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隋朝2帝4次征伐,不惜亡国也要打高句丽?3件事看高句丽有多狂?

隋朝2帝4次征伐,不惜亡国也要打高句丽?3件事看高句丽有多狂?

隋朝的建立,使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开始走向繁荣鼎盛的黄金时代。

隋文帝杨坚即位以后,励精图治,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基本上扭转了南北朝时期北方地区长期分裂造成的混乱局面,缓和了社会矛盾,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增强了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为统一全国奠定了良好的客观基础。

1、脚踩两只船的高句丽

在这个强大的中原王朝崛起之初,高句丽平原王遵照其先王的既定国策,继续执行臣属于中原王朝的政策,立即作出了非常谦恭、友好的反应。

开皇元年(公元581年,高句丽平原王二十三年)十二月,平原王派使节“入隋朝贡”,隋文帝封平原王为“大将军、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

从581年一590年,平原王先后七次派使节到隋朝朝贡,双方建立并保持了一种友好交往的关系,隋朝对平原王也比较信任,对之委以管理辽东的重任,开皇四年(公元584年,高句丽平原王二十六年)夏四月,隋文帝在大兴殿宴请高句丽使者,给予高句丽使者很高的礼遇。

但是,高句丽在接受隋朝册封,不断派使节向隋朝朝贡的同时,也向南北朝后期偏安江南的陈朝纳贡称臣,甚至在隋灭陈朝的前夕依然派使节入陈朝贡。

高句丽对陈朝一直行臣子之礼,除了继续遵循其先王时期执行的臣属中原王朝各政权的惯例,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对强大的隋朝心存恐惧,希望借助陈朝在江南的力量牵制隋朝军队主力,缓解隋朝对高句丽形成的客观压力,使之不能把精力集中到北进方面来。

开皇六年(公元586年,高句丽平原王二十八年),平原王移都长安城。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高句丽平原王三十二年),隋朝军队渡过长江,攻克建康并灭亡陈朝,统一了全国。消息传到高句丽,平原王非常恐惧,惶惶不可终日,仿佛已经大难临头。

同时,平原王立即做出了过激的反应,修整武备,准备粮草,制定据守之策,把防备隋朝的进攻提到了重要位置。

隋朝灭亡陈朝之时,隋朝统治者并没有立即攻打高句丽的战略计划,面对平原王的过激反应,隋文帝赐玺书予以安抚与教化。

隋文帝赐平原王的玺书,以代天受命的姿态,居高临下,以帝王的坦荡胸怀对其予以训示,指平原王“虽称藩附,诚节未尽”;对平原王“驱逼靺鞨,固禁契丹”、“修理兵器,意欲不臧”的过失予以指责;同时以陈国的灭亡为例,对平原王进行警示,告诫平原王不要妄自尊大。

对于平原王理兵积谷之事没有进行追究,允许其改过自新,自求多福。玺书言辞诚恳,情真意切,体现了帝王对臣子的宽宏。平原王接到玺书后十分惶恐,尚未来得及奉表陈谢即病逝。

婴阳王即位后,吸取了平原王末年因“理兵积谷”导致隋文帝赐玺书训导的教训,极力与隋朝保持臣属关系,多次派使节到隋朝朝贡,同时请求隋朝封王。

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高句丽婴阳王二年)三月,应高元之请,隋朝册封高元“为高句丽王,仍赐车服”。在隋朝的册封、安抚下,婴阳王消除了恐惧心理,克尽臣节,赢得了隋朝的信任,双方维持了近十年的和平局面,为婴阳王赢得了巩固统治、增强实力的时间。

2、隋文帝征伐高句丽的原因

高句丽军队侵扰辽西事件,发生于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高句丽婴阳王九年)。

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高句丽婴阳王九年),高句丽军队及靺鞨士兵共一万余人,进攻隋朝辽西地区,婴阳王亲自指挥了这次军事行动。

面对高句丽军队的进攻,韦冲指挥隋朝军队进行反击,使高句丽军队的进攻归于失败。

隋朝建立后,高句丽一直用频繁的朝贡来换取隋朝的信任,保持双方的友好关系,惟恐激怒隋朝,那么,在隋朝没有首先攻击高句丽的情况下,高句丽为什么敢于主动举兵侵犯隋朝,这件事情同样值得思量,高元恐怕不致如此鲁莽,高句丽此举应另有隐情。

据文献记载,早在开皇六年(公元586年,高句丽平原王二十八年),原依附于高句丽的“契丹别部出伏等背高丽,率众内附,高祖纳之,安置于渴奚那颉之北”。

开皇十年(公元590年,高句丽婴阳王元年),靺鞨厥稽部酋长突地稽与高丽战,败北,为避锋芒,向隋朝请求内徙,获准后,遂率“忽赐来部、屈突使部、悦稽蒙部、越羽部、步护赖部、破奚部、步括利部”等八个部落、胜兵数千人南迁,隋朝政府将他们安置在营州,授突地稽为紫光禄大夫。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高句丽婴阳王率靺鞨之众兵侵辽西,讨伐背叛自己并依附隋朝的契丹人和靺鞨人,而不是直接进攻隋朝,应当是事实的真相。

高句丽的主观动机,是试图让契丹、靺鞨等少数民族继续依附于自己,同时,防止高句丽境内其他的少数民族继续产生离心离德的倾向。

但是,高句丽的这次军事行动,虽然有可能是以依附隋朝的契丹人和靺鞨人为作战目标,但实际上直接冒犯了隋朝。

其一,高句丽追求东北亚地方霸权的野心,挑战了隋朝所能容忍的最低限度,与隋朝的利益发生了冲突;

其二,婴阳王率靺鞨之众追击背叛自己并依附隋朝的契丹人和靺鞨人,不仅入侵了隋朝的边疆地区,而且违背了隋文帝“自化尔藩,勿忤他国”的训示。

高句丽对辽西地区的进攻,使隋文帝十分愤怒,隋朝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予以惩罚。

开皇十八年(公元598,高句丽婴阳王九年),文帝下诏废黜高句丽王高元的官爵,同时,大兴问罪之师,命“汉王谅、王世积并为行军元帅,将水陆三十万,伐高丽。以尚书左仆射高颎为汉王长史,周罗喉为水军总管”,讨伐高句丽。

隋军出临榆关,直抵辽水,马军总管李景率部攻克武厉城。随后,隋军陆路部队因遇雨季涨水,粮草不济,疾疫流行,无法继续对高句丽进行军事打击。水军的攻势也不顺利,隋朝水军“自东莱泛海直趋平壤城”,遭遇风浪,“船多飘没”,进退维谷,无功而还。

隋朝军队对高句丽的征伐,由于各种客观原因的制约,没有对高句丽构成直接的军事打击,但是,它对高句丽产生了强大的威慑作用,婴阳王非常“惶惧”,立即遣使谢罪,上表称“辽东粪土臣元”。于是隋朝停止了对高句丽的军事行动,恢复了对高元的册封,高句丽也恢复了对隋朝的朝贡。

仁寿四年(公元604年,高句丽婴阳王十五年),隋文帝的次子杨广即位,是为隋炀帝。

杨广即位后,相继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加强对包括高句丽在内的周边各少数民族的控制。

由于高句丽婴阳王一方面接受隋朝的册封,称臣纳贡;另一方面则炫耀军事实力,伺机进犯辽西,导致隋朝对高句丽的政策有所改变。从

大业八年(公元612年,高句丽婴阳王二十三年)开始,隋炀帝连续三次率军队征伐高句丽,尽管没有达到消灭高句丽的目的,但却使高句丽国脉动摇,元气大伤,遭受了灾难性的打击。

3、隋炀帝三征高句丽的原因

高句丽婴阳王即位之初,十分殷勤地向隋朝奉表纳贡,俯首称臣,因此,赢得了隋朝的信任。开皇十年(公元590年,高句丽婴阳王元年),隋文帝派使节封婴阳王为“上开府、仪同三司,袭爵辽东郡公,赐衣一袭”。

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高句丽婴阳王二年)三月,隋文帝应婴阳王所请,册封其为“高句丽王,仍赐车服”。

双方关系融洽,维持着一种较为友好平和的臣属关系。

但是,隋朝初年与高句丽之间这种融洽关系的背后,却潜伏着一种深深的危机,双方的矛盾由于各自内部形势的限制而暂时得到抑制。

从总体情况看,隋炀帝对高句丽大规模的军事征伐,有着深刻的原因。

首先,隋朝君臣在处理同周边少数民族关系的过程中,逐步提出了符合隋朝根本利益的天下一统的思想,形成了处理高句丽问题的新思路。

隋文帝时期,隋朝一方面积极整顿内部,强化地主阶级政权;另一方面,对周边各族也采取了相应的对策,着手解决周边少数民族问题,加强联系,开展经济文化交流,以利于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同时,加强对周边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控制与管辖。

在西北地区,隋朝初年,隋军打败了东突厥对隋朝西北地区武威、天水、金城、延安等地的进攻,同时利用东、西突厥之间的互相厮杀和东突厥内部的分裂,征服了东突厥的突利部,隋文帝封突利为启民可汗,令其领有东突厥故地。随后,西突厥也臣服于隋朝。

与此同时,隋军打败了吐谷浑并在其故地设立河源、西海等四郡进行管理。使西北地区两个古老的少数民族突厥、吐谷浑与隋朝关系十分融洽,不断臣属、朝贡。

在东北地区,隋朝建立不久,便同奚、契丹、室韦、靺鞨及高句丽建立了联系。

开皇末年,奚族遣使入隋;室韦也臣属隋朝,不断派使节向隋朝贡献方物。在隋朝与突厥发生战争期间,原来臣服于突厥的一些契丹部落陆续归附,隋朝将他们安置在辽西地区;隋朝初年(公元590年前后),靺鞨的一些部落由于在同高句丽的战争中失败,也相继迁入辽西地区。

为加强对内迁各少数民族的管理,隋朝设立营州总管,对他们进行安抚。在隋文帝反击和征伐高句丽的战争中,一些内附的少数民族甚至参加了隋朝对高句丽的战争。

周边各少数民族的陆续归附,使隋朝统治者受到极大的鼓舞。在隋炀帝君臣看来,高句丽政权自建立开始,一直接受着中原政权的册封,是中原王朝管辖下的地方少数民族政权。

高句丽管辖的地区,是汉朝辽东、乐浪、玄菟三郡的故地,自汉朝以来,历代中原政权都以三郡之地为中国的固有领土,隋朝统治者自然也不应该例外。

黄门侍郎裴矩曾向隋炀帝游说,裴矩说“高丽之地,本孤竹国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汉世分为三郡,晋氏亦统辽东。…当陛下之时,安得不事,使此冠带之境,仍为蛮貊之乡乎。”

裴矩是隋炀帝委之以“四夷经略”的官吏,他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隋朝官员对高句丽问题的看法。

正如《隋书·刘炫传》所称“开皇之末,国家殷盛,朝野皆以辽东为意”,即高句丽应该被置于隋朝中央政府的直接管理下,绝对服从隋朝中央政府的领导,恢复魏晋时期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状态。

隋炀帝非常重视大臣裴矩等人的建议,在处理高句丽的问题上,逐步形成了与隋朝初年对高句丽进行安抚、册封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凭借隋朝强大的国家实力,将高句丽纳入隋朝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之下的想法,试图借此恢复中原王朝强盛时期的旧有疆域,威服四夷,巩固自己的统治。为达此目的,隋朝不借诉诸武力。

其次,隋炀帝对高句丽影响力的增强及军事力量的强大心存芥蒂。

隋朝统一全国后,伴随着东北地区各少数民族的陆续归附,在辽西地区形成了一个包括契丹、靺鞨等各民族在内的多民族杂居的区域。

高句丽与辽西地区相邻,同时,它又是我国东北地区力量最强大的地方少数民族政权,因此,对于高句丽可能对这一地区产生的军事影响,隋炀帝君臣十分戒备。

平原王末年,特别是婴阳王执政的中、后期,高句丽自长寿王以来对中原王朝俯首称臣,稳定北方,向朝鲜半岛南部地区发展的基本策略有所改变。

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高句丽平原王三十一年)正月,隋军渡过长江,攻克建康,灭亡南陈政权,征服岭南并统一了全国。

按照正常的逻辑,高句丽王应该立即做出友好的反应,派使节向隋朝表示祝贺,但是,平原王的表现恰恰与之相反,消息传入高句丽后,平原王十分恐惧,仿佛已经大难临头,为防止隋朝军队的进攻,平原王下令广积粮谷,训练军队,筹划战守之策。

高句丽的这种反常举动,使隋朝统治者对它的信任大打折扣,隋文帝曾赐玺书给平原王,对高句丽的所作所为予以训斥,严加开导。总的来说,此时隋朝对高句丽的基本政策仍以安抚为主。

但是,高句丽统治者对隋朝的教化置若罔闻。

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高句丽婴阳王九年)二月,婴阳王亲自率领高句丽军队和靺鞨兵,侵扰隋朝辽西地区,挑起战端。同时,高句丽不顾隋朝的多次警告,不断地对新罗、百济用兵,阻断它们入隋朝贡的通道:“驱逼靺鞨,固禁契丹”,阻止它们与隋朝的交往;“数遣马骑,杀害边人”,使隋朝边疆地区的安宁受到威胁。

这些事实说明,隋朝对高句丽的安抚政策已经失去作用,由此增加了隋朝统治集团对高句丽的戒备心理,隋朝对高句丽的基本政策也因客观形势的变化,面临着重大调整。

从历史文献记载的情况看,自仁寿元年(公元601年,高句丽婴阳王十二年)开始,高句丽完全停止了对隋朝的朝贡。

隋炀帝即位到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婴阳王十八年),在这四年中,高句丽竟没有一次到隋朝朝贡的记录,君臣之礼荡然无存。

但是,高句丽停止了对隋朝的朝贡,却与突厥通使往来。

据《隋书·炀帝纪上》、《隋书·裴炬传》记载,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婴阳王十八年)八月,隋炀帝车驾巡幸榆林郡,突厥启民可汗设宴。

隋炀帝入启民可汗帐中,恰逢高句丽使者亦在启民可汗帐中,启民可汗不敢隐瞒,令高句丽使者朝见隋炀帝。

隋炀帝巡榆林,幸启民可汗大帐,其主要目的是宣扬国威与王化,震慑西北少数民族方国,使之诚心归附隋朝。而高句丽使者不入隋朝贡,却派使者朝见启民可汗,这使隋炀帝君臣为之不安。

启民可汗是曾经反叛隋朝的突厥首领,高句丽与突厥之间的秘密来往,引起了隋炀帝君臣的高度警惕,进一步加大了隋朝君臣对高句丽的疑虑和担心。

所以,隋炀帝采纳了裴矩的建议,敕令牛弘向高句丽使者宣旨曰:

“朕以启民诚心奉国,故亲至其所,明年当往涿郡,尔还日,语高丽王知,宜早来朝,勿自疑惧,存育之礼,当同於启民。如或不朝,必将启民巡行彼土”。

隋炀帝在颁发的诏书中,以启民可汗为例警告高句丽,对启民可汗来说,是一种安抚和褒奖,而对高句丽来说,则充满了威胁。

它说明隋朝对高句丽的政策,已经由安抚逐渐转为强硬,开始对高句丽进行武力威胁,这是隋朝军事征伐高句丽的重要信号。

然而,隋炀帝的诏书并没有促成婴阳王入隋朝贡,出于对隋朝的疑虑和恐惧,婴阳王不敢派使者入隋朝贡,致使“臣礼渐缺”。

在隋朝看来,它的大国地位受到高句丽的轻慢,隋炀帝的尊严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隋朝与高句丽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双方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

为使高句丽臣服,除战争手段以外,隋朝统治者似乎已经别无选择。

总之,隋朝文帝、炀帝两任皇帝,先后4次东征高句丽,直接原因大致不外乎高句丽做了3件事:辽西事件、绝贡、以及阴结突厥,给了隋朝以征伐的口实。

深层次原因是高句丽未能认清现实,即使调整魏晋南北朝时期“多方纳贡”的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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