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尔德是一位命运乖戾的文学天才。本文选自他的《自深深处》，是一封寄自监狱的传世情书。1895年，王尔德因为“有伤风化的行为”触犯英国法律，在监狱服刑两年，尝尽了痛苦，因而有了这封信。在信中他时而涕泣软语，时而怨愤怒斥，情感激烈，灵魂在宣泄的过程中也走向了超脱，美丽而残酷。

要了解王尔德的艺术世界，这是一个绝佳的入口。谨以此文，纪念王尔德。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0.16 — 1900.11.30），19世纪出生在英国。19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与艺术家之一，以其剧作、诗歌、童话和小说闻名。唯美主义代表人物，19世纪80年代美学运动的主力和90年代颓废派运动的先驱。代表作有《快乐王子》《道林·格雷的画像》等。

在漫长无果的等待之后，我终于下决心给你写信，为了你也为了我自己。因为我不愿在长达两年的牢役生活中，除了看到那些令我痛苦的消息外，竟未收到任何来自你的一言半语。

虽然你我间多舛可悲的友情关系是以我的身败名裂告终，然而对我们昔日的情感却常萦绕我心。并且一想到我心中曾经的盈爱之地将会永远被厌恶、怨恨和蔑视侵占，我就不由得悲从中来。我想，你本人也将会在心里感到，给铁窗内孤独的我写信会好于未经应允将我的信件发表，或未经请求献诗给我，尽管世上无人知晓你会在信中选择怎样的词语作为你的回答或吁求，以表达你的悲伤、激情、悔恨或冷漠。

对于虚荣的你，我确信这封信将会正中你的痛处。因为，我会写你我的生活，你我的过去和将来，其间甜蜜如何变为痛苦，痛苦又如何变为快乐。若我做到了，就请你一遍一遍读这封信，直到它将你的虚荣心全部吞噬。若你发现信中有不实之处，那么请记住，一个人应该对自己因过错而受冤枉心怀感激。如果信中有一段落能让你热泪盈眶，那就请你像我们这些狱中人一样哭吧！你知道，监狱里哭泣的时段不分白天黑夜。眼泪是唯一能拯救你的。如果像上次你读到我给罗比的信中那些对你的轻蔑和嘲笑后所做的那样，又去找你母亲撒娇抱怨，以此让她来安抚劝慰你，又把你哄得扬扬得意、不可一世，那你将彻底迷失。如果你为自己找到了一个虚假的借口，那你会很快找到一百个，这和从前的你别无二致。你仍然会像答复罗比那样，说我“将无价值的动机强加于你”吗？哈！你对生活没有动机，仅有胃口。动机是一种智力目标。我们友谊的开始之际你是“年少无知”的吗？你的缺陷并不是你对生活懂得太少，正相反，你对生活知道得太多了。开满鲜花、清新如晨的少年时光，它的纯净清澈的光束，它的天真无邪的喜悦和憧憬，所有这些都被你置于脑后。你迅捷地从浪漫跑入现实，阴沟和生活于阴沟中的生命开始吸引你。这是你的一切麻烦的开始之时，也正是你开始有求于我之日。根据俗世看法，我出于同情和善良，如此不明智地向你伸出了援手。你必须将这封信从头到尾读完，尽管信中每一个字对你都可能像一束炽焰或一把冰刀，会弄伤你娇弱的肌肤，会令它流血。记住，众神眼中的蠢人和凡人眼中的笨蛋不可同日而语。一个人可能对艺术的嬗变形式和思想的进步形态毫不知晓，对拉丁诗恢宏庄严的气度和希腊语嘹亮丰富的音韵毫无感觉，对托斯卡纳的雕塑视而不见，或对伊丽莎白风格的歌曲置若罔闻，但这个人依然可以饱含最美好的智慧。

真正的愚蠢之辈是对自己一无所知的人，正如那些受众神嘲笑或损毁的人。长久以来，我就是这样一位愚人，你也一直是这样一个蠢蛋。是的，不折不扣，就是这样。不用害怕。轻浮浅薄是终极罪恶。能被意识到的事都是对的。也请你记住，我将它记载到纸上时的痛苦，比你将在信中读它时的痛苦痛上百倍。那些无法捉摸的力量对你已经很仁慈了。你所见的生活那怪异悲惨的景象就如同透过水晶球看到的影子，美杜莎之头将活人变为石头的惨剧你也只需隔镜观看。你一直在花海中徜徉，而我曾经的美丽世界已黯然失色，了无生机。

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我无比自责。

此时此刻，我正坐在阴暗的牢里，身为一个遭人唾弃、穿着囚服的落魄者，我诅咒我自己。在痛苦无眠的黑夜里，在单调悲伤的时日里，我只指责我自己。我恨我自己居然允许一段没有清明智慧的友谊主宰了我全部的生活。这种友谊的出发点既非创造美，亦非思索美。从一开始你我之间就存在鸿沟：你读中学时就游手好闲，进大学后又变本加厉，祸根从此埋下。你意识不到有一类艺术家，特别是像我这样的，他们的创作质量取决于个性的强烈释放。我的艺术创作要求有思想的相伴，有尚智的氛围：平静、安宁和孤寂。我的作品完成时你大为赞赏，它们初登大雅之堂带来的辉煌以及紧随其后的觥筹交错令你兴奋。作为一名杰出艺术家的密友，你自然倍感光彩。但是，你不知道艺术作品产生的必备条件。我在这里不是夸大其词，而是从确切事实的角度提醒你：我没有在你我共处的整个过程中写过一行文字。不管是在托奎、戈林、伦敦、佛罗伦萨还是其他地方，只要身边有你，我的生命总处于一种完全荒芜怠惰的状态。并且，我不无遗憾地说，除了少数时段外，你总是在我身边。

下面我从众多例子中仅举一例。

比如，我记得一八九三年九月，纯粹是为了工作不受干扰，我住进了圣詹姆斯旅馆的一套单人间。因为我本与约翰·黑尔签约写一剧本，已经因逾期违约了，他为此对我穷追不舍。第一周你确实独善其身没来找我。在这之前我们关于你翻译的《莎乐美》的艺术价值意见相左（那倒也自然），于是你接二连三地给我寄来数封愚蠢的信，得意扬扬。那一周，我完成了《理想丈夫》第一幕的全部写作，第二周你来了，我不得不放弃我的工作。我每天上午十一点三十分赶到旅馆的住处，为的是有机会不受干扰地思考和写作。这些干扰与我自己的家庭密不可分，尽管我的家庭是安宁和睦的，但我的努力白费了。十二点你开车驾到，抽烟聊天一直待到下午一点三十分，然后我得带你去皇家咖啡屋或伯克利吃午饭。加上喝甜酒午饭一直持续到三点三十分，然后你去怀特俱乐部休息一小时。喝茶的时候你又出现了，一直待到换正装吃晚饭。然后你和我或去萨瓦，或去泰德街，通常我们要到午夜才分开，威利斯家晚宴是迷醉一天的终止符。

这就是那三个月我每天的生活，天天如此，除了你出国的四天。那样一来，我当然又得去加莱接你回来。对于我的天性和脾气来说，这样的生活顿时显得怪诞可悲起来。

你现在肯定意识到了吧？你必须清楚，你缺乏独处的能力，需要别人不断关注你，你天生对别人的注意力和时间苛求过甚；你的思维和智力缺少持久的专注性——这真是不幸，我无法做出其他解释。在智力学识方面你远未获得典雅从容的“牛津气质”。纵横捭阖、满腹经纶的牛津人总是文质彬彬，能优雅地玩味诸多思想观念，而你仅以激烈的方式发泄自己的意见。所有这些事实，连同另一事实——即你的兴趣欲望在于生活而不在艺术——对你自身文化的进步和对我作为一名艺术家的工作，都带来了同等的危害。当我将你我之间的友谊，与比我更年轻的约翰·格雷和皮埃尔·路易斯之间的友谊对比时，我深感羞愧。

我真正的生命，我更高的精神层面上的生活是和他们相连的，他们对我也持同样看法。

你我朋友一场，现在我并不想再提这场友谊的可怕后果，我只是在思考你我还是朋友时我们友谊的质量——那对我来说真是思想的堕落。你具有一种萌芽状态的艺术气质，但是否因为我遇见你太迟或太早，我不知道是哪一种。你一离开我就一切安好。在我前面提及的同年十二月，我终于说服你母亲将你送出英格兰。你一离开，我马上重拾业已千疮百孔的想象之网，重新将生活掌握在自己的双手中。我不仅完成了《理想丈夫》剧本余下的三幕，而且构思并基本完成了另外两部类型迥异的剧作：《佛罗伦萨的悲剧》和《神圣妓女》。但突然，我的幸福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你不请自来，如一名不速之客回国了。我的两部尚待完善的剧作就此搁浅，我无法再续写它们，当初创作它们时的心境消遁殆尽。你现在作为已出版了好几本诗集的作者，将能认识到我所言不虚。不管你能不能认识到这点，它都是占据我们友谊核心的一个可怕的真相。和你厮混就是对我的艺术完全的毁灭，允许你一直横亘在艺术和我之间，对我自己而言，则是彻底的羞愧和耻辱。这点，你既不知道，也不理解，更不重视。当然，我没有任何权力指望你什么。你的兴趣只在一日三餐和自我心情的起伏，诸多欲望归根到底就是寻欢作乐，普通或比普通还不如的享乐都在你的兴趣范围之内。这些就是你的天性所需，或你自认的一时欢娱所需。我本应禁止你不经邀请来我家或我的公寓，没能做到只能完全怪我自己软弱。是的，这仅仅是软弱。对我来说，与艺术共舞半小时远胜过与你相处一天。其实相比艺术，发生在我生命中任何阶段的任何事物对我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对于一位艺术家，当软弱令想象力瘫痪时，软弱几乎就是犯罪。

我再一次谴责我自己，居然允许你令我在经济上陷入可耻的破产境地。我记得一八九二年十月初，我和你母亲坐在布莱克奈尔秋色渐浓的树林中。那时我对你的真正性格不甚了解。我们之间的交往只限于一起在牛津度过周六至周一的日子，以及一起在克劳默打高尔夫球的那十天经历。我和你母亲的话题渐渐转向你，你母亲对我谈起你的性格。她告诉我你有两大毛病：虚荣以及——用你母亲的话说——“彻底错误的金钱观”。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听了这话后是如何大笑的。我毫无预见之能，根本想不到你的第一个弱点将会让我坐牢，第二个会使我破产。我觉得虚荣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一种可佩戴的优雅之花；至于奢华——因为我想你母亲指的仅仅是奢华，谨慎节俭的美德也不符合我本人的天性气质或家世门第。但我们的友谊发展不到一个月时，我开始体会到你母亲话语的真正意味，体会到你对挥霍无度生活的执着和对金钱的无度索求：你声称不管我是否和你一起，你所有的享乐开销必须由我支付。因此，一段时间之后，我就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危机。随着你对我生活的控制欲越来越强，我越来越无法忍受你那单调的趣味——几乎所有的钱都花在与吃喝相关的活动上。餐桌上偶尔摆放红酒玫瑰是赏心悦目的，但是你的所作所为超过了品味和节制方面的限度。你的索求没有雅趣，你的接受不带感恩。你开始认为你有权利靠我提供花销度日，并且以一种你从未习惯的奢侈方式寻欢作乐。正由于这样的想法，你的胃口变得越来越大，以致最后在阿尔及尔的赌场一输了钱，第二天早上你就会给我发份电报，让我在伦敦将相应的钱打入你的银行户头，然后你再也不去理会这类事，一切就像从未发生过。

如果我告诉你从一八九二年秋至我入狱为止我和你的花费，你将对自己热衷的生活方式有所了解。我花在你身上的钱和与你一起花的钱加起来超过五千英镑，这还不包括我自己的账单，你认为我是在夸大其词吗？我与你在伦敦度过普通一天的一般花费如下：中餐、正餐、晚餐、娱乐、马车及其他，十二镑至二十镑不等，按这样计算一周的花费自然就是八十镑至一百三十镑。我们在戈林三个月的开销（当然包括房租）就达一千三百四十镑。我必须和破产财产管理人一笔笔确认生活中的每一款项，这真是让人感到糟透了。当然，“朴素的生活和高贵的思想”是那时的你无法理解的理想，但如此奢侈对你我都是耻辱。我记忆中最愉快的一次就餐是和罗比在索霍区的一家小咖啡馆进行的，我们花费的“先令”数额和与你就餐所花费的“英镑”数额相等。三法郎五十分的套菜就囊括了谈论的思想、名称以及优雅的款待、氛围。和你一起花天酒地后却一无所剩，只留下吃喝无度的记忆。我对你的一味迁就也对你有害，这你现在也知道了。它时常令你贪得无厌——时常不止是一点肆无忌惮，而是完全的粗野无礼。太多时候招待你真是毫无乐趣和荣幸可言。你忘了与人相处时甜美雅致的风度——这里我就不说正式的感谢礼节了，因为正式礼仪会令亲密的友谊窒息——但是简单的与人相伴时的甜美雅致、愉快谈吐的魅力，即希腊人所称的“愉快的谈话”，以及所有那些让生活变得可爱温和的人性光芒是不可或缺的，它们对生活的陪衬，就像音乐能让沉默的蛮荒之地回荡着温柔和谐的旋律一样。虽然你可能会大感怪异，我落魄至此，竟还能分辨出一种耻辱和另一种耻辱的区别，但我仍然要坦白地承认，将这些金钱愚蠢地花到你身上，并让你将我的财产挥霍到对你我都造成伤害的程度，在我看来，如此种种是导致我破产的原因和我放荡荒淫的标志——这令我感到双倍的羞辱。我不是为这些丑事而生的，我志在他处。

但我最为自责的，是允许你将我带入彻底的道德堕落。性格的基础是意志力，而我的意志力完全屈从了你。这听上去怪异，但确实是真的。那些持续不断发生的作乐场景对你几乎成了生理上的需要，身陷其中的你身心扭曲，成为一个令人不忍卒视、不忍卒听的可怕之物：那种遗传自你父亲的可怕的躁狂症、热衷于挥写令人生厌的恶心信件的癖好。你会长时间一言不发，任由愠怒情绪蔓延，同时又会突然癫痫式地狂怒，由此可见你完全没有控制自我情绪的能力。我所有这些话都能在写给你的一封信中找到，信中不乏哀怜的恳求——如果当时的你能从信的措辞结构或言语表达上体悟到信中的哀怜请求的话。但是这封信被你丢在萨瓦或别的宾馆，又被你父亲的律师在法庭上用来出示指控我。

我敢说，所有这些导致我最终屈从于你与日俱增的无度要求。这对我是致命的，你让人精疲力尽。这就是低劣人性对高贵人性的胜利，或是弱者成为暴君主宰强者的事例，在我的一部剧作中，我称这样的暴君为“唯一能长久盘踞其位的暴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