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龙元年（705年）的神龙政变到先天二年（713年）的先天政变，这段时间内唐朝中央大乱，短短八年时间就已经有五个皇帝，还换了国号。到唐玄宗先天政变之后自己才算真正掌握大权，随后为了整顿在此之前丧师失地的惨状和给均田制、府兵制瓦解后寻找另一条道路，唐玄宗即位后，厉行改革，他的改革措施有哪些？结果怎样？
军事改革
唐代军事制度在中国古代军事制度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新唐书·兵志》是二十四史中的第一部兵制专史。但是，由于《兵志》本身编纂中的缺陷以及体例所限，其中缺乏关于唐代军事决策与领导体制的记述。后来学者则因资料的匮乏也很少于此进行系统探讨。
唐代军事决策是国家权力运行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军事行政机关是国家行政机关的某一方面的主管部门，负责政令的制定与推行。中央和地方的军队统帅机构则是实施军事行动的指挥组织。它们组合在一起构成了唐代的军事领导体制的基本内容。至于唐代军事监察问题，特别是宦官监军制度，有相当的独立性，也应该属于军事领导体制的一环。
在中国古代中央专制集权的政治制度下，皇帝是军国大政的最高决策人，这是不言而喻的。代表皇帝参与决策并且执行决策的是宰相。唐代中央决策机制以三省六部制为时代特色。所谓三省六部体制用现代政治制度的精神来考察，实际上是一种决策权、审议权和行政权合一的制度。中书出令、门下省审议，尚书省六部颁布执行。然而三省长官原则上都是宰相，实际上参与制令决策的过程。另外，从唐初以来，就以他官加参议朝政等名义预宰相事。太宗时代，出现“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称号，并且在高宗以后变成正式的宰相名号。唐代宰相在一起议政的地方叫做政事堂，开元二十一年（723年）改为“中书门下”，并且于其后列置五房，即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刑礼房，“分曹以主众务焉”。对于唐代中书门下后列置五房的具体建制，人们知道不多，但是其兵房主管军事方面的事务，当为必然之事。
政事堂对于军事问题的决策功能，原则上可以用“最高国防会议”的现代概念来表述，但是，无论是宰相还是中书门下政事堂，不可能撇开皇帝独立决策行政，都只是以皇帝的名义在发布政令。唐代皇帝与宰相讨论军国大政主要有常朝、入阁和延英召对三种形式。常朝是指文武五品以上职事官和清望官等每日或隔日在正殿（宣政殿）朝见皇帝，面奏政事。仪仗随百官退下后,，宰相与皇帝议决大政。入阁是指皇帝在便殿（紫宸殿）接见九品以上官员朝见后，宰相与皇帝商议政事。以上两种都是皇帝与宰相利用朝参仪式后举行决策，唐代后期，皇帝多在延英殿处理政事，有时专门就军国大政召见宰相，被称为延英召对。如果宰相有事要与皇帝面商，则称“奏开延英”。由于唐朝后期常朝并不常举，延英殿的御前决策形式便显得格外重要。这样“开延英”便从一种朝参的仪式变成了一种决策的形式。且以《旧唐书·裴度传》中六次延英决策为例：元和十年（815年），裴度被刺伤，宪宗拜相前宣旨裴度说：“不用宣政参假，即延英对来”。元和十一年（816年）六月，蔡州行营唐邓节度使高霞寓兵败于铁城，朝廷内外一片惊慌。“先是诏群臣各献诛吴元济可否之状，朝臣多言罢兵赦罪为便，翰林学士钱徽、萧俛语尤切，唯度言贼不可赦”。宰相们揣摩“上必厌兵”想在延英见皇帝是“以罢兵为对”。但是，“延英方奏”，还没有等宰相们开口，宪宗直截了当地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今但论此兵合用与否，及朝廷制置当否，卿等唯需要害处置。将帅有不可者，去之勿疑；兵力有不足者，速与应接。何可以一将不利，便沮成计？”元和十二年（817年），裴度被任命为淮西宣慰处置使到前线督师，“度既受命，召对于延英”，裴度向宪宗表示“贼灭则朝天有日；贼在则归阙无期”。长庆初，穆宗罢裴度兵权，为东都留守，命元稹为相。“谏官相率伏阁门诣延英门者日二三。”裴度奉召至京师，向穆宗谢罪：“受命讨贼无功”。穆宗安慰说：“所谢知，朕于延英待卿”。敬宗欲巡幸洛阳，同平章事、山南东道节度使裴度“自兴元来，因延英奏事，帝语及行幸事”。根据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延英”已经成为皇帝同宰相讨论军国大政的重要场所。宰相见皇帝，或者皇帝要接见宰相，都要开延英。特别是第二条材料显示，延英的宰相们要就用兵策略、将帅任免、兵力调遣提出意见，是关于御前军事决策的典型事例。
李隆基
除了对兵制进行改革之外，唐玄宗还采取了其他很多的整军措施，如颁布了《练兵诏》，命令西北的军镇扩充军队，加强训练。同时，任命太仆卿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全力负责军用马匹的供应，这使短缺的马匹及时得到了补充，提高了战斗力。另外，为彻底解决军粮问题，玄宗又命令扩充屯田范围，在西北和黄河以北地区大力发展屯田，增加粮食产量。
在做好了充分准备后，唐朝逐步把营州等地收复，长城以北的回纥等族也自动取消了独立割据的称号，重新归附唐朝。安北都护府也恢复了，唐朝重新行使对长城以北土地的管辖权。西域地区政权的恢复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收复碎叶镇，第二阶段是重新恢复了丝绸之路。唐朝的威望在西域重新建立起来。
为了增加国家的收入，打击强占土地、隐瞒不报的豪强，唐玄宗发动了一场检田括户运动。当时的豪强霸占了农民的土地之后，称为“籍外之田”，他们还将逃亡的农户变成自己的“私属”，在土地和人口两方面逃避国家税收。先天元年（712年）到开元十三年（725年）之间，唐玄宗的检田括户运动收到了实效。他任命宇文融为全国的覆田劝农使，下设十道劝农使和劝农判官，分派到各地去检查隐瞒的土地和包庇的农户。然后把检查出来的土地一律没收，同时把这些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对于隐瞒的农户也进行登记。这样下来，一年增加的客户钱就高达几百万之多。
通过这些有效的措施，唐玄宗使唐朝的经济又步入正轨，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时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促进了国家经济的繁荣。
提倡道教
佛教在唐朝初年虽然没有被查禁，但发展受到了儒教和道教的限制，特别是对道教的提倡，使得佛教的发展没有取得至尊的地位。但是到了武则天时期，为了从宗教上来打击李姓，武则天对道教、佛教采取了宽容态度，这使得佛教发展迅速。在全国的各个州基本都有佛教寺院。僧侣们不仅在国家的包庇纵容下兼并土地，还极力逃避国家税收。和尚数目的大量增加，使国家承担赋税和徭役的人数减少，影响了国家的收入。
李隆基
在开元二年（714年），唐玄宗下令削减全国的僧人和尼姑数量，最后使全国还俗的僧尼达到一万二千人之多。然后，玄宗又下令，禁止再造新的寺庙，禁止铸造佛像，禁止传抄佛经。对于官员和僧尼的交往也进行禁止，这使佛教在玄宗时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开元十三年（725年）10月12日，唐明皇前往泰山封禅，于11月14日凌晨封禅泰山。唐玄宗的一系列有效措施使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新的发展，超过了他的先祖唐太宗，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强盛繁荣、流芳百世的“开元盛世”。
开元之治是唐玄宗统治前期所出现的盛世。唐玄宗治国初期，以开元作为年号，那时玄宗励精图治，并且任用贤能，发展经济，提倡文教，使得天下大治，所以后世史学家称其为开元之治。
任用贤能
玄宗即位后，先起用姚崇、宋璟为相，其后又用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逻、韩休、张九龄为相。他们各有所长，并且尽忠职守，使得朝政充满朝气。而且玄宗在此时亦能虚怀纳谏，因此政治清明，政局稳定。
改革吏治
玄宗采纳张九龄的建议，制定官吏的迁调制度。选取京官中有能之士，将其外调为都督刺史，以训练他们的处事才能及培养行政经验。同时间，又选取都督刺史中有作为者，将其升为京官。这样内外互调，增进了中央与地方的沟通、了解和信任。玄宗亦将全国分为十五道，于各道置采访使，以监督地方州县的官员，并考察地方官吏的政绩。而在选拔人才方面，玄宗亦对科举制度作出改革，限制了进士科及第的人数，以减少冗官的出现，提高官吏整体的素质。
李隆基
发展经济
玄宗于这段时间甚为节俭，规定三品以下的大臣，以及内宫后妃以下者，不得配戴金玉制作的饰物，并且遣散宫女，以节省开支。他又下令全国各地均不得开采珠玉及制造锦绣，一改武则天以来后宫的奢靡之风。他并命令宇文融清查全国的逃亡户口及籍外田地，共查得八十多万户，大幅增加唐朝的税收及兵力来源。因为这些措施，唐朝的财政变得丰裕，而且全国的粮仓充实，致使物价十分廉宜。
提倡文教
玄宗为了选拔人才，亲自在殿试考核吏部新录取的县令。而且对儒生十分优厚，下令群臣访求历朝遗书，共觅得图书近五万卷，使得唐朝的文化事业迈向鼎峰。
对外军事
玄宗采纳张说之提议，实行募兵制，以取代日渐废弛的府兵制。在开元十年（722年），他亲自挑选府兵及壮丁共12万人作为京师的宿卫，并称为“骑”。而他亦于边疆地带设置十大兵镇，以节度使节制，作为统治异族与巩固边防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