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7年，朱元璋在相继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势力之后，其政权已经基本稳固，南方的广大地区也再无后顾之忧。作为一位雄才大略的君王，朱元璋自然不甘于偏安一隅。于是，北伐也随即被提上议事议程。
在中国历史上，自南至北的北伐数不胜数，一如东晋祖逖、恒温北伐，南宋隆兴北伐等等，但能够取胜者却寥无几人。这其中自然有黄河天堑、气候越向北越冷的原因，却也更有实力掣肘的原因。
而对于朱元璋以及他所建立的政权而言，这次北伐的意义不言而明。是以在商讨北伐之策时，虽然有急先锋常遇春提议长驱直入，直捣黄龙——元大都；但是朱元璋却并没有采取其方案，反倒是采取了极为审慎的作战方针——先取山东，旋师河南，拔除潼关，而后兵指元大都，鼓行而西，平定陕甘。
可以说相较于常遇春的志得意满，朱元璋在这里充分显示出了身为君王的战略定力和超强的分析能力。在战略实践中，也确实证明了朱元璋所制定的作战方针的正确性。
时年十月二十一日，朱元璋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将兵25万，兵出北方。
作为明朝的开国勋将，徐达、常遇春可以说是朱元璋绝对的股肱心腹之将。朱元璋称赞徐达“破虏平蛮，功贯古今人第一;出将入相，才兼文武世无双”；称赞常遇春“计其开拓之功，以十分言之，遇春居其七八”。二人更是位列明初开国六公爵（常遇春暴卒，其子受其荫庇获封）。
但是，不得不说的是二人虽然都为骁勇武将，却并不是一个类型的武将。徐达更善于谋划全局，统筹大军；常遇春则更适合将兵冲锋，无论是在平素征战，还是北伐之中，这一点皆体现得淋漓尽致。
而在周密的计划部署以及有着文治武功的武将之下；在进取的同时，朱元璋还特意申饬军卒要“切勿杀掠”，要团结汉族。
如是，这场自1367年十月底开始的北伐很快便取得了战果，短短四个月时间明朝便攻下了山东。随即徐达挥军向西，兵分两路直指河南，很快汴梁、许州、南洋等地相继攻克。
在将元朝的拱卫之臂膀翦除之后，朱元璋甚至还曾亲赴汴梁。而在此时，面对徐达提出的直捣黄龙，进攻元大都的决定，朱元璋认为时机已到。在以冯胜、何文辉、郭兴等人驻守汴梁、洛阳、潼关之地后，徐达率军直逼大都。
此时的元朝可以说危如累卵，面对北方之地的相继失守，其主将王李思齐等人又在西北被隔绝在外。而在明军渡过黄河攻取河北、通州之后，眼见明军势不可挡，元顺帝随即携带太子、后妃从北京建德门出逃，经居庸关后到达了上都开平。而在元顺帝出逃七天后，徐达大军攻克大都北平。
这也标志着元朝在中原统治的结束，而按照朱元璋事先拟定的方案，徐达、常遇春又调转兵力挥师西进，在与冯胜、汤和遥相呼应之下，山西、陕西、甘肃等相继攻克，元朝李思齐、张思道等部主力也被消灭殆尽。
如是，在经过了2年的北伐之后，明朝实现了对中原和西北地区的实际统治。而在平定西北之后，目标也自然落在了大都开平，正所谓“一鼓作气”是也。
在徐达、常遇春再次兵指开平，然而在开平之围中作为主帅的徐达却并没有四面围城，反倒是只围住了三面，却留下了北面的口子，而北面是可以逃往蒙古草原的方向。
如此的排兵布阵，也果不其然的让元顺帝自大都北平成功逃遁之后，再次从上都开平逃遁。面对这样的战果，也让常遇春勃然大怒。
在常遇春看来，这显然让他们错过了立下大功的绝佳机会。可对于常遇春的诘问，徐达回复的却是：“是虽夷狄，然尝久帝天下。吾主上又何加焉？将裂地而封之乎，抑遂甘心也？既皆不可，则纵之固便。”（冯梦龙《智囊全集》）
意思很是简单，在徐达看来元顺帝虽然是一介夷狄，但是他毕竟是继统宋朔，乃是正统。如若逮住他，要让明太祖朱元璋如何处理呢？杀之，显然不合适；封地更是不合适。如此一来，也只有放了是最好的选择。
对于徐达的这个做法，身为副元帅的常遇春显然并不赞同。而在回归之后的奏报上条陈此事，但是对于徐达“私纵元顺帝”朱元璋却是上（朱元璋）亦不罪。
为什么朱元璋会不怪罪徐达放走元顺帝呢？
事实上，在《明史》中对于北伐大军攻伐汴梁，朱元璋亲赴汴梁之时，便有记载朱元璋与徐达关于元顺帝归宿的讨论。朱元璋也有将其放归塞外的意思。而有趣的一点是作为对手的元顺帝似乎也深明其意，《元史》中同样有“知顺天命，退避而去”的记载。
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关于明朝的继统问题，要实现王朝的平稳过度，无疑尊奉元朝为正朔，继承其政治遗产才是上上之策。这也是朱元璋在起义时反元，在建明朝之后便立刻有了“元虽夷狄，入主中国，百年之内，生齿浩繁，家给人足，朕之祖父亦预享其太平……”这等打脸之语的原因所在。
而对于徐达的这般放纵之举，显然是符合朱元璋的利益的，不怪罪也就是应有之意了。通过这一件事，也更能看出徐达之所以能够位列开国六国公之首的原因，不只是战功赫赫，更是能够知进退，懂人心。这也更是徐达在明朝轰轰烈烈地“狡兔死，走狗烹”的运动中屹立不倒的原因所在。
参考资料；《明史》《元史》等 图片来源自网络，侵权必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