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高句丽宝藏王四年），唐太宗御驾亲征，指挥唐军发动了对高句丽的第一次征伐，唐军攻城掠地，连续攻克了包括辽东城在内的高句丽十座城邑，大量歼灭了高句丽军队的有生力量，使战火燃遍了高句丽最为富庶的辽东地区，几乎摧毁了高句丽政权赖以生存和对外扩张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基础，取得了重大战果。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高句丽宝藏王六年），唐太宗决定再次征伐高句丽。
1、为何唐太宗要二征高句丽？
关于唐太宗二征高句丽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唐太宗看来，唐朝对高句丽的第一次军事征伐，没有完全达到预定的目的，需继续扩大战果，在军事上对高句丽作进一步的打击。
对照多种文献的记载，我们看到，唐军对高句丽的第一次征伐进行的十分顺利，唐军攻城略地，所向披靡，除对安市城的进攻遇到高句丽军队的顽强抵抗外，其它战斗均打的有声有色。唐军连下十城，歼灭或俘虏高句丽军队数十万人，取得了军事上的重大胜利。
但是，这些胜利，部分地实现了唐太宗征伐高句丽的目标，而没有达到唐太宗全部的期望值。
唐军出征前，唐太宗曾发布《亲征高句丽手诏》和《命将征高丽诏》。
从诏书的内容看，收复辽东，只是唐军作战行动的一个环节，是征伐高句丽战争的第一步。唐军的最后目标，是与新罗，百济军队互相配合，直捣高句丽的腹心地带——平壤。
安市城下旷日持久的攻坚作战，使唐军向高句丽腹地推进的计划搁浅。由于东北地区深秋早寒，加上唐军粮草将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唐太宗才于下令主动撤兵。
从上述情况看，唐军攻克辽东十城，显然不是唐太宗一征高句丽的最后目的，其最后目标应是完全征服高句丽，惩处泉盖苏文，解高句丽民众于倒悬。
因此，唐太宗二征高句丽，应视为唐朝对高句丽进行的深度军事打击，这是二征高句丽的主要原因。
其次，泉盖苏文骄奢淫逸，寻衅窥边，侵扰新罗，这是导致唐太宗二征高句丽的重要原因。
唐军从辽东前线撤军，使高句丽逃过一劫。
但是，泉盖苏文不思悔改，继续作恶。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高句丽宝藏王五年）六月，高句丽宝藏王派遣使臣入唐谢罪，献美女两名，唐太宗退还。
从表面上看，泉盖苏文向唐朝遣使奉表，入唐谢罪，似乎十分殷勤地遵守臣子之礼。但实际上，泉盖苏文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把唐朝的撤军视为高句丽的胜利。因此，更加骄恣狂妄，遣使奉表中，“其言率皆诡诞，又待唐使者倨慢，常窥伺边隙”。
同时，加紧了对新罗的侵扰。对此，唐太宗曾多次敕令泉盖苏文，命令他停止对新罗的进攻，但他对此置之不理，依然我行我素，继续派军队进攻新罗。
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高句丽宝藏王五年）十月，唐太宗发布诏书，揭露高句丽在唐军撤离辽东前线后犯下的新罪行。
诏书说：
“高丽余烬，谓能悔祸，故遣停兵，全其巢穴。而凶顽成性，殊未革心，前后表闻，类多不实，每怀诡诳，罪极难宥。见朕使人，又亏蕃礼，所令海云，莫扰新罗，口云从命，侵凌不止。积其奸恶，尝苞祸心，盖天攸弃，岂宜驯养，自今以后，勿听朝贡”。
下令停止接受高句丽的朝贡，中断与高句丽的关系。
2、二征高句丽的经过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高句丽宝藏王六年）二月，唐太宗召集群臣，更议再次对高句丽进行军事讨伐。
在认真总结了第一次征伐高句丽的得失后，大臣们向唐太宗提出了消耗高句丽实力的建议。
大臣们认为：
“高句丽依山为城，攻之不可猝拔。前大驾亲征，国人不得耕种，所克之城，悉收其谷，继之旱灾，民大半乏食。今若数遣偏师，更迭扰其疆场，使彼疲于奔命，释耒入堡，数年之间，千里萧条，则人心自离，鸭绿之北可不战而取矣”。
唐太宗采纳了这一建议。
同年三月，唐太宗任命左武卫大将军牛进达担任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右武卫将军李海岸担任副帅，率兵一万余人，从莱州乘楼船入海，攻打高句丽。
任命太子詹事李世勣担任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右武卫将军孙贰朗、左屯卫大将军郑仁泰担任副帅，率兵三千人，连同营州都督府的军队，从新城方向进攻高句丽。
这两支部队的士兵，经过了严格的挑选，熟悉水性，骁勇善战，具有很强的战斗力。
五月，李世勣率领所部军队渡过辽水，攻打高句丽军事重镇——南苏等几座城邑。高句丽军队依据坚固的城防工事，背城拒战，抵抗唐军。
李世勣率唐军打败了高句丽军队的反抗，攻下南苏，木底（今辽宁省新宾县木奇镇）等数城，焚其城郭而归。
七月，牛进达，李海岸率唐军进入高句丽境内，与高句丽军队进行了大小百余次战斗，唐军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攻克高句丽军事重镇石城。
随后，唐军兵临积利城下，城内高句丽军队一万余人出战，李海岸指挥唐军奋勇作战，高句丽军队大败，二千多人被消灭。
为扩大对高句丽的战争，八月，唐太宗派宋州刺史王波利，中郎将丘孝忠，征发江南十二州的工匠，造巨船三百五十艘，以备征伐高句丽之用。
十二月，宝藏王派其子莫离支任武入唐谢罪，唐太宗下令停止了对高句丽的军事行动。
唐朝对高句丽的第二次征伐暂告结束。
唐太宗对高句丽的第二次征伐，以军事袭扰为主要手段，采取长驱直入、长途奔袭的办法，用少量军队不间断的军事行动，消耗高句丽的实力。
唐军先后攻克南苏、木底、石城等军事重镇，大量歼灭了高句丽军队的有生力量，不断地瓦解着高句丽军队的士气，破坏了高句丽的社会生产力。
在唐军的进攻面前，高句丽军队穷于防守，疲于奔命。
从二征高句丽的过程看，唐朝达到了消耗高句丽实力的目的。
3、唐太宗三征高句丽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高句丽宝藏王七年）春正月，唐太宗下诏，对高句丽进行第三次军事征伐。
唐太宗任命右武卫大将军薛万彻担任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右卫将军裴行方担任副帅，率唐军三万多人，乘楼船战舰，从山东莱州出发，渡海攻打高句丽。
四月，乌胡镇将古神感，率领唐军渡海作战，在曷山与高句丽军队五千人遭遇，双方展开激战，唐军击败高句丽军队。当天夜里，高句丽军队前来劫营，偷袭古神感所率船队，由于古神感早有准备，唐军事先预设埋伏，前来劫营的高句丽军队没有占到任何便宜，损兵折将，大败亏输。
六月，薛万彻率唐军主力渡黄海，“入鸭绿水”百余里，在距离泊灼城（今辽宁省丹东市北虎山一带)四十里的地方驻扎下来，泊灼城内的高句丽守军十分恐惧，大多弃城而逃。泊灼城主所夫孙率兵顽抗，被薛万彻斩杀，唐军乘机包围泊灼城。
泊灼城依山而建，十分险要。为解泊灼城之围，高句丽派大将高文，率领从乌骨、安地等城抽调的援军三万人，前来增援。高句丽军队列成两大方阵，薛万彻分兵进行攻击，迅速击溃高句丽援军，大获全胜。
在唐军的连续打击之下，高句丽精锐部队损失殆尽。
鉴于高句丽已困弊不堪，唐太宗拟于次年发兵三十万，再次征伐高句丽，一举灭之。
于是下诏，令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于剑南道大造战船，以备攻打高句丽之用；派陕州刺史孙伏伽，招募勇士，扩充军队；派莱州刺史李道裕督运粮草器械，储备于乌湖岛，为再次征伐高句丽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因唐太宗病逝，未及成行。
4、唐太宗三次征伐对高句丽的影响
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高句丽宝藏王四年）开始，唐太宗调兵遣将，连续三次大规模征伐高句丽，使高句丽遭受了沉重打击。
唐太宗征伐高句丽的战争，对高句丽产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高句丽失去了经济发达、富庶的辽东大部分地域，统治范围急剧缩小。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高句丽宝藏王四年），唐太宗第一次征伐高句丽。
唐军先后攻占了盖牟、卑沙、辽东、玄菟、白岩、横山、麦谷、银山、后黄、磨米等十座城邑。当时的玄菟城，其位置在今辽宁省抚顺市劳动公园附近，辽东城位于今辽宁省辽阳市，卑沙城位于今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北面的大黑山上。这三座城市恰好处于辽东的北部、中部和南，其余城邑大多在这三座城市附近。
唐朝军队渡过辽河后，分北、中、南三路向鸭绿水推进，南路唐军抵达乌骨城一带，即今辽宁省丹东以北地区；中路唐军进至白岩城以东地区，即今辽宁省本溪太子河流域；北路唐军进至南苏、木底城，即今辽宁省抚顺以东、新宾以西地区。辽东地区大部分地方，基本上落入唐朝的掌控之中。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高句丽宝藏王六年），唐太宗第二次征伐高句丽。
唐军再次渡过辽河，北路唐军从辽东地区北部攻破了南苏、木底二城；南路唐军从辽东半岛登陆，攻克石城，进逼积利城，到达今辽宁省庄河、岫岩一带。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高句丽宝藏王七年），唐太宗第三次征伐高句丽。
在辽东半岛南部，唐军与高句丽军队展开激战，胜于曷山，包围泊灼城。
唐军攻克的上述地区，都是高句丽在辽东地区的重要城邑和军事重地，在这些被攻占的地区，唐朝分设州县进行管理。
除安市、国内城、乌骨（今辽宁省凤城南)等几座孤城之外，辽河以东，鸭绿江以西广大地区，几乎全部落于唐朝的掌握之中。
高句丽的统治范围大为缩小，高句丽军队的防线，已经从辽河退到鸭绿江一线。
其次，高句丽军队损失惨重，人口锐减。
唐太宗对高句丽的三次军事征伐，与隋朝征伐高句丽的时间，相隔不过三十年，高句丽因隋朝三次征伐而遭受重创的军队，凋敝不堪的经济，尚未完全恢复过来。
据《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等历史文献记载，在唐朝三征高句丽的各次战斗中，高句丽军队的损失非常惨重，大批士兵被打死、打伤或成为唐军的俘虏。
关于高句丽军队伤亡的总体情况，文献没有详细的专项记载，但是，从文献零星记录的客观情况看，高句丽军队伤亡、被俘的人数接近二十余万人。
唐太宗一征高句丽时，唐军在辽东城消灭高句丽军队一万余人，俘虏高句丽军队一万余人；在新城、建安、驻跸三次大战中，唐军消灭高句丽军队四万余人，收降两员大将、三千五百名裨将及官人酋帅子弟，十万名士兵向唐朝投降，被唐朝遣返本土；在白岩城，数千名高句丽士兵向唐军投降；在唐军攻克的盖牟、玄菟等城邑及久攻未克的安市城，高句丽军队也付出了一定的伤亡。
唐太宗二征高句丽时，在南苏、木底、石城等地，唐军与高句丽军队展开激战，高句丽军队遭受重大伤亡，阵亡士兵人数应在万人左右。在积利城下的战斗中，高句丽军队被唐军打死者即达二千余人。
唐太宗第三次征伐高句丽时，乌胡镇将古神感在曷山与高句丽军队五千人发生遭遇战，随后，粉碎了高句丽军队的劫营，这两次战斗，高句丽军队付出的伤亡应有数千人。在泊灼城下的战斗中，唐军消灭高句丽军队的数量也应有数千人。
上述数字累计起来，高句丽军队伤亡和被俘的人数，接近或超过了二十万人。
高句丽全国军队总数，最多应为四、五十万人左右，经过唐朝三次大规模的军事征伐，高句丽军队战死近六万人，伤者数万人，约占高句丽军队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已经完全失去战斗力；被唐军俘虏的高句丽士兵多达十余万人，虽然被释放回国，但已经部分地失去了战斗力，其数量也接近于高句丽军队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剩余的十几万军队，除掉京城及王宫内苑的守卫部队，能够用于战场者已经寥寥无几。
高句丽军队的机动兵力大大减少，军队在战争中的灵活性、主动性受到极大的限制。
这种情况的出现，迫使高句丽军队在潜质上的职能、职责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即在作战方式上，由原来的攻防兼备型转向单纯防御型：
在履行对高句丽政权的义务上，由主动进行对外兼并与扩张，转向被动地保国卫土。高句丽军队的综合实力受到空前削弱。
唐朝时期，高句丽全国人口不过数百万人，远不及唐朝的十分之一，且其人口半数生活在辽东地区。
唐太宗连续三次大规模的军事征伐，使高句丽人口大幅减少。
从文献记载的情况看，一些高句丽人在战争中死难；一些高句丽人被纳入唐朝设置州县的管辖之中：一些高句丽人被迁入内地，其总数大约为四十万人左右。
唐太宗第一次征伐高句丽，唐朝军队攻克高句丽十座城邑，“凡获户六万，口十有八万”，连同俘获的高句丽军士十余万人，两者相加多达三十万人；第二、三次征伐时，唐朝军队攻克的南苏、木底、石城等三城所获人口亦当有数万人，迁“辽、盖、岩三州户口入内地，前后七万余人”。高句丽的人口数量，降到了好太王执政以来的最低点。
再次，高句丽社会经济饱受战争的蹂躏，国力凋敝，元气大伤。
作为一个地方少数民族政权，高句丽的土地面积、人口、军队数量、经济状况、综合国力等各方面的客观情况，与唐朝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
唐太宗连续三次对高句丽进行的军事征伐，使战火遍及高句丽最富庶的辽东地区，致使辽东地区农田荒芜，生产停顿，仓谷不收，失去了作为高句丽重要经济支撑点的作用。
高句丽政权后期，仅平壤地区尚可维持正常的农业生产活动，难以满足军队的粮草供应及全国的物资之需。
为同强大的唐朝军队作战，高句丽的青壮年几乎都在军队中服役，军队疲于防备，且死伤惨重，使农业生产一线的劳动力急剧减少，间接地影响了全国经济的发展。
平民百姓在饥寒交迫中苦苦挣扎，若遇自然灾害，则民不聊生，饥谨遍地，社会稳定受到严重影响，高句丽政权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