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吴春红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国家赔偿申请，申请金额1872万余元。这一巨大的金额引发争议，有人说他“狮子大张口”。“他们哪知道我受了什么苦？”吴春红手一挥，“这不是钱的问题。”
吴春红在玩手机。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 摄
文 | 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
编辑 | 陈晓舒 校对 | 李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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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商丘市民权县的出租屋里，吴春红坐在布满灰尘的木板床上。相比刚回家时，他的气色好了很多，人也胖了，有微微凸起的小肚子。
一人高的风扇在靠门的位置缓慢而有规律摇着脑袋，呼呼叫着吹散空气中的热气。吴春红不敢靠得太近，受伤的右眼吹风就疼，他用手拢成一个弧形捂着眼睛。4月中旬，刚出狱没多久，他去做了眼部手术，至今淤血还未褪去。
16年前，民权周岗村里的两个儿童先后中毒，造成一死一伤。7天后，吴春红被认定为此案的嫌疑人。此后，商丘中院三次判处吴春红死缓，第四次判处其无期徒刑。直到今年4月才改判无罪，得以释放。
进去时，他34岁，正值壮年，有一手打家具的好手艺，出狱时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吴春红就这样和社会脱节了。
6月2日，吴春红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国家赔偿申请，申请金额1872万余元。新京报记者从河南高院一工作人员处获悉，法院已接收相关材料，将按照相关流程处理，“有结果后会通知他本人。”
这一巨大的金额引发争议，有人说他“狮子大张口”。“他们哪知道我受了什么苦？”吴春红手一挥，“这不是钱的问题。”
获释两个月，他还没能适应外面的生活。他依然保持着狱中的习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被自己造的监狱围在里面，出不来了。
获释之后
大部分时间，吴春红不出门，躲在出租屋里发呆、睡觉。
为了方便治病，他暂住在这里。这是县城一套带院子的两层小房，有三四个房间。吴春红的房间在院子右手边，房间里的家具简易而破旧，属于吴春红的，只有两双鞋子、两床被子，还有一袋子五颜六色的药。
出租屋里没有空调，商丘天气最热的几天，午后有三十七八℃，风扇不管用了，他就让儿子带他去商场吹空调。吴春红喜欢逛商场，新鲜，又有人气。他只看不买，回家两个月，除了身上那件深蓝色的POLO衫，吴春红几乎没添置东西。
刚回来时，他出门就迷路。有时候出去溜一圈就找不到门了。上个月，他去镇上派出所补办身份证，一下车就晕了。四周陌生又熟悉，他从小在那里长大，但当年，路边没有那么多房子，也没有那么多路口。最后还是父亲开着小电车把他接回去了。
他惊异于家家户户都有汽车。出事那年，打一辆黄面包车就能炫耀好几天。“大部分人只能坐公交车和电三轮。”吴春红说。他不会给电视调台，家里人看什么他跟着看什么。
最难学的还是手机。小朋友都会玩的智能手机在吴春红看来像是复杂的仪器。他不会接电话，经常几次都划不上去，偶尔能碰巧接上，但大多数时间还没划上去对方就挂断了。
出事前，吴春红是个爱赶时髦的人。他是村里最先用上手机的人，大部分人家还没装座机的时候，他就买了一部诺基亚的直板机，后来翻盖手机出来了，怪小巧的，又花1370元换了部翻盖的。村里也有年轻人买了手机，都让他帮忙调试。
但现在，他连打字都费劲。不会用拼音，只能选择手写。“你看我偶尔写写心情。”他打开备忘录，左手攥着手机，用右手拇指使劲在屏幕上划着，写下“公”和“正”两个字。
吴春红偶尔用手机写东西。 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 摄
最难理解的是为什么不拿现金可以买东西。第一次看见别人扫码支付时，他愣住了，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看了好几分钟，也没弄明白。
外面的世界太陌生了。一股无形的压力让他觉得疲惫，他也说不清压力来自何处，就是觉得累。“在里面只想喊冤，反倒没有压力。”吴春红抱怨。
他在狱中落下一身病。最严重的是眼睛和皮肤病。
他的右眼几乎失明。瞳孔变成了椭圆形，眼白充血。在监狱中，他常常哭，熬夜写申诉状，把眼睛熬坏了。刚发病的时候，他只觉得眼睛胀痛，后来，朋友给他扔苹果，他没接住。才发现眼球已经蒙上了一层白膜。“眼睛痒，像有虫子在爬。”胳膊和身上因为皮肤病长满嫩红色的疤痕，上面挂着白色的皮屑。
经过这段时间的治疗，眼睛做了手术，虽然还是看不见东西，但已经能看见光亮；胳膊上的疤痕淡了很多，变成了暗红色的结痂。
回家这两个月，他几乎每天都和医院打交道。先是治疗胃糜烂，后来治眼睛、做手术，现在是治银屑病。他的手背上满是细密的针孔，现在看见针头就发憷。“你看多少针孔，血管都扎瘪了。”他两手攥着拳头，伸着给别人看。
6月6日，吴春红在复查眼睛。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 摄
只需要两件东西——钱和清白
从家庭的角度来说，吴春红是幸运的。他还有家、儿女都已自立、父母依然健在。他说，现在他只需要两件东西——钱和清白。
6月2日，吴春红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国家赔偿申请，申请金额1872万余元。赔偿金额是律师帮他算出来的，其中包括970余万元人身自由赔偿金、500万元精神损失费、200万元误工费和补偿费，还有200万元医疗费。
去交材料那天，吴春红前后只用了一个小时就办完了手续。他在赔偿申请委托书上签了字，递进去。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他的国家赔偿申请符合立案条件，予以受理。
在国内冤假错案国家赔偿的历史中，八位数的赔偿十分少见。去年获得平反的刘忠林蒙冤28年，拿到了262万元人身自由赔偿金，已经创下了当时国内冤假错案国家赔偿的最高数额纪录。
有人说他“狮子大张口”。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自今年5月18日起，国家赔偿决定涉及人身自由权的赔偿金标准为每日346.75元。吴春红被羁押了5611天，按照标准只有194万余元。
律师告诉他，赔偿款大概还要等两个月才能到手。吴春红心里早已将这笔钱做好了规划。
“首先要还债。”他说，入狱的十六年，家里帮他申诉，粗略估计欠下了二十余万外债。
还完这笔钱，就是最重要的部分——给儿子买房、结婚。
吴春红膝下有一女一儿。女儿今年28岁，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而只相差两岁的儿子现在连女朋友还没有。这让吴春红上火。
“我像他那个岁数，”吴春红一指旁边的儿子，“他都能跑着给我买烟了。”他不满20岁结婚，21岁已经当了父亲。
吴春红听说，前几年，儿子在电子厂打工的时候也交过女朋友，女孩是外地人，并不介意他的家庭情况。处了两年，因为吴家没房没车，遭到了女方家长的反对。后来，家里人也给他介绍过女朋友，但他不愿意好好谈。“我在里面坐牢，儿子怎么好找对象？”
另外，他还要用赔偿款翻修房子，村里的老房子放了十几年，不能住人了。“等赔偿款下来翻修，我还要回去住。”吴春红说。
吴春红的老房子里面已经破败不堪。王翀鹏程摄
他还要给女儿买房、给妻子和自己上保险、孝敬父母，还要留一笔钱养老。他掰着手指头算一算，“赔偿款下来，也得紧着花。”
他还要名声。吴春红说，他要办案机关给他道歉。如果不道歉，就要追究他们刑事责任。在他看来，无罪的判决也不能证明他的清白，真凶还没出现，该追责的人员也没追责。“我用了十六年伸冤，不怕再多几年。”
木匠、“杀人犯”、无罪者
吴春红曾经幻想过，如果没和投毒案扯上关系，他将有滋有味地度过此生。他曾是村里的木匠，有一手打家具的手艺。当时村里只有两部座机电话，一部在卫生站，一部就在吴春红家里。他二十多岁就盖起了两间大瓦房，让村里人羡慕不已。“他们都说，我肯定是村里第一个住上楼房的人。”吴春红说。
改变发生在2004年11月15日。周岗村电工王战胜的两个儿子先后中毒，送到医院，大儿子侥幸脱离了生命危险，但3岁的小儿子没能抢救过来。
吴春红的家人合影，摄于2003年左右。 受访者供图
警方认定，这是一起投毒杀人案。
2005年5月30日，商丘检察院以吴春红犯故意杀人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半个月后，商丘中院开庭审理此案，吴春红当庭翻供，并称自己遭到了刑讯逼供。
但法院并未采信他的说法。2005年6月23日至2007年10月30日，商丘中院三次判处其死缓，但均被河南高院以“事实不清”为由驳回。一个月后，商丘中院第四次对吴春红做出有罪判决，由死缓改判无期徒刑。随后，吴春红的上诉、申诉，均被河南高院驳回。
在狱中，吴春红不认罪，逮着机会就要喊冤。有一次，他用毛笔写了个大大的“冤”字，趁监狱领导检查路过的时候，把字举起来贴在窗户上。后来再有领导来检查，他成了重点看守对象。
没机会喊冤，他就天天写材料。一式两份，一份递上去，一份存在储物盒里。几年下来，材料填满了储物的塑料盒子，也练出了一手漂亮的字。
申诉无望，吴春红绝望了。女儿记得，2013年，她去监狱会见的时候，吴春红说：“别给我喊冤了，我这辈子就这样了。”然后，大哭起来。
转机出现在2019年10月3日。吴春红收到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审决定书，看到 “故意杀人罪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指令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再审”的字句后，吴春红头晕了，他说不出话，血压飙升到160，“我从来没血压高过。”
今年4月1日，吴春红案宣判。受疫情影响，再审宣判通过视频连线进行，吴春红在服刑的浙江金华监狱听到了法官宣读判决书。听到无罪两个字时，他哇的一声哭了。
吴春红出狱后在车上与儿子合影。受访者供图
商丘中院和民权县法院派车去金华监狱接他，吴春红换上家人给他准备的红秋衣。开到芜湖的时候，他和妈妈视频，看到吴母头发又白又乱，他忽然觉得头痛、胃里翻腾，一下子晕倒了。法院工作人员赶忙把他送到医院检查，他不肯住院，吵着要回家。凌晨四点多到达民权县时，天还没亮。
家人忙乎着给他蒸蛋羹、煮粥，他端着碗一口都吃不下。直到中午才勉强吃了几口鸡蛋。
父母从周岗村赶过来看他，五十岁的男人喊了一声“妈”，扑过去抱着母亲大哭：“妈妈，我委屈呀。”他哭到上气不接下气。父母也陪着他哭。
“拿到赔偿款，是不是就能翻篇了？”
回家之后，吴春红想回老屋看看。当年他被警方带走，没多久，妻子和两个孩子也从村里搬出来了。老屋荒废了十多年，四处漏风。杂草肆意占据着院子的角落，有的已经长到半米高。当年栽下的柿子树如今已经有碗口粗了，茂密的枝叶向四处伸展，树荫盖住了房子前面的大半空地。
父母不让他回去，怕他伤心。他们隔三差五去出租屋看看吴春红，给他带点自家地里产的大蒜、葵花籽。但吴春红看见他们就哭：“妈妈，我冤枉啊。”然后就开始说案情，讲他的委屈，没人接话，他就长叹一口气。他的身体里好像灌满了苦水，不吐干净就不痛快。
上个月，吴母在出租屋陪他住了一夜，两个人挤在单人床上。吴春红又讲起他在狱中如何难过。吴母心疼儿子，又想起自己在外面的艰辛日子，也哭了一夜。后来，她不敢经常去看他了。
吴春红现在暂住在县城的出租屋里。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 摄
儿女劝吴春红转移注意力，每天陪在他身边。也给他买了新手机，教他玩抖音。开始几天确实管用，吴春红每天起床就要刷一会儿。但他不知道流量要花钱，没几天，手机里的200多块钱话费就刷完了。他吓得不再玩。直到家里装了无线网络才重新拾起来。
但多数时候，他还是会突然就提起案子。“第一孩子中毒死亡时间和报案时间太矛盾，怎么第二个孩子中毒才去报案？第一个孩子中毒为什么不报案？”念叨起案件的时候，吴春红的逻辑清晰、条理分明。
但聊起别的，他的脑子就混沌了。“你跟他讲家庭、庄稼，他好像没听见，也不回话。”吴母说，她怀疑吴春红“脑子坏掉了”。
“我这十六年只想这一件事了，忘不掉了。”吴春红解释，“你想不到我受了多大的委屈。”
“拿到赔偿款，是不是就能翻篇了？”“嗯，那是。”吴春红含糊地回答，马上又说，“那也过不去，这个事要带进棺材里了。”
他还保持在狱中的习惯，早上四五点就醒了，晚上八九点就得睡。站着的时候，他习惯把两手放在腰间，大拇指夹住裤腰。这是他在狱中最常用的站姿。
十六年没见的表弟知道吴春红回家了，专门从郑州跑来看他。年轻的时候，吴春红和他很亲近。但这次见面，吴春红显得局促不安。他问表弟，那边生意咋样？表弟回答，最近不好做。吴春红不知道怎么回答，话头一转，讲回自己最熟悉的案子和牢里的生活。没几句，双方就陷入沉默。
发小来看他，他责怪对方这些年对他不关心，也不愿亲近。“以前我工作两个月挣了九十块钱，过年了就分给他四十五块。”吴春红说。
反倒是狱中认识的朋友让他轻松。回家后，他给在金华监狱时认识的一个四川朋友写了一封报平安的信。
还有比他早几年获释的狱友在抖音上看到他的消息，跑过来看他。聊起各自的案子和狱中的生活，吴春红反而不觉得紧张。
“该学的还得学。”他心里明白，也急于回归正常生活，但错过的16年需要时间弥补。
6月6日，儿女带他去郑州复查眼睛。做完手术后，他能看见光亮，但仍没到能视物的标准。即使是人站在面前，也只能看到模糊的廓形。因为发病时间太长，他的视力只能停留于此了。
但吴春红不愿相信。“再恢复一阵，装个晶体，我就能跟正常人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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