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相关的资料统计,北宋的商业税收超过了700万贯,如果算上国家专卖的收入,那么商业收入将就达到了5000万贯。作为对比,明朝宣德年间的商业税收仅有200万贯。两宋时期,商业税收(包括专卖收入)的总量在大部分时间都超过了农业税,在高峰时期占据全国财政总收入的85%。为何北宋的商业税收如此之高呢?
一,北宋的商品经济空前繁荣
一般而言,商业税收的总量和社会的商品经济繁荣程度呈正相关。北宋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最发达的时代,其商业税收高也是正常的现象。我们现在距离宋代很远,无法设身处地感受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程度,但是我们可以从古人留下的数据和文献记载宋代的商业情况。
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城市人口。城市中的居民,除了政府官员和为官员服务的人员,其他基本都是从事商品经济的人员。宋代,是中国城市人口大规模增长的时代。由于城市人口增长,北宋开始推行“城乡分治”,中国最早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也就出现了。城乡分治最初是在开封推行,后来推广到了其他路州。当时城市户口被称为“坊郭户”依据财产划分为十等。
由于城市人口增长,商业空前繁荣,过去坊市隔离的制度被打破了,城市到处都是买卖场所。为了适应新的发展趋势,北宋以厢坊制来代替坊市制。厢坊制类似于现在的城市分区,是按照地区对市区内部进行分区管理。
由于农村商业发展,原本是农村集市的草市,逐渐发展成为了城镇。宋代首次在县之下设镇。962年,宋太祖正式设立镇这一层行政机构。三年后,又在镇中设立监镇,以负责镇的行政、治安、税务等事务。
根据《宋代商税问题研究》统计,1077年,北宋商业税收(不算专卖收入)大约是762万贯,其中各州府占据49%,各县城占据27%,市镇也占据了24%。当时全国的农业税也就2021万贯,可见商业税收在宋代财政收入中的比例已经很高。
而明朝在弘治时的商税课钞共4619万贯,由于当时大明宝钞严重贬值,实际上换算下来也就是13万两白银,北宋的一贯基本等于一两,如此计算,北宋的商业税收是明代的60倍。
二,北宋的商业税收较重
北宋的经济政策,基本是在唐五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其商业政策也是如此。自战国以来,中国主流的经济政策就是重农抑商,农业也是国家主要的税收来源。但从唐朝后期开始,国家财政开始严重依赖于商业,于是重农抑商政策开始出现一些松动。
五代时期,由于国家分裂,全国关卡林立,税收混乱。北宋建立后,赵匡胤为了统一全国关税,颁布了《商税则例》,这是中国第一部由政府颁布的商业税务法规。《商税则例》规定了征税商品的种类、税种、税率,以及对偷税、逃税的处理等内容。
和五代相比,北宋的商业环境算是宽松了很多。宋太宗曾下诏:“征算之条,当从宽简”。关于北宋具体的商业税率,《文献通考》记载为“行者赉货谓之过税,每干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也就是流通税是2%,交易税是3%。另外,如果是官府需要的产品,官府会另外抽取十分之一。
北宋统一后并未废除原本军阀设立的关卡,而是将之保留下来,继续征收过境税(流通税)。如果发生了长途贩运贸易,那必然会出现重复收税的现象。宋代征税范围非常之广,如蔬菜、果品、鱼鸭等不是《商税则例》规定了征税种类,但实际上却也是征税对象。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宋代征税的商品对象,那就是:只要进入市场的商品都有可能被征税,甚至还未进入流通流域的也会征税。
交子
为了配合商税的征收,北宋开始出现了专门的商税机构,其中四京设有商税院,地方设有商税务或税场。根据统计,1077年之前,北宋官设商税务多达1846处,到熙宁十年时增至2011处,平均每县有1.6处商税务。作为对比,明朝的税课司局只有400多处。
三,北宋专卖制度达到了顶峰
专卖制度,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经济制度,是国家对战略性资源进行垄断经营的政策,类似于今天的国营经济。北宋的专卖制度是从唐朝后期继承发展而来。在唐后期,由于北方藩镇割据,经济破坏严重,国家财政面临危机,于是开始推行大规模的专卖制度,将盐、茶、酒、铁等全部纳入专卖的范围。
在盐方面,北宋初期推行官产、官运、官销。后来由于战争影响,边境地区缺盐,政府就推行了“入中法”、“通商法”,也就是将盐以售价卖给商人,由商人来进行运输的销售,也就是“官商分利”。此政策使得盐的销售量得以增加,有利于增加国家财政。但是商人会任意提高盐价,增加了百姓负担。根据统计,宋朝早期的盐税收入为200—300万贯,到了宋神宗时期达到了1200万贯。
宋代大规模和少数民族进行茶马贸易,茶叶的种植规模空前扩大,而全国大小的茶园都被北宋政府控制。根据推算,北宋的年茶产量大约是5300万斤。在南宋高宗末期,全国财政收入是5940余万贯,其中茶利占6.4%。到了孝宗时,全国财政收入为6530余万贯,茶利占12%。可见,茶的专卖是两宋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榷酒的收入,在财政中也非常重要。早在唐朝时期,榷酒收入就占据唐朝财政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到了宋朝仁宗年间,榷酒的收入已经达到了1498万贯,是唐朝的10倍左右。宋朝在全国设置了1800个酒务,负责酒的专营。在乡镇则允许自酿酒,但需要征税。
总体而言,北宋的征榷收入最高达到了4284万贯,是农业税的两倍,商业税的7倍左右。盐铁酒的专业,实际上就是重农抑商政策的一种表现,也是与民争利的一种表现。北宋垄断众多行业,的确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但是也加大了百姓的负担。
结语
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北宋作为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最发达的时代,国家的财政收入也主要来自于商业。但是,北宋对百姓的强征暴敛,最终还是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如此,我们就能够理解宋朝为何还是最终会走向灭亡,宋朝始终无法逃离中国循环式发展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