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九年（1376年)年末，临近过年的某一天明太祖朱元璋去户部巡视。偶尔发现云南布政使司（俗称云南省）的官员正和户部主事官员核对本年的钱粮、赋税、徭役等账目，这原本也属正常的上下级工作流程，但奇怪的是云南省官员的账目文书是空白的，仅仅盖着本省的公章。然后户部报出一串数字，云南省官员照葫芦画瓢填上即可，核对就算完毕了。
朱元璋就问云南省官员：“中央和地方对账需要双方的账目进行核对，你们的账目怎么是空白的？这样又如何核对出对与错？”
云南省官员赶紧跪到说：“以前我们也是双方按照数字核对，但是我们地方经常出现账目与户部略有出入，通不过审核，只好再回云南重新整理账目、盖章，然后再返回户部重新核对。这样来回往往得花去半年时间，所以后来我们只带盖章的空白文书，现场按户部的数字填写，这样一次就可以核销完毕，效率大大提高了…”
户部主事官员也跪下不无得意地说：“此惯例自元朝就有了，这样中央与各省的全年账目核对半个月即可完成，确实非常有效。”
朱元璋听完后面色铁青地离开了，一路上琢磨着云南官员所说的“略有出入”四个字，殊不知一场血雨腥风就此展开。
仅仅是半月之后，【明史】记载：“太祖于金殿上盛怒。”
紧接着从中央户部到地方布政使司衙门就有数百人被杀，上千人受到杖刑、充军和入狱的牵连，其中就包括建文朝第一大儒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此人是山东济宁知府，为官十分清廉，平时就连肉都舍不得吃，衣服上更是补丁一片，但也因也是“盖印官之一”，所以也被牵连其中。
明朝衙门
被称为明初四大案之一的“空印案”。要知道明初全国官员不过才2万多人，一千多人受到处理，这个比例是相当惊人的。
现在很多历史学家认为空印案是朱元璋小题大做，只不过是清洗政治对手发动的一场冤案，或者说为太子朱标清理登基路上的一些障碍。其实这种说法或许过于简单，忽视了各级官员贪腐的决心和信心。
今天我们就分析一下空印案里面的玄机，为何让朱元璋如此盛怒？
云南省官员的话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可是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舞弊空间。比如以交皇粮为例，地方上每年收集到粮食，登记造册然后运输到京城再清算，每一年损耗多少，总会有一个八九不离十的数字，允许地方上运输途中可以损耗一定数量，这样的话，即使你能够在其中贪污腐败也会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库银
可是如果像他们这么搞的话，在地方上没有进行登记造册，直接把空账本拿到了南京户部，这样的话在收税过程各级官员也可以是多收少报、贪赃枉法，最后推给运输损耗，运输途中各级官员同样也有机会上下其手。等大家都拿完了，剩下的才是送到南京的公粮，这个悬殊比例根本无法掌握。
朱元璋从社会底层干起，熟悉政府每一个操作流程，里面有多少猫腻自然知晓，所以朱元璋才有如此的杀伐决断。
空印案是明朝建国后第一个全国性大案，波及范围甚广，后来各官员见到朱元璋均战战兢兢，中央朝廷重臣无人敢解释此案，更无人敢质疑此案。
明朝官员形象
此时偏偏浙江宁海人郑士利为其被法办的哥哥郑士元（时任湖广按察司佥事，五品官员，负责一省刑律的中级官员）上书喊冤，洋洋洒洒写了数千字，朱元璋看后大怒，将此人流放偏远之地。
其实，综合来看空印案是当时官场一个流行的弊政。被处理的官员既有少量方克勤这样的清官，但更多的是上下其手的贪腐官员。
历史证明，一个制度的改革，或一场运动的产生不可能保证百分百的纯洁，误杀也在所难免。
事后证明朱元璋是正确的，此案后的洪武一朝，犯“政治错误”的官员不少，但是犯贪腐的官员就很少了，百姓相对来说利益得到了保障。比如后来被处理的李善长、刘伯温、胡惟庸等开国元勋，定性都是政治上的错误，很少说他们是贪污犯。
结束语：朱元璋发动的空印案在我们现代一些大中型公司照样存在，比如现在很多公司的销售部门和集团财务部门集体“编数字”造假，形成上下一条线的集体贪腐，蒙骗董事会。从而挤占普通员工的利益，这一点需要管理者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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