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天宝十四年,节度使安禄山起兵叛变,玄宗出长安西逃,盛世大唐在最荣耀的时刻陡然急转直下,再不复万国来朝的气象。
后人常言:国恒以弱灭,唯汉唐以强亡。可唐若强,为何在一场叛乱后就迅速陨落,盛唐大厦的轰然崩塌,真的只是因一场叛乱吗?
兵锋
1、经济与士兵
古人无法像现代人一样理解经济,但每逢乱世兵荒马乱时,都会发现打着打着,不是没有兵了,就是没有粮了,或者干脆是农民手中的粮食不足,闹出了农民起义。
一般面对这样的情况,上层的统治者才会注意到,原先的土地制度出现了问题,而在小农经济的框架中,土地制度与经济直接挂钩,土地问题就是经济问题,因此,古代每一次大动乱背后,都有着经济因素,安史之乱也不例外。
唐以前,中国经历了井田制、授田制、屯田制,在北魏时期形成了均田制,当时天下战乱不休,人民居无定所,更别说安心生产,为了增强国力,助力农民安心生产,北魏统治者开创性地实施均田制。
均田制的核心就是把土地分给无地的流民,让他们重新回归安居乐业,凭借着这一改革,北魏社会开始趋于安定,经济生产快速恢复,粮食充足,具备了充足的战争潜力。
接受了均田的农民需要承担兵役,于是兵源也有了,北魏按理说可以走向富强,但北魏的均田并不彻底,实施均田的一部分原因就是为了抵抗地方豪强日益严重的兼并土地。
但为了均田整体顺利实施,在实施的过程中不免带有了一丝妥协,其中“奴婢可以受田”这一条就让豪族兼并的土地更胜以往,也因为这一条,豪族间盛行了抓“奴”热潮。
少部分民虽然在政府登记后,免于为奴,但不少流民还是被填塞到了豪强家中,豪强又不可避免地被加强了,这也进而引发了府兵制的诞生。
均田制本就要求受田者服兵役,豪强从中操作不仅抓奴多受田,还将奴婢送去服役,然后将其从国家军队士兵变为私兵,西魏时,这样的权贵强势一时,甚至国家军事力量完全由他们掌握,皇帝还不得已用“八柱国”等称呼拉拢他们。
而这些介于国家士兵和私兵之间的兵,将因为被置于军府之下而被称为“府兵”。
2、府兵制
封建王朝自诞生就是为了集权,“八柱国”这种窃取皇帝权利的怪胎随着朝代的演变,也在一步步被打压,隋朝时就取消了奴婢等人的受田,但贵族的田地一直比平民多。
到了唐代,跟随秦王李世民打天下的一系武将崛起,从八柱国演变而来的关陇贵族地位下降,府兵制才有了其真实的样子。
授田于兵,闲时耕作,战时上阵,士兵已经从原先的征兵制变为了军户制,军户制很好理解,虽然还做农活,但战争才是主业,类似于今天的生产建设兵团。
府兵制最大的优点就是吸取了秦汉授田制:立功可以获授更多的田地,秦卒的强横就是因为这一条,上阵杀敌,为国建功,为家立业,要知道土地的重要可是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
靠着这一条,大唐兵锋之强劲,万国不当。
但就像秦汉授田制会走向灭亡一样,唐朝的府兵制也会走向灭亡,甚至灭亡时埋下了一颗唐朝衰亡的“炸弹”。
繁华下的阴影
1、“炸弹”
府兵制兵农合一,保证了发兵的粮草;将不专兵,又保证了将领与士兵并不亲近,无法形成对中央有效的军事威胁;加田于功,又保证了士兵的作战能力,可以说府兵制成熟后的短时间内,表现了极大的优越性。
在经历唐初短暂休整时期,对外作战不利后,府兵制很快露出了獠牙,太宗时期,唐军就是大唐周边各族的梦魇,无人敢缨其锋芒。
可时间久了,府兵制的缺点就暴露无疑。
第一,因为频繁用兵,将不知兵的情况很快就消除了;
第二,打仗必授田,授田必扩张,大唐陷入了战争陷阱,强则强矣,但开支也不小;
第三,兵农结合随着战事贫乏,再次出现田地荒芜;
第四,军队长官借士兵战死,吞并授田,再次出现了土地兼并的情况。
同时,随着疆域的扩大,以及扩展疆域的均田实行,中央为了掌控地方在对敌第一前线的边疆设立了军政一体的节度使。
暂且搁置后来尾大不掉的节度使,继续说府兵制和均田,到了高宗、武周时期,土地兼并严重,玄宗时期已经难以为继,为了挽救日益荒废的军政,玄宗放弃均田制改两税法,舍府兵而用募兵。
这便是府兵制消亡埋下的“炸弹”,两税法和募兵都是应一时之急,可募兵却无形中壮大了节度使的权势。
本身节度使就掌握了边镇的军政大权,又因常驻方便了其培植势力,而募兵又因为中央政府招募、供给,节度使又减轻了极大的负担,另外,为利而来的募兵,轻易被节度使以财物收买,边镇叛变的潜在风险不断增长。
2、阿谀小人
玄宗时期,玄宗在几代贤相的辅佐下,国力蒸蒸日上,开创了开元盛世。
但达到巅峰以后,玄宗开始耽于享乐,沉迷享受不可自拔,又因为流连后宫,开始宠信亲近后妃的佞臣,比如李林甫。
李林甫,“柔佞多狡数,深结宦官及妃嫔家,侍候上动静,无不知之”,其后暗保武惠妃子为太子,蒙武惠妃相助累迁为相。
李林甫之害,不在排挤贤臣张九龄,而在于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提出任用胡人为节度使!
由上文可知,节度使统领边镇,手握一地军政大权,不可谓不重要,玄宗时期也不常设武勋将领为一地节度使,多半由朝中大臣遥领,李林甫自己就曾经兼任陇右、河西两地节度使,
正因如此,李林甫也清楚节度使的“含金量”,便想方设法堵死其他人通过兼任节度使的方式爬上高位和他抗衡。
作为“口蜜腹剑”的代言人,李林甫实现“小九九”的方式没有那么直接,奏疏是这么写的:“文臣为将,怯于战阵,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骁勇善战,而寒族在朝中没有党援。”
文臣提领节度使,一点用都没有,打起仗来,比谁都先弱,不如用寒门吃过苦,一路提拔起来的人,没有朋党为患,还吃苦耐劳,不会疏于战阵;另外胡人也是一个好选择,胡人骁勇善战,一定能保证战斗力。
有理有据,冠冕堂皇,嘴上都是家国大事,心里却都是一肚子自己的算计,李林甫的提议下,确实有不少忠于唐朝骁勇悍将,但安禄山这种狼子野心的人,也得以混入节度使。
安史之乱,李林甫也有助长之过。
引发祸乱
1、红颜祸水
武惠妃死后,玄宗苦于后宫没有心仪的美人,靡费巨甚在民间广纳美女,最终探听自己与武惠妃的儿子寿王府上有一美人名曰杨玉环,便耗费心机,罔顾伦理礼法将其纳入宫中。
天宝四年,杨玉环被册封为妃,其父、兄凭杨贵妃的富贵,一步步进入朝堂,甚至对李林甫都产生了威胁,李林甫靠着后妃起家,自不会与杨家人交恶,但杨玉环兄长杨国忠始终盯着位极人臣的宝座。
一次,李林甫举荐杨国忠的竞争对手,杨国忠怀恨在心,便借审问叛党诬告李林甫谋反,扳倒了李林甫,李林甫自此对杨国忠忌惮不已,临终为了保全家族,不得以举荐杨国忠为相。
但杨国忠非但没有放过李林甫,还和安禄山合谋告发李林甫造反,使李林甫被剖棺戮尸,可见,杨国忠之恶甚于李林甫。
杨国忠为相后,罪过除了为祸朝政外,就是与安禄山争宠。
安禄山本身受惠于李林甫而任节度使,李林甫在世时,收受安禄山贿赂没少为安禄山说好话,让安禄山的为官之路一路绿灯。
杨贵妃入宫后,安禄山又效仿李林甫,不断巴结杨贵妃,甚至拜杨贵妃为养母,使得自己圣眷日盛。
可笑之处在于,杨国忠嫉妒这种圣眷。
2、安史之乱
杨国忠对安禄山的打压是不遗余力的,不是任命将领去牵制他,就是诬告他造反,基本还是从前的老几样。
但杨国忠却忽略了安禄山不是李林甫,首先,李林甫再下贱,也没有认杨贵妃为母;其次,李林甫到底是个读书人,城府深,不代表没有“脸”,安禄山却完全是“滚刀肉”,干着谋反的事,却还能向玄宗表露“赤心”。
但杨国忠的打压还是成为了安禄山造反的理由之一,不过纵观历史,杨国忠罪当不在此,毕竟安禄山自身狼子野心,就算没有杨国忠争宠,迟早也要犯,但这不代表杨国忠是个好人。
如果不是杨国忠接力李林甫,继续为祸朝堂,大唐也不会一触即溃。
天宝十四年,安禄山以讨伐杨国忠为由,起兵造反,消息传至长安,玄宗第一时间并不相信。
由于长时间的募兵和节度使制度,中央无力供养中央军,而节度使边军气盛力强,安禄山势如破竹直逼京都。
纵观安史之乱,有历史规律和局限使然,亦有人祸,究其责任,缺一不可。
参考文献
1、《新唐书》
2、《资治通鉴》
3、《旧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