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人物评价的思考——情感体验
在情感体验存在差别的情况下，移情是一种把握历史人物情感思想的方法。
如钱钟书所指，“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当然，后之史家欲对历史人物以移情体验有一定的难度，时过境迁，二者在时代环境、价值观念、知识结构、经历见闻等方面存在差别。
学界倾向于通过历史人物的文集、经历、交际以及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等分析其性格、思想进行移情体验。另外，因为被体验者在文献中会有强烈的自我认同感，这会影响到研究者的判断，容易以“共鸣”否认或忽视其他人物言行的合理性。所以，移情体验需要深入历史人物，也要跳出历史人物，贴近其主观而还原以客观。
层累变化与路径选择
就杨廷和的形象变化过程来看，官方的论断、《双溪杂记》的记载与杨志仁《行状》等文本都融汇其中，并没有任何一种话语完全覆盖舆论，它们在杨廷和形象变迁过程中并不是接替而存在，而是在整体上呈现出了一种层累建构的特点。比如雷礼于隆万初作的《国朝列卿纪》，其所塑造的杨廷和形象自相矛盾，忠奸难辨，将正面话语与负面话语会集一文之中，不甚协调。
但是，雷礼所作的这篇传记对后世影响深远，万历晚期以后的史家多有承袭，在杨廷和形象层累构建的过程中有重要作用。在嘉靖时期，杨廷和只是首主“濮议”、强要君上，隆万时人则称其不能居中调和，偏执不回，而待到明亡后，张岱等将议礼后来之纷纷归咎于杨廷和，杨氏在议礼中的责任逐渐放大。而后来杨氏行为从维护礼法到被视为捍卫道统，也有一个层累变化的过程。
韩林指出，有些历史人物被不断记载和重塑，“层累地”形成具有一定观念的符号。这种符号化的历史人物已不是真实的存在，而是承载了道德评价及理想信念的象征性存在。唐鹤征以杨廷和“宁失之偏而卒不以希世取宠”，是从儒家传统的臣道而论；而在张岱的评论中则透露出明显的“尊君”思想。他们对于“大礼议”的是非认同不免承载了个人的道德观念。
关于杨廷和议礼形象的两种话语其实是两种价值体系的结果，一个是以明代皇权运行的实际为中心，一个以儒家传统的天下关怀为中心，造成两个中心出现的原因就是明代皇权的加强已经突破了儒家传统的理念，以道统相承的士大夫处于现实与信仰的矛盾冲突之中，这也是明代君臣冲突的根本原因。
明人在这两个话语体系下有一个认可、选择、承袭的过程，杨廷和在两个体系里的形象也在层累变化。清代《明史》基本终结了甲是乙非的局面，不仅仅是因为易代与文网，更重要的是经过清初几代皇帝的努力，治统和道统的关系问题基本已经解决，知识分子已经丧失了在道统上的话语权，两个话语体系归并为一了。层累变化其实是价值标准的变化或选择的结果，核其始终，辨其表里，这是历史人物研究之于史学史方面的重要内容和意义。
结语
本文试图从史学生态的角度分析归纳明中后期杨廷和形象变化的原因与阶段性特点，同时关注不同作者对于杨廷和评论的差异以及不同文本对于杨廷和形象变化的作用。从嘉隆时期私史与家史建立起关于杨氏的负面与正面形象，到实录流出后杨氏功罪渐趋分明，两极话语不再占据舆论主流，这是历史人物在时间的沉淀下形象逐渐清晰真实的过程。
而关于杨氏议礼的说法纷纷受到了评价者自身的情感体验、价值标准以及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其中，官方的态度与论断对于私史话语的影响尤为突出，明亡后虽然没有了专制权力的统摄，但是，遗民史家的复杂情感不免削弱了私史的客观性。
在后人书论历史人物时，无论是史事的认定，还是功过的评析，都不能完全独立于个体的价值体系之外，而明人在当世之朝论杨廷和便更不能完全独立于官方的论断之外，本朝国史本就不容私拟，何况关系世宗亲定的“大礼”。“因为“大礼议”本身复杂的文化内涵，所以，关于杨廷和议礼问题的评价其实不仅是评价者对于议礼是非本身的观点，更重要的是不同舆论形势与主体价值观念对于议礼中君臣冲突背后复杂思想文化内涵的理解。
在本文关于不同时期不同文本的杨廷和形象与评价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其在阶段性方面的横向与纵向的异同。如果纵向的异同可以从不同时期的舆论主流、话语惯性等客观因素去考量，那么，同时期的横向差异则更多的要从发论者个体方面去探讨。不同方向的对比为史事的认定和评价分析提供了可能，在人物更加立体真实的同时，不同书写者自身的历史定位也渐趋明显，不同文本与话语的史学史意义得到了充分展现。
从评价历史人物的角度去讲，笔者认为越具有争议性的人物越需要长时段的纵向考察。一般而言，历史人物的争议都是从生前至于身后百年甚至千年，人物形象便存在一个层累变化的过程，单从一个历史时期去分析都难以真正得到客观的评价。在这个意义上，本文研究内容仅止于清初，则视野不免短浅了一些。清修《明史》对“大礼议”的意义的诠释基本上有盖棺定论之势，而议礼本身的争议却成为学者讨论的热点，这是清代新的史学生态下的结果，可待另文研究。
从史学史的角度去研究历史人物形象的变化其实是以人物为中心对不同时期的文本和话语进行纵向的考察。围绕同一人物的不同话语都有其一定的史实依据，而话语背后的主体意识不免使不同史实的选用失衡，解释力度亦有差别。
随着话语权的转移变化，历史人物相关史事的客观性会逐渐加强，而文本的作者本身的主观性在文本中渐趋削弱。王夫之言“察其心，穷其效”，探求历史的真相不能停留于史事认定这一层面，历史是人的历史，如果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那么，历史研究便失去了活力。历史的真实性不仅在于史事记录的真实，而且在于每一种话语和每一个书写者的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