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是唐朝大诗人杜牧的一首诗。杜牧是唐代诗坛“小李杜”之一，他的作品艺术水准是一等一的好，然而这首诗让杜牧名传千古，却让杨贵妃成了最大受害者。
这首诗曾被选入语文教材，上过学的人都会对这首诗耳熟能详。人们通过这首诗知道，唐朝有过这么一个叫杨玉环的女人，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宠妃，唐玄宗对她宠爱有加，如同《长恨歌》所说“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为了博得美人一笑，唐玄宗不惜动用国家用来传递紧急军情的驿站，向长安紧急运送新鲜荔枝。为了保证荔枝尽快送到，驿站的驿卒快马加鞭星夜兼程。
路边的行人见了，还以为国家有什么军国大事发生。只有皇宫中的杨贵妃，在高楼之上望见驿马疾驰而来，却会心一笑，因为她知道那是她的荔枝来了。
杜牧此诗一出，让杨贵妃形象瞬间崩塌。人们从此都记住了唐朝曾经有过这么一个混账女人，倚仗唐玄宗的宠溺，作威作福，恣情放纵，为了一己之私欲，鱼肉百姓，浪费国家资源，罪大恶极莫此为甚。
之所以杨贵妃吃几个荔枝背上这么大的黑锅，与荔枝的产地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人们印象中，荔枝是产自南方的一种亚热带水果，主产地在岭南，即如今广东、福建一带。宋代苏东坡的名诗《惠州一绝》写道：“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更是加深了人们这种印象。
如此一来，杨贵妃要想吃荔枝，必须派人从广东或者福建快马加鞭送到陕西。时至今日，高铁、高速公路畅通无阻四通八达，然而无论从福州还是广州，到西安的距离都在1600公里以上也就是三千多里。为了让杨贵妃吃几颗荔枝，让人骑着马从福州广州跑到西安，委实是一种罪过。
然而近年来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和古代地理学、古代气候学的发展，人们渐渐发现，貌似很可能错怪了杨贵妃。
原来在唐朝时，荔枝的产地远不止岭南一处，全国许多地方都产荔枝。紧邻山西的四川省，在唐朝时也曾盛产荔枝。杜甫的诗作《解闷十二首》中就曾提到，“忆过泸戎摘荔枝，青峰隐映石逶迤。京中旧见无颜色，红颗酸甜只自知”。诗中的“泸戎”，就是指的四川泸州和戎州。白居易的《荔枝图序》也记载，“荔枝生巴、峡间”，“巴”就是四川古称，更是确凿无疑指明四川在当时是荔枝的主产地。
有考据癖的苏东坡还专门为此下过一番考证功夫，他得出的结论是：“唐天宝中，盖取涪州荔枝，自子午谷路进之”。认为杨贵妃时代的天宝年间，皇宫所用荔枝是产自四川涪州，从子午谷进献到长安。
《能改斋漫录》也记载，“涪州有妃子园荔枝，盖妃嗜生荔枝，以驿骑传递，自涪至长安”。南宋诗人罗大经也说过：“荔枝，明皇时所谓‘一骑红尘妃子笑’者，盖泸、戎产也”。
另一方面，荔枝的保鲜自古以来是一大难题，“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古代从广东福建到西安，既没有高速路也没有高铁，骑着马翻山涉水，四五天时间怎么也走不完三千多里。
更何况古代交通条件有限，既没有高架桥也没有穿山隧道，实际路程只怕要远多于三千里，还没等荔枝送到只怕已经腐坏不堪了。因此从岭南往长安送荔枝的可能性极小。
而如果杨贵妃吃的荔枝产自四川，则性质就完全不同了。四川与陕西山水相邻，从荔枝产地之一的川北巴中到西安，距离仅有区区四百多公里，约合八九百里，驿站快马接力两至三天足以赶到。从几百里外的邻省四川调运荔枝，与从三四千里外的岭南调运荔枝，性质迥然有别，后者可以称为奢侈无度，而前者则正常多了。另外从四川调运荔枝，也可以完美解释荔枝的保鲜问题。
如果世人知道杨贵妃吃的荔枝是从毗邻的四川运来的，就能明白她没人们想象的那么坏，千百年来确实冤枉她了。
参考史料：《全唐诗》《荔枝图序》《能改斋漫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