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在绵延流长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虽然有过矛盾和冲突，但总体上还是积极友好的时期更多一些。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最开放的朝代，也是中日交流史中最为密切的一段时期。于是，“遣唐使”就成为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成为了两国文化的重要承载者。
从公元7世纪初开始，截止9世纪末结束，日本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先后派出了19批遣唐使。其中，只有13批成功抵达了中国，其余6批皆因为种种原因而中断。
通常情况，每批遣唐使团都有大使、副使、判官和录事等官员，另有船师、水手、翻译﹑阴阳、画师、乐师、工匠和武士等各类人员。此外，还有若干的留学生和留学僧也一并随行。可以说，遣唐使团中囊括了种类齐全的外交、军事、科技、宗教、工艺、音乐、美术和航海等各行各业。
为了更加深入和透彻的了解遣唐使，笔者认真翻阅了许多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根据日本学者藤家礼之助在《中日交流两千年》记载，遣唐使可以分为初期、盛期和末期这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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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日本是在亚欧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的交界处地壳运动形成的火山岩岛国，国内的土地非常贫瘠，而且资源异常匮乏。受此影响，列岛之间彼此隔绝，加之每个区域的生产力水平也相差无几，谁也没有更多粮食去供养更多兵力，造成了各自割据和长期分裂。
在中国的秦始皇时期，徐福奉命出海东渡去寻找长生不老之药，结果却一去不返。后世大概率推断，徐福最终抵达了日本并且开始在此生存繁衍，甚至有人认为他就是日本的第一代神武天皇。
徐福东渡以后，日本逐渐开化，不断接受和吸纳博大的华夏文明，不断向天朝大国进行学习和效仿。其中，受此影响最大的九州地区率先崛起，通过掌握水稻的种植技术而使得粮食产量大幅增长。
随着九州地区的部族日益壮大，逐渐拉开了与关东、四国和关西等地的优势，逐渐打破了原有的平衡态势。不过，由于九州部族缺乏野心，并没有利用这些优势去统一日本各岛，反而任由本州岛中部的大和国做大做强。
在公元4世纪，大和国经过长期的战争和攻伐终于统一了日本，建立起第一个统一的政权。据《宋书·夷蛮传》记载:
大和国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
当时，中国正处于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内乱而无暇顾及周边局势。受此影响，刚吃上几天饱饭的日本竟然打起了朝鲜的歪主意，不断扩张自己在朝鲜半岛的势力，暴露了自己的侵略本性。
581年，北周的静帝被迫禅位于丞相杨坚，标志着北周就此覆亡，标志着隋朝就此建立。几年后，隋高祖杨坚派兵南下消灭了陈朝，彻底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长达近300年的分裂局面，重新实现了国家的大一统。
眼见中国再一次实现了大一统，依然还赖在朝鲜半岛的日本坐不住了，于是派遣使者前往隋朝去递交国书。据《隋书·倭国传》记载:
大业三年，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贡。
不过，日本在递交的国书中竟然妄自称大，不仅没有称臣，反而还自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此举，引起了隋炀帝的强烈不满，准备采取强硬措施去打压日本，可还没有真正付诸实施就灭亡了。
617年，唐国公李渊从晋阳起兵，次年就在长安登基称帝建立了唐朝。玄武门之变中，秦王李世民斩杀太子李建成，不久后迫使高祖退位让贤。
唐太宗登基后，通过一系列的大有为之政恢复国力。贞观四年，出兵平定了突厥之乱；贞观十三年，出兵剿灭了高昌与吐谷浑；贞观十九年，出兵高句丽并且灭苏延陀。
三次大规模的对外用兵，唐朝的国力已经达到了鼎盛。自然而然，唐太宗李世民被各国尊奉为“天可汗”，俨然成为了当时的天下共主。
为了构建新型的国际关系，为了彰显大唐帝国的富强开明，唐太宗开始积极转变自己的对外政策。受此影响，除了西北地区、东北地区和西南地区外，日本列岛也被纳入了视线范围。
在这段时期，日本看待唐朝的态度是极其矛盾的，也是极为复杂的。一方面，他们担心自己在朝鲜半岛的扩张会引起唐帝国敌视，两国之间必有一战；另一方面，他们深知自己的国力和军力都远不是大唐的对手。
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当时的舒明天皇最终决定向唐帝国妥协求和，也像其他国家一样向唐朝遣使学习。从此以后，真正意义上的“遣唐使”出现了。
630年，日本第一次向唐朝派出了遣唐使，主要目的有两个方面。第一，增进与唐朝上层统治者的关系；第二，学习唐朝的律法、礼法和佛法。
这批遣唐使返回日本后，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大化革新运动”，加速了日本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由于收获颇丰，舒明天皇深感此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久后又派出了第二批遣唐使。
此次遣唐使的规模和影响更大，覆盖面也更大，基本包括了政治领域、军事领域、经济领域、航海领域、农业领域和文化领域。其中，有一个名叫阿倍仲麻吕的非常著名，不仅与大诗人李白、王维等人交往莫逆，而且还担任过唐朝的官职左散骑常侍安南都护。
此后，舒明天皇又派出了第三批遣唐使和第四批遣唐使，继续拜中国为师。由于日本国力有限，这两批的遣唐使在规模上大幅缩减，只是弥补了前两批遣唐使的一些不足罢了。
舒明天皇过世后，朝局一度陷入了混乱，导致皇后掌权并且成为了日本历史上第二位女天皇，史称“皇极天皇”。这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不知从哪儿来的迷之自信，竟然觉得大唐帝国软弱可欺，不仅在朝鲜半岛不知退让，甚至还拼凑了数万兵力“御驾亲征”。
面对日本的得寸进尺，唐高宗也没有客气，立即调动小股兵力出兵朝鲜半岛打响了白江口之战。在这场战役中，唐军几乎全歼了四倍于己的日军，彻底展现了自己的超强的军事实力。据高丽史官金富轼编撰的《三国史记》记载:
倭国船兵来助百济，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新罗骁骑，为汉前锋，先破岸阵。唐军左右夹船绕战，巧施包抄合击之术，致日军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
对于此次战役，《旧唐书·刘仁轨传》也有相关的记载：
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
此役过后，日军派往百济增援的军队几乎全军覆没，百济政权也宣告终结，存在七百余年的高句丽政权也随之消亡。于是，大唐帝国重新确立了自己在朝鲜半岛的宗主国地位，同时还称霸了整个亚洲。
当朝鲜半岛战败的消息传回到国内后，日本朝野上下都被吓得够呛，生怕唐军会一鼓作气荡平列岛。之后，曾经一手推动日本进行大化革新的中大兄皇子正式登基，成为了日本的新一代天皇，史称为天智天皇。
新登基的天智天皇虽然不愿意臣服于中国，但实力决定一切的道理却很明白。于是，他不得不重新审时度势，放低姿态向唐朝派遣了第五批遣唐使。
为了继续缓和与唐朝的关系，天智天皇又在几年后派出了第六批遣唐使。和上次一样，这批遣唐使的主张目的也是为了修补白江口之战后的两国关系。
连续派出第五批和第六批遣唐使后，日本终于确信唐军不会主动进攻自己，这次算是放下了心。从此以后，日本开始潜心、诚恳、全面的效法大唐帝国的方方面面。
或许，日本就是这样的国家，他崇尚强者，崇尚武力，对打败自己的国家非但不会记恨，而且还表现得无比钦佩。白江口之败后崇拜中国，二战之败后崇拜美国，都是出于这种原因。
在这种背景下，文武天皇派出了第七批遣唐使和第八批遣唐使。而且，之前每一批次的遣唐使规模都在一百人左右，船只最多也不会超过两艘，但从这次以后动辄都有四、五百人的规模。
到了第九批遣唐使时，规模竟然达到了创纪录的594人，而被我们所熟知的“鉴真东渡”就发生在这段时期。只不过，签真东渡并不像大家想的那样“正大光明”。
初唐时期，唐高祖、唐太宗和唐高宗都积极推崇和扶持佛教，使其成为了对内统治和对外交往的工具。比如，玄奘西游归国后就受到了李世民的盛大欢迎，还请他在大慈恩寺和玉华宫等多处颂佛讲法。
到了武则天时期，朝廷对于佛教的支持力度更加不遗余力。除了在全国各地修建佛寺外，还在洛阳龙门以自己的面容为蓝本打造了“卢舍那大佛”，寓意为“诸恶皆除，众德悉备，净色遍照法界”。
在平定了武则天晚年的一系列乱局后，李隆基终于恢复了李唐江山，国家终于恢复了繁荣局面。此后，他对佛教采取了一种“抑而不毁”的政策，基本上属于一种“不支持和不反对”的态度。
受此影响，唐朝寺庙和僧人开始结束了之前的那种“特权岁月”，一些不纯粹的僧尼还被强行还俗。在这种背景下，唐朝廷对于鉴真和尚东渡的申请屡屡搁置，但还是没有挡住他疯狂的“偷渡”。
从742年开始，鉴真和尚连续五次东渡都没有成功，甚至还导致了双目失明。到了753年时，已经66岁的鉴真和尚在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吕的劝说和帮助下，开启了自己的第六次东渡，终于踏上了日本的国土鹿儿岛秋目浦。
鉴真和尚如此疯狂的六次东渡行为，真实目的实在是难以揣测，但如果说他单单为了“文化交流”或者“弘扬佛法”的话，我坚决不信！毕竟，为了非亲非故和毫无渊源的日本，实在不值得如此这般的不要命。
而且，鉴真东渡时不仅携带有佛经和佛法，更带有大量的珍贵文物和中华精髓。以至于，这些原本属于我国的积淀竟然大幅促成了日本的进步，快速由奴隶社会跨越到了封建社会。
现今，日本文化中包含了太多太多的中华文明，比如文字、音乐、美术、律法和宗教等等，都受到了遣唐使和签真东渡的直接影响。据《大和上东征传》记载:
彼国太远，性命难存，沧海淼漫，百无一至，人身难得，中国难生，进修未备，道果未到，是故众僧咸默无对而已。
当时，淳仁天皇为了安抚鉴真并且做好表面的文章，还将原皇太子道祖王的官邸赐给了他，改名为“唐招提寺”。在日本生活了十年，鉴真最终圆寂在异国他乡，真不知道他为何会对日本如此的情有独钟！
到了孝谦女皇时期，日本继续向唐朝派出了第九批遣唐使和第十批遣唐使。由于日本最迫切希望得到的律法、工艺和军事等已经斩获了不少，故而开始集中在了文学和音律等方面。
在第十批遣唐使返回日本后，唐朝护送使中的袁晋卿和皇甫东朝等人就索性留居在了日本，直到现在还有他们留下的后裔。
称德天皇亡故后，光仁天皇被藤原家族等重臣拥立为新的天皇。在他继位后，凭借积蓄的国力开始加强中央集权，开始弘扬佛教和政治。
在他推动下，第十一批遣唐使出发了。期间，唐朝刚刚平定了为祸已久的安史之乱，李氏皇族的政局也不稳定，而且内有朋党和藩镇，外有回纥和吐蕃，国力已经大不如前，早已不复往日的雄风。
到了仁明天皇时期，他派出了第十二批遣唐使和第十三批遣唐使，也成为了最后的两批。不过，随着日本的发展，随着大唐的没落，这两批遣唐使已经到了尾声，作用和影响都已经大不如前。
文德天皇即位后，日本对唐朝的崇拜也不复以往，感觉自己已经被喂饱了。同时，皇室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争权夺利，再也没有了进取之心。
在894年时，宇多天皇终于宣布将彻底终止遣唐使计划。从那时开始，日本已经决心脱离甚至推翻以中国为核心的东北亚朝贡册封体系，建立属于自己的国际体系。
实话实话，遣唐使是中日两国关系史上友好交流的一个缩影。这既为中国带来了日本的文明，更将中国的文明传回到日本，极大地促进了双方的变革和交融。不过，日本通过遣唐使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壮大，却企图改变传统的东北亚格局和世界格局，以至于一步一步成为了中国的“恶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