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松纯
“为什么近年来世界各国科研人员成倍增长、经费越来越多、科研条件越来越好，却产生不了根本性的科学发现？”
近日，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讲席教授朱松纯在一次发言中发出上述疑问。
在他看来，重大基础性原创性科学成果“难产”的主要原因在于，与过去相比，当前的科研驱动力、科研组织模式、科学问题的复杂性均发生了改变。尤其是在现行科研组织模式之下，科学研究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一种职业。“写本子”、“数论文”、“比引用量”之风日盛，群体越来越大，而科学研究越来越同质化，日趋“内卷”，产生了显著的马太效应。
“科学家处于一个‘玩自拍’的年代。”朱松纯说，当前科研领域逐渐出现了“对房间里的大象视而不见，满墙角找老鼠抓”的现象，这是导致原创性重大科学发现匮乏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此，他表示，国家“破五唯”评价体系改革势在必行。
科研逐渐职业化，“五唯”日盛
回溯自1900年至2020年的世界科技历史，朱松纯提到，这120年中，前60年涌现了众多重大基础性、原创性、颠覆性成果，如相对论、量子力学、信息论、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以及原子弹、计算机等的发明。但在后60年，大量成果呈现出填补性、可预见性、渐进式等特征，缺乏颠覆人类认知的突破。
朱松纯认为，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之一，是科研组织模式的变化使科学家职业化。
“‘二战’前，科研主阵地在欧洲，这个阶段科研还没有完全职业化。例如，发现生物遗传学规律的孟德尔是一位神父，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时还是瑞士专利局的一名技术员。科学家大多是凭着自己的兴趣进行探索。”朱松纯说，但在“二战”后，美国引领了科研范式的转变，科学研究逐渐职业化。
朱松纯认为，这种科研组织模式推动了世界科学中心向美国转移，但弊端也日益凸显：“科研成为一种职业，‘写本子’‘数论文’日盛，科学研究越来越同质化，日趋‘内卷’，产生了显著的马太效应。”
特别是自2005年谷歌指数H-index诞生以来，这种弊端越发显现。朱松纯说，很多科研人员不再对研究根本性问题、探索新领域感兴趣，而是更关注抢占细分研究领域（圈地）、快速碎片化的知识生产（发表）和占领话语权（抢注），更加关注影响因子、引用数等简单便捷的指标。
同时，朱松纯还指出，科学问题复杂度的变化，也是近年来颠覆性成果匮乏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前世界面临的诸多战略性、前瞻性科技问题，如核聚变、生物技术、智能科学等，都呈现出了‘复杂巨系统’的特性，具有非线性、突变和涌现等特征，这使得传统‘还原论’科学范式和PI制的科研组织模式难以应对。”朱松纯说，这就好比对于一个需要1000个变量才可以刻画的方程组，人们无法隔离出3个变量用“还原论”模式来求解。
新的战略思维、科研范式和组织模式
朱松纯认为，面对当今科学的复杂巨系统特点，需要新的科研战略思维、新的科研范式和组织模式，“这是世界科技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也是我国科技发展的战略机遇”。
以有组织科研为引领，朱松纯从战略思路、科研范式、组织模式三方面提出了改观这一现状的建议。
他首先提到，站在新的历史转折点，必须有新的战略思路。
“如果继续沿用过去‘跟跑—并跑—领跑’的路线，就形成了一种‘打篮球’的科研模式。”朱松纯解释说，篮球代表科技热点，而控球方始终是科技强国，“我们的队伍一直追着篮球满场跑”。
朱松纯认为，在这种模式下，我们不但会在追逐热点的过程中失去战略定力，而且频繁更换方向与技术还会跑散了队伍。更重要的是，“控球方”已经完成了软硬件生态的布局，形成了新兴产业“卡脖子”势态。
因此，他建议，在下一历史阶段，需要放弃“打篮球”的战术，实施更有全局视野的“下围棋”战略。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在角逐科技制高点的进程中，我们要敢于采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战略思想。”朱松纯说，他从汉代霍去病奇袭匈奴出奇制胜的历史典故中得到启发，认为我们要从忙于“补短板”的防御战略，转为同时切实注重“构筑长板”的进攻战略。
其次，他谈到，要坚持自由探索与有组织科研相结合，孕育新的科研组织范式和评价机制。
“‘自由式探索’和‘有组织科研’并不对立，而是局部和整体的关系。”朱松纯建议，要从国家安全和战略的角度，既关注“地平线上的黑点”，鼓励从0到1的原始创新；又要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从更高的视角谋划全局，协调好计划性和探索性科研任务的合理布局，整合优势资源，形成高效的组织体系和架构，避免各自为政、盲目“内卷”、无序发展。
他认为，新时期的有组织科研不应该局限于类似“两弹一星”的大科学工程，而是面对复杂巨系统的科学问题，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的科技创新。比如对于不确定性高、基础性强的研究，要建立起鼓励冒险、允许失败的自由探索机制。
朱松纯打个了比方：自由探索产出的是“珍珠”和“宝石”，而有组织科研则是把“珍珠”串成“项链”，把“宝石”镶嵌到科学的“王冠”上。
最后，朱松纯建议，要以组织的科研模式打通“学研产”创新链条。
“‘学研产’是创新链上的三个不同阶段，要真正打通这个链条是极其困难的，原因在于这些阶段有着迥异的科研文化与群体。”朱松纯说，一般来说，大学研究瞄准的是5~10年之后的目标，产业界的应用型研发瞄准的是1~2年之内的产品；而科研院所的使命是连接这两端，集中力量进行科研攻关。
他观察到，近年来我国开始布局一批国家实验室，正在重组全国重点实验室，有远见卓识的地方政府也开始建立新型研发机构，都在布局“链接器”这一角色。
“我们需要利用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纵向贯通学研产、横向实现大交叉，在共同的目标下，形成‘纵横交织’的创新联合体。”朱松纯表示，科学家要坚决摒弃“有人才，无队伍”“各自为政”的科研现状，积极主动投入有组织科研队伍中来，以极大的热情和坚定的决心参与这场开创性的科技革命。
（原标题为《朱松纯委员：科研条件越来越好，为何颠覆性科学发现却越来越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