃退至易州（今河北易县），驻营沙河，听说追兵又至，宋军如惊弓之鸟，争过沙河，死者过半，河水为之不流。残余宋军向高阳（今属河北）溃逃，被耶律休哥追上，死者数万，丢弃的兵甲高如山丘。宋军主力全线崩溃，伤亡惨重。
萧绰
宋太宗接到东路军惨败的战报，立即命令中路军退驻定州，西路军撤回代州。而辽承天太后则调集优势兵力西向，以便全力对付中西两路的宋军。见到宋中、西路军后撤，耶律斜轸等不及援军到达，就主动出击了。这时，中路军已安全撤回，西路军又接到太宗的指令，要求他们掩护寰、朔、云、应四州居民迁至内地，这支孤悬敌后的西路军就成为辽军唯一追击的目标。
七月，西路军副帅杨业建议避开敌军主力，出大石路（今山西代县西北），配合云、朔守将撤离两州军民，但监军王侁却逼他与辽军正面交锋，主帅潘美不置可否，杨业无奈，只得出战，行前要求他们在陈家峪口接应。但当他与耶律斜轸的大军浴血苦战退至约定地点时，潘美、王侁已率军退走，杨业拼死血战，中箭被俘。
辽军在岐沟关和陈家峪两次战役中大获全胜，彻底击败了宋太宗亲自指挥的雍熙北征。稍作休整后，十一月，辽军分东西两路南下攻宋，作为对雍熙北征的报复。西路军由耶律休哥率领，东路军由承天太后亲自统领，在滹沱河北与西路军会合，渡河以后直扑瀛州（今河北河间）。
宋朝守将刘廷让约沧州守将李继隆以精兵来援，岂料李继隆畏缩不至。当时天气奇寒，宋军拉不开弓弩，被辽军围困聚歼，死者数万，大将贺令图等被俘，刘廷让只身逃回瀛州。辽军乘胜南攻，大名（今属河北）以北，悉遭蹂躏。耶律休哥建议干脆把辽国的边境推到黄河北岸，承天太后没有同意，次年正月，下令还师。
3、两次惨败的历史意义
雍熙北征是宋辽之间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也是宋太宗企图收复燕云的最后努力。这次军事行动再次以惨败而告终，对辽宋双方以后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雍熙北伐宋军战略示意图
对宋朝来说，雍熙北征的失败在君臣将士中间普遍滋生出一种恐辽心理。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宋朝彻底放弃了以武力收复燕云的梦想，把战略进攻变为战略防御，对辽一味采取守势。
为了阻止辽国骑兵的南攻，宋朝采纳知雄州何承矩的建议，在西起保州（今河北保定），东至泥姑寨（今天津塘沽）的九百里间，利用原来的河淀塘泊，疏通蓄水，构筑塘堤，形成南北宽十里至百余里不等、深数尺至丈余不等的防御地带，其间设立寨铺派兵驻守。这一工事的实际效果是十分有限的，最有力的证明就是澶渊之盟时辽国骑兵照样直逼黄河北岸。
在对外失利的情势下，宋太宗转而把统治重点放在对内的防范和控制上。端拱二年（989年），他声称“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外自安”，确立了宋朝一以贯之的守内虚外政策。
由于收复燕云的无望，宋朝北大门的锁钥始终掌握在辽国的手中，不久就有澶渊之盟的订立，令宋朝背上了岁币的包袱。这种阴影也直接影响到宋朝对夏、金关系的格局。
对辽国来说，高梁河之战和反击雍熙北征的胜利不仅解了南京之围，而且保卫了作为辽国立国生命线的燕云十六州，难怪《辽史》有一段话称赞这两仗说：“是两役也，辽亦岌岌乎殆矣！休哥奋击于高梁，敌兵奔溃；斜轸擒继业于朔州，旋复故地。宋自是不复深入，社稷固而边境宁”。“宋自是不复深入”，意义不可低估。
燕云十六州示意图
辽国不仅在这场较量中完全占据了上风，而且也表明自后晋石敬瑭献燕云十六州半个世纪以来，中原国家与辽国对这块农耕地区和军事重地的长期争夺面上了句号。从此以后，这一地区在辽国的统治下，社会经济有了长足而稳定的发展。
实际上，不论宋辽哪一方试图控制占有燕云十六州，都是无可非议的。高梁河战败的次年，太宗还没有死了收复燕云的心，,张齐贤有针对地上了一奏说：“臣闻家六合者以天下为心，岂止争尺寸之事，角强弱之事而已乎！”
南宋有个叫吕中的学者评论张齐贤的奏议，说他只知道辽国不可伐，却不知道燕云所在当取，当取的理由有二：“一则中国之民陷于左衽，二则中国之险移于夷狄。”前一条理由事关民族与文化问题，在当时当然是原则性的大问题。
但从历史长时段来看，在民族融合和文化趋同的过程中，左衽之民陷于中原，中原之民陷于左衽，都是不可避免的双向代价。后一条理由确是宋朝必取燕云的关键所在，即吕中所谓“燕蓟不收则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则河南不可高枕而卧”。更何况燕云十六州原来就是从中原国家划给契丹的，宋朝志在必得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从契丹来说，燕云十六州一旦纳入自己的版图，就具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方面，在军事地理学上，这一地区也成为辽国防止中原国家长驱深入的军事屏障。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这地区的农耕经济与其原先的游牧经济形成良性的互补，随着年代推移已经成为辽国赖以立国的最重要的经济板块，因而辽国殊死地保卫这一生命线也是情理中事。
辽国疆域图
也可以说，中原国家失去燕云，不会影响其原来的社会文明程度；而辽国一旦失去这一地区，它的经济文化形态就会发生质的变化，成为类似前代突厥、柔然那样勃然而兴，倏然而灭的游牧政权。
既然双方都有取得燕云十六州的历史合理性，而双方又互不相让，便只有战争解决问题。历史就是这么干脆而无情，但战争结局却是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胶合的产物。自雄才大略的宋太祖一驾崩，“而天下不能混一矣”。宋太宗以及北宋后世历代帝王没有这一方面的雄才大略，应是毫无疑问的。
仁宗朝收复河西之地努力
几乎与宋同时崛起的西夏，在李继迁、李元昊父子两代人的励精图治，实现了中国西北地区的局部统一，其后近二百年各民族间的同化和融合，为元朝全国范围内的各民族的大统一奠定了基础。元昊立国称帝，与宋朝成为平起平坐的主权国，这对一向强调大义名分的宋朝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而元昊正打算实现自己对宋朝“小则恣意讨掠大则侵夺疆土”的抱负，宋夏战争便不可避免。
面对西夏的一再挑衅，宋仁宗及大多数朝臣们认为西夏“蕞尔小邦，不足为惧”，大军一到，即可诛灭。顺便一举收复河西之地，打通丝绸之路，打破中原战马奇缺的困境。
然而，三川口之败震惊朝野，这是宋朝自雍熙北伐以来从未有过的惨败，也让宋朝知道元昊是必须认真对付的。宋朝调整了西北的统帅，任命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使，韩琦以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泾州，范仲淹以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
韩琦
在对夏方针上，韩琦主张主动进攻，根除隐患。范仲淹主张坚壁清野，固守抗敌，这一方针是鉴于宋朝长期边防不修，战斗力不强的实际作出的。
而仁宗决定采取韩琦的主张，组织鄜延和泾原两路大军进讨西夏。然后，事与愿违，好水川惨败彻底把仁宗和朝臣们惊醒。然而厄运还未结束，接下来的庆历二年（1042年）闰九月，元昊故伎重演，逐步把宋军引向定川砦（今宁夏固原西北）。宋军进入包围圈，就被四面围住，退入定川砦中死守。西夏军切断了水源，宋军只得冒险突围，仅行二里，就被西夏伏兵围歼。葛怀敏以下十四员大将战死，所部九千余名将士、六百余匹战马均被西夏俘获。定川砦惨败，宰相吕夷简惊呼“一战不及一战，可骇也！”
通过三次大战，宋朝原先那种一鼓荡平“蕞尔小丑”的豪气早已烟消云散，明白了自己在军事上根本不可能占上风。宋仁宗决定全力求和，双方议和使节开始往来。
而议和对西夏来说也是求之不得的，元昊立即响应，原因有三：其一，战争爆发后，宋朝停止了对西夏银绢钱的大宗岁赐，关闭了榷场，西夏境内粮食、布匹、茶叶等生活必需品奇缺，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其二，战争使西夏民穷财尽，物价昂贵，民间流传“十不如一”的谣言表示不满，连年战争使西夏“军民死亡，创痍过半”，在兵力上也没有力量继续长期的战争。其三，元昊虽在三次战役中大获全胜，但也深知以贫穷落后的西夏，要全面战胜和长期占领地广人众的宋朝决无可能，而从经济利益上看，战争掠夺远不如与宋朝维持和平获得的好处为大。
还必须指出，宋、辽、夏三国关系在当时的互动变化，也促使宋朝与西夏必须尽快与对方媾和。对此，有必要多说几句。元昊联辽抗宋，辽国也瞅准宋夏战争的机会向宋捞上一把。庆历二年（1042年）正月，辽国派出使者，照会宋朝：辽夏为舅甥之国，对夏有保护之责，宋朝攻夏为何不先与辽国打招呼；指责宋朝在边境上营筑长城，填塞隘路，开掘水道，添置边军，有破坏宋辽盟约的意向。
北宋形势图
以此为理由，辽使向宋朝旧案重提，要求归还当年被后周世宗夺取的瓦桥关以南十县。这对处于宋夏战争泥淖中的宋朝来说，简直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有点穷于应付，更迫切要求尽快结束宋夏之间的战争状态。
宋朝派知制诰富弼为谈判使节赴辽，答应在澶渊之盟所定岁币之外增加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其中一半用以替代关南租赋，一半用以答谢辽国约束西夏的。辽国成为宋夏战争的唯一不花本钱的大赢家，它出卖了西夏，从宋朝那里得到了好处，又在宋夏两国之间充当调停者和救世主，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
李元昊受到来自辽国的政治压力，十分不满，庆历三年（1043年）又与辽国发生了争夺边境部落的纠纷，双方关系急剧恶化，联盟开始破裂。为了防止宋辽联合而腹背受敌，元昊在庆历四年（1044年）秋天，匆忙遣使向宋朝送上称臣的誓表，双方达成和约：元昊以西夏国主的名义向宋称臣，允许夏国自置官属；宋每年“岁赐”西夏银、绢、茶、采二十五万五千匹、斤；两国重开榷场，恢复互市贸易。
其后不久，辽夏关系激化，辽兴宗亲率大军进攻西夏，元昊坚壁清野，重创辽军，而后见好就收，与辽议和。从此，北宋、辽国和西夏之间三国鼎立的政治格局正式形成，而北宋在与西夏的关系上，最终似乎还是宋夏战争爆发前夕，朝臣所提出的“稍易其名，顺时而抚”的结局，看来还是算他头脑清醒些。
自此以后，收复失地几乎成为泡影，这个梦想对于北宋历代君主来说也仅仅是梦想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