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南之春

在国外如果要找一本反映中国早期革命影响力最大的书，那么非《红星照耀中国》不可了。这本书至今出版次数之多，影响力之大，史料价值之高是无与伦比的。

1936年7月，初到延安的斯诺与毛泽东合影

但是，这本书的写作之艰难，出版发行过程之曲折，在我国国内命运之多舛也是罕见的。尤其是斯诺在釆访毛泽东关于个人早期成长经历，以及毛泽东个人情感的部分，当时几乎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在当时，都经历了哪此曲折呢？

一、斯诺计划去延安，并为此作充分准备

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帮助与安排下，斯诺以外国“持中立立场”记者的身份首次来到了陕甘宁边区，这是一次新奇探访，也是一次冒险。在斯诺到达延安前，他从未接触过真正的红军。

去延安前，斯诺已经在中国生活了8年，主要是中国的上海和北平。

斯诺为何要去延安呢？见到毛泽东后，关于他向毛泽东所釆访的一些个人问题、成长经历等能顺利吗？

埃德加·斯诺，1905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斯诺的祖父塞缪尔·斯诺，担任过美国首任驻广州领事，他少年时就听到过关于中国的许多故事。1928年，不满23岁的斯诺带着对神秘中国的向往，经夏威夷到日本，然后抵达上海。

斯诺是怎样产生访问陕北动机的呢?这事与宋庆龄也有关。他为撰写宋庆龄传记，1931年9月在上海拜见宋庆龄，进行了多次长谈。他被宋的伟大人格深深感染，并同她建立了真挚的友谊关系。经宋庆龄的介绍，斯诺又结识了鲁迅。

在他们的影响下，斯诺“在对中国的现实认识上，产生了质飞跃”。这些令他对记录中国人民苦难和中国新文艺产生了兴趣，后来他对萧乾讲，“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他庆幸自己能在上海结识鲁迅先生和宋庆龄女士，并在心底感谢在他们的指引下认识了中国。

1933年秋，斯诺离开上海到北平的燕京大学新闻系执教。在此期间，他同学生中的中共地下党员有些来往，并从这些学生那里，他得到了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新闻记者的敏感，使他立刻萌生了要到陕北红区，亲眼“看一看蒋介石费了十年时间试图‘清剿’的究竟是些什么人”的念头。但怎样去呢?

1936年春，斯诺又去拜访宋庆龄，表达了这一愿望，宋表示赞同并愿帮助。时隔不久，宋庆龄接到有关人士转来的中共中央的电报，内容是请宋帮助邀请一名诚挚的西方记者和医生，到陕北访问。经宋庆龄介绍，斯诺与中共华北地下党取得了联系。

二、去延安，斯诺开始了其中国最传奇的旅程与探险

1936年6月，斯诺带着中共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委托柯庆施用隐性墨水写给毛泽东的介绍信，怀着既兴奋又忐忑的心情，带着两架照相机、24个胶卷和许多笔记本，登上了从北平驶往西安的火车，开始了他的被后人称作“伟大的探险”的旅程。

1936年8月，初到延安的斯诺在延安釆访途中留影

7月初，斯诺乘东北军的卡车由西安到达肤施(即现在的延安)，然后步行，于7月9日到达红军前沿司令部所在地安塞。刚一到达，他就受到一个蓄着浓密黑胡子，双目炯炯有神，态度温和的青年“军官”的接待。这位“军官”用流利的英语同他交谈，斯诺大感意外。谈话中他才知道，接待他的是大名鼎鼎的周恩来。

周恩来说：“我们欢迎来苏区访问的任何一个记者。阻碍记者来访的不是我们，而是国民党。你可以把看到的一切都写出来，我们将从各方面帮助你了解苏区的情况。”

斯诺没有想到，刚来到这个“神秘”之地，就受到热情接待，兴奋得彻夜未眠。

毛泽东正式接见斯诺前，7月13日晚有一个礼节性的看望。斯诺在窑洞里等待着，直到吃完饭时毛泽东才来。毛泽东用力同斯诺握手，以平静的语调寒暄，要斯诺在同别的领导人谈过话后，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认识方位，然后去见他。

7月14日，保安举行欢迎斯诺和马海德大会，毛泽东出席并即席讲话，对客人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

三、与毛泽东的“较量”，斯诺终于说服毛泽东接受其釆访中所列个人问题清单

7月15日至9月24日之间，毛泽东多次会见了斯诺，主要谈一些中国抗日的世界性问题，就是不谈其个人成长经历及早期革命斗争经历。

为此，斯诺也想了很多办法。因为这一部分是斯诺认为特别重要，且西方世界非常关心关注的问题。

但是，毛泽东也有他个人的考量：党内有规定，在接受采访报道时不能谈及个人私事；另外如果谈个人成长经历，虽可消去外界的误解，但对一个外国人谈合适吗？

1937年，毛泽东与斯诺夫人海伦·斯诺（左一）等外国友人在延安合影

在山沟里，向一个外国记者如此详细回述自己的历史，并不是很容易做出的决定。据斯诺后来说，刚开始的几天，他们的对话好像是在捉迷藏，闪闪烁烁的，总是深入不下去。聪明的斯诺无疑会感觉到，毛泽东是在通过绕圈子来做出自己的判断：能不能把自己的真实历史告诉这个外国人?这个外国人会不会滥用自己的信任来歪曲或误传自己的话?

斯诺急了。终于，有一天径直问毛泽东：“如果你想结束内战，首先得让全国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人。多年来的宣传把你们描绘成堕落、愚昧、无知识的土匪，光知道烧、杀、掠夺，还有共妻，你们必须让人了解你们是活生生的人——不能光靠政治口号。”

毛泽东又一次回避了这个问题。可他心里并不是没有在盘算。

从原则上讲，共产党人本来是回避谈论个人的事情的。斯诺对这些问题的浓厚兴趣，还有他那一脸真诚，不会不使他有些动心并重新思考是否接受他关于个人问题的访谈。

更重要的是，这位来自西方的年轻记者，无疑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媒介，通过他，可以向世界，更是向中国发表谈话。这个机会是难得的，也是头一次碰上。

因为一个明显的道理是：过去中共实际上被剥夺了向全中国公开发表意见的可能。斯诺一旦用英文发表出来，尽管国民党新闻机构会万般阻挡，但也会传到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耳朵里。被称为“土匪”的共产党人，何尝不急于想让外界了解他们的经历和追求呢?再说，斯诺还告诉他，外间传说毛泽东已经得肺结核病死了。

结果，又一天晚上，斯诺拿出了关于毛泽东个人历史的一个“清单”，在毛泽东还拿不定主意是否为澄清关于他个人问题的一些流言蜚语而花费时间的时候，斯诺用起了激将法：

“你不是说过你曾受到乔治·华盛顿和卡莱尔的《法国革命史》一书的鼓舞吗?”

毛泽东又拿起清单细看了一遍，终于向斯诺提议：“让我概括地把我的经历讲给你听好吗?我想那样更好理解些，而且最后你提出的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得到回答，只不过不按这个顺序罢了。”

10月间，毛泽东应斯诺要求，同他连续几个晚上谈个人历史和关于红军长征的经过。对他人系统地谈个人经历，这在毛泽东一生中是仅有的一次。

为慎重起见，毛泽东又要求斯诺将这部分内容整理成文后，由中共早期翻译黄华将釆访文稿译成中文，交毛泽东亲自仔细审阅修改。黄华修改英文稿后，再交给斯诺。

谈话通常从晚上九点开始，持续到次日凌晨两点，吴亮平(时任中央宣传部长)做翻译。这些谈话过程，与斯诺同去的马海德博士通常在场，但他只听不发言。

1936年，斯诺拍摄的毛泽东头戴红军帽的经典照片

斯诺在这4个多月的时间内同毛泽东、周恩来等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谈话，搜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一手资料。此外，他还实地考察，深入红军战士和老百姓当中，口问手写，对苏区军民生活，地方政治改革，民情风俗习惯等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四个月的采访，他密密麻麻写满了14个笔记本，用完了带去的24个胶卷，拍摄了许多珍贵具有史诗般的延安及西北地区的照片镜头。

四、回到北平开始写作，并结集在欧洲发行，引起世界轰动

斯诺在获得延安实地釆访考察的第一手鲜活的资料后，返回北平并开始燕京大学未名湖畔潜心写作，反复修改。于1937年春正式成书，书取名为《Red Stαr Over China》即《红星照耀中国》，这本第一次全面介绍中国革命红军的纪实性、文学性兼备的报告性文学就诞生了。

由于该书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没有出版的可能性，斯诺便将此书样稿发往英国伦敦一家出版商。

1937年10月，英国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正式出版斯诺英文初版《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一经问世便轰动世界，在伦敦出版的头几个星期就连续再版七次，销售10万册以上。

世界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一个杰作，标志着西方对中国的了解进入一个新时代。美国历史学家哈罗德·伊萨克斯的调查说明，作为美国人对中国人印象的主要来源，《红星照耀中国》仅次于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大地》。《大地》使美国人第一次真正了解中国老百姓，而《红星照耀中国》则使西方人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代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知识都是从斯诺那里得来的。

《红星照耀中国》先后被译为二十多种文字，80多年来在世界各地畅销不衰，几乎传遍了全世界。

五、该书在中国大地上的坎坷命运与曲折经历，终至大放异彩

尽管该书在西方的出版发行十分成功，社会影响极好，但在我国则是另一种命运。

1938年2月10日，以复社名义出版的《Red Star Over China》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孤岛上海问世。考虑到在敌占区和国民党政府统治区发行的缘故，译本改名为《西行漫记》。此书在短短的十个月内就印行了4版，轰动了国内及海外华侨聚集地，在香港及海外华人集中地还出现难以计数的该书重印本和翻印本。

1938年版，中国上海发行《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

国民党政府不得不一次又一次下令查禁斯诺的这些著作，至使该书在我国传播范围有限。但是，在有限的大城市中，如上海、北平、重庆，还是激起了巨大的回响。国统区一批批热血知识青年前赴后继奔向延安，使中共延安在1938年出现了知识分子参军革命的高潮，为后来革命的解放事业与新中国的建设储备了大量的有用人才。

1949年后，斯诺的书继续照耀世界各地，而在中国反倒被打入另类。《西行漫记》只是在1960年2月由三联书店根据复社版印了一小部分，作为内部读物，限于内部发行。这还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斯诺第一次访华而特批的。十年动荡期间，《西行漫记》也被加盖严控之类印记，密封于图书馆和资料室书库中，禁止借阅。

1979年12月，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由董乐山根据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1937年版翻译的中文本《西行漫记》，胡愈之为该重译本作了序，该译本重新走入中国人的视野。但是，该书的发行仍是控制限量，难以进入千家万户。

直到2016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最新版《红星照耀中国》。新版《红星照耀中国》在中国大地经过30多次加印，至今己销售达500多万册。该书不断地再版和重印，使该书在中国迎来了春天，它教育了千百万读者和青年，使它成为享有盛誉，家喻户晓不朽的经典文学作品。

《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意义是伟大的，它吹奏出了雄壮而激昂的号音，让西方积累起来的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谣言和猜疑倒塌了。诺尔曼·白求恩和柯棣华都是曾因阅读了这本书，成为他们下决心来华工作的主要原因之一；从二战时期到上世纪末，美国多任总统承认曾阅读这本书，成为他们决策对华战略的一个重要参考；在日本、韩国，学者也把阅读该书作为了解20世纪中国的“一把钥匙”。

新中国成立后，斯诺又曾三次来华访问，并与毛泽东主席见面亲切交谈。

建国后，斯诺重新访问中国，与毛泽东在一起交谈

1972年2月15日，斯诺因病在瑞士日内瓦逝世，享年67年。遵照斯诺的遗愿，他一部分骨灰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埃德加·斯诺，这位西方世界传奇的记者，因与中国的结缘，把自己后半生全部奉献给了中国人民，死后终于长眠于这块他为之奋斗过的热土，从此，再也不会分开。(完)

——作者江南之春2020年8月25日于宜昌

• 史海钩沉，原创不易！喜欢吗？喜欢就关注，我是“艺术世界人物志”作者江南之春，让我们相约今日头条天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