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蜀同风:北宋时期对南方各省的制度性歧视
公元2023年初,一条来自杭州岳庙的“保安阻止游客打秦桧像”视频引起了各界广泛热议。事情的起因,是有个淳朴游客在逛岳庙时,突然要对跪在那里的秦桧像打拳。结果,此举遭某位乏情怀的保安阻止,乃至蹦出一句石破惊天的豪言壮语:这不是河南!河南是农村,这是省会城市!
在这里,我们姑且不论游客是否真从千里之外的河南慕名而来,仅仅是保安那充满地域歧视的行为,就被正义感爆棚的网友的一致狂嘘。景区也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并调离岗位。不过,老乡们遇到类似事件也大可不必动肝火。因为同样的事情若发生在宋朝,依然有许多处于歧视链底层的可悲人物,像前面说的保安那样充满无辜。
闽蜀同风,腹中有虫
由于历史原因 河南经常被定性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核心
从古老的商周时代起,河南就是钦定的中华文明起源中心,因而多次成为最高朝廷的根据地。当地人均口含金汤匙出生,自带鄙视“南蛮北狄东夷西戎”的文化基因。只要定期获得似有似无的伟大捷报,就可以把居高临下的优越感维持下去。特别是距离不够远又存在明显差异的闽、蜀等省份,始终会被打成歧视链的绝对底层。
根据宋人邵博的《邵氏闻见后录》中记载,当时普遍流传着“闽蜀同风,腹中有虫”的歧视性言论。尽管有蜀地出身的苏轼对此不以为然,称古书上说立贤不应计较出身地,依然被刘安世反怼为“中人以下,多系土地风俗,安得不为土习风移”。尽管其说辞明显属于无理诡辩,却驳得苏大文豪竟哑口无言。
即便是苏轼 都会因出生而遭地域歧视
当然,宋朝人对闽蜀两地的刻板印象,确实相当形象且恶毒。丝毫不亚于今人谈及甘肃就想到骆驼、说起内蒙便以为人人都要骑马,而云南土著会坐大象出行,甚至是广东人爱吃吃福建邻居......
但我们通过王得臣《麈史》卷下的《风俗》、洪迈写的《夷坚志》卷二三《黄谷蛊毒》,以及蔡條的《铁围山丛谈》,都能看到有关闽、蜀两地毒蛊风俗盛行的记载。
在宋朝的正统论中 河南无疑有足够底气摸黑蜀闽两地
除耸人听闻的毒蛊外,闽、蜀还被正统论者认为“读书应举、为浮屠氏,并多于他所”。但不要认为这在重文抑武就会被视为良民,恰恰相反,宋朝早期的核心成员都来自北方武人门第。相比之下,南方人更精于做题、修佛,但也容易在长期和平中发扬光大。
更何况闽、蜀二地的土著十分热衷抱团。仅以四面环山的巴蜀为例,虽被宋朝人为划分成川、陕、四路,彼此间还能保持相互认同。这就加深了北方人对他们的刻板印象。
北宋时期的巴蜀虽被分为四路 但彼此间有较强认同
山川异域,濮越同天
先秦时期的百越族群分布图
另一方面,中原观察家把相隔千里的闽、蜀二地构想为同类,也绝非是任由刻板印象导致的恶意归类。因为的确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两地确实存在某些历史或文化层面的渊源。
比如南宋人孙奕写的《示儿编》,就记载有某位福建士子在考试中,居然将“何”“高”二字用于押韵的趣事。对此,周必大在《二老堂诗话》中表示,大可不必嘲笑福建做题家。殊不知蜀地大文豪苏辙,也在《文集》第一卷严碑长韵“磨讹高豪何曹荷戈”。可见,在中原正统视角中,闽、蜀两地乡音与官话雅言迥异,而且相互间倒是近似。至于当代的学者程民生、刘晓南等,都分别考证宋朝闽、蜀两地在民俗、方言等方面存在许多共同点。
脱脱的《宋史 地理志》就把福建路同川峡四路编排在了一起
此外,还有更为先进的分子人类学研究成果,进一步表明四川、福建两地居民在染色体方面存在惊人的相似。甚至有相同特征,在看似遥远的傣族群体中得到充分体现。这又恰好与古代文献的记载暗合。根据《华阳国志》记载,永昌(今云南保山)有“闽濮……之民”。显然,闽在汉朝还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更代表着一个广泛族群。既然云南距离福建如此遥远,还能有闽人生活,那么临近的巴蜀自然更不在话下。同样还是这等文献,记载过两晋时期的僚人入蜀事件,还比较贴心的补充称僚、闽都属于百越分支。
值得注意的是,与今日四川相连的云南,同样能被贴上做题、佛系与养蛊等标签。苏辙的傻傻分不清“磨讹高豪何曹荷戈”,一样在当地少数民族口音中有着近似韵母。不出意外,宋朝时期的福建、四川乃至更多南方省份间,还保留着源于百越先民的共同血脉和文化遗存。
古代的巴蜀(左)与近现代的闽台粤赣(右)
都存在源自濮越先民的二次葬风俗
既然不同地区存有各自特色,那就必然招来中原正统的异样眼光。北宋福建人宋庄绰所写的《鸡肋编》,便提及两浙地区的妇人都追求物质享受,反而以自力更生为耻。如果屌丝丈夫无法满足其贪欲,就任其公开与有钱人私通,被形象的称为“贴夫”。当地人即使是父子、朋友,也会互称畜生,而且会给子孙呼父祖名。本文开头所讲的那位杭州保安,大概率也会被正统者视为不守礼法的异类。
同时,还有年代更早的《太平寰宇记》称巴蜀荣州的百姓“姓名颠倒,不知礼法”。另有两广的南仪州,每月中旬都有年轻男女以笛声为暗号约会。往往嬉戏到二更后开始野合,直至天亮才散去。
两浙男子的贴夫行径 可能受南唐后主的事迹启发
朱熹也回忆自己在闽地任职时,发现当地自古以来就没有婚姻仪式。一般给不起聘礼的穷苦人家,“或至奔诱,则谓之引伴为妻,习以成风”。而且长幼无序,擅自杀牛,私贩私盐!
这些因素拼凑在一起,就对后来成书的《宋史》造成很大影响。其内容往往对北方各地的评价为中性或褒义,而对南方各地的风评却是惨不忍睹。如江南“其俗性悍而急,丧葬或不中礼,尤好争讼”,两浙“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广南“民性轻悍”“婚嫁、丧葬、衣服多不合礼,尚淫祀,杀人祭鬼”,荆楚“好争讼”。而同样是耿直的特性,在位于北方的河北则表述为“气勇尚义……习尚战斗”。
在正统文人的笔下 南方各省往往是鄙视对象
家暴巴蜀
宋朝时期的成都城市复原
长此以往,那些针对闽、蜀两地的差评,更是被上升到敌我矛盾程度。在许多高举正统大旗的宋朝高雅人士看来,“川藞直”总是朝堂外的叛乱暴徒,而“福建子”多为朝堂内的两面奸人。应该通过社会文化层面的回炉重造,消除其离心力,维持普天之下的安静和睦。
这样的担心或许是所言不虚。公元966年,北宋军队全面进攻后蜀国,只用3个月就完成特别军事行动。虽然将本地权贵迁往京都,给予笼络性质的优待待遇。但战火平息不到3个月时间,就由于分赃不均和腐败压榨而闹出大新闻。不仅引起投降的前蜀军哗变,连负责监视他们的北宋驻军都跟着一起闹事,乃至部分兵士在被调离巴蜀的途中再叛。
王小波、李顺起义不仅用均贫富满足底层民众的物质需求
也用蜀帝遗孤与李冰信仰唤起人们的乡土情怀
在叛乱平息后,宋朝开始对本地展开极其丧病的巧取豪夺,用10年就将过去非常充盈的府库给彻底清空。结果便是王小波、李顺等人领导的又一场大规模起义。公元993年,他们分别打出均贫富、后蜀孟氏遗孤和李冰信仰这三面义旗,让苦宋旧矣的民众再度集结,发起轰轰烈烈了的农民起义。虽然注定数百,还是让为所欲为的流官们忌惮了很久。
宋太宗曾无奈提到:西川本自一国,太祖平之,迄今三十年矣。仅仅到公元1000年,驻扎四川的宋军又因不堪上级压迫而发动叛乱,拥立原益州的神卫军指挥使王均为帝,建国“大蜀”。相比前两次同类事件来说,这场兵变的时间较短、波及范围小,但依旧让朝廷心有余悸,闹的士人一直不太愿意赴蜀为官。
赵匡胤的黄袍加身好戏 其实还有一个四川版本
于是,直到南宋时期的《成都文类》,还把蜀人描绘成“奸讹易动”形象。特别是卷二十二《送明运使赴职益州序》,形容当地人“其俗文、其风武、其政急、其刑威、兵乘而骄、吏袭而奸、民伺而暴”。宋初大臣张咏的《张乘崖集》,则称其“多犷敖骜而奸豪生 , 因庞杂而礼义蠹”。
鉴于巴蜀本地的反反复复暴乱,以及数次将驻军都拖入其中的恶劣情节,宋朝统治者务必寄出更多严刑峻法。在当时的川陕四路,就出现了“为政者务为威猛击搏以操切之, 民有轻犯则移乡, 甚者或配徙内地, 终身不复还”的情况。此外,还要设置了大量寨堡,一面防范西夏、女真南下,一面震慑境内的潜在逆夷。于是,出生河南的宋初工部侍郎梁周翰,将巴蜀描绘为穷山恶水刁民的恶地。甚至会理直气壮地在当地“杖人至死”。赴任益州知州的文彦博也接到朝廷文书,被要求“无贪宽厚之名”。
延续至今的巴蜀李冰信仰 在宋朝时多次成为叛乱者的精神图腾
《张乘崖集》的作者张咏,曾借口自己的府衙原为后蜀皇宫,所以把一系列故国遗迹当成违建缩小或拆除。其真实用意,还不是要消除本地人的历史记忆。他的另一项举措,便是鼓励本土士人外出为官。此前,宋朝曾为防止内部抱团而禁止巴蜀人就地为官。但有了张咏的一通操作,就迅速将社会精英吸收至朝堂内,让他们与留在家乡的底层分离。
更有甚者,如益州知州程琳那样无理取闹,污蔑民众祭祀灌口神李冰的表演是公然造反。先是将组织者逮捕斩首,而后又把全部参与者都发配到内地。哪怕造成“道路或以为冤”的效果,也要宁可错杀一千而不放过一个!
善于坐而论道的士大夫 经常在实务处理中毫不留情
调教闽南
宋朝时期的福州城市复原
相比秉性刚烈的巴蜀,同样亡于宋朝的闽国故地,则多少欠缺几份耿直。由于并没友犯上作乱举动,自然能与死罪绝缘。但只要还能艰难活着,就免不了遭遇各类回炉重造。
比如在佛教领域,宋朝吸取后周老前辈的教训,采取既要限制又要利用的对策。原本佛教氛围浓厚的闽地,就成为最重要试验田。以朱熹为首的理学家,一面把佛教批判一番,一面又巧用辩证法、吸收部分符合礼法的教义,如禁止杀牛、节制欲望。
位于泉州的福建第一大庙 开元寺
其次,一些闽籍士人曾积极参与变法,故而又被中原正统视为叛徒行为。仅在《宋史·奸臣传》的20人大名单中,来自福建的臣子就占了9席。如果将范围进一步放大,就能发现这类遭清算者几乎都是南方籍。以至于旧派旗杆兼北方人司马光就曾启奏说:闽人狭险,楚人轻易!言下之意,就是职责闽籍人据高位还要抱团打入内部搞破坏,带坏了整个朝廷的风气!
即便是在其他领域,南北派系间的争斗也从未停止。比如后来留下雕像任群众抽打的秦桧,就因为自己是南方出身,常常与来自北方老官吕颐浩处于竞争关系。后来还提出过“北人归北”的最终解决方案,让出身北方的赵构龙颜不悦。
秦桧的历史悲剧 有相当比重源于本人出身
值得一提的是,来自南方各地的士大夫们并不总是铁板一块。例如出身楚地的王安石,就对闽、蜀二地颇有微词。出身闽地的朱熹,则对王安石主导的变法毁誉参半。他一方面指责其重用小人、政策具有危害性,另一方面又肯定其初衷出于善意,否认北宋灭亡应由以蔡京为代表的变法派接班人背锅。
当然,历史的进程往往充满戏剧性。随着军事对抗加剧,以及北方入关者不断南下,势力范围越来越小的宋庭,也逐渐转变自身对南方的看法。当镇守四川的吴曦自称“蜀王”,选择叛宋投靠金国,并未像先前那样引发朝廷对巴蜀地区的反弹性报复措施。
同为南方出身的王安石与朱熹 就有过相互攻击案例
历史的反转
宋朝的歧视南方人风潮 最终被大举入关的金兵所治愈
到了只有半壁江山的南宋时期,有关巴蜀战略重要性的内容在文献中越发增多。但这次叛乱却导致朝廷对武人的打压卷土重来,并引发了日益积贫积弱,最终不敌蒙元的蝴蝶效应。
讽刺的是,在蒙元灭宋的最后时刻,位列“三杰”的文天祥和陆秀夫均出身南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南方人士凭借自身的做题天赋,巧妙利用南宋中后期的重文轻武政策实现翻盘。
力保宋朝的文天祥 是后期南方人重新掌权的标志性结果
可惜,这样的高光也只是昙花一现。随着蒙古铁蹄踏遍万里河山,南人再度被置于歧视链的最底端。哪怕是高举驱逐胡虏旗帜的明朝,也并不打算替这些南方做题家们出头。相反,朱元璋、朱棣父子还通过推行南北榜、没收土地等一通猛如虎的操作,为南方人的做题升官或置地发财路都设置了路障。
只不过放眼整个中国历史,类似的情况似乎才是常态。早在先秦,南方就被视为南蛮不毛之地。到汉末两晋,南方人还会被中原正统蔑称为“貉子”,根本没有做人资格。隋唐时期也是关东、关西子弟继承大统,丝毫看不上南边的“岛夷”之后。即使到了清代,福建还要冒称是“河洛”为自己贴金。结果,南方人彻底逆转歧视链的契机,恐怕还要从辛亥年的武昌枪响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