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晚年做的最昏庸的一件事,就是没把自己“杀兄囚父”的事情给删了,而是让史官如实记载,编成《起居注》流传后世。
公元643年,即贞观十七年,按照李世民的寿命(649年去世),这一年,李世民同志已经妥妥的进入晚年了。
这一年,李世民做了什么事情呢?
话说这一年的某日,李世民闲来无事在宫中闲逛,不知怎的就跑到了房玄龄的办公室。老李看到房玄龄正在编修国史,就提出要察看的请求。须知,在古代,史官有权拒绝皇帝察看所载内容。
李世民想看国史,房玄龄第一反应就是:拒绝。同一办公室的谏议大夫朱子奢也劝皇帝,“国史内容枯燥乏味,还是不看的好。”
房玄龄为什么会拒绝李世民呢?
原因在于:如果皇帝做的对,史官恨不得将溢美之词倾泻而出;怕就怕,皇帝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史官也颇为难——如实写吧,吃人家的喝人家的,怎么能在背后骂人家?不如实写吧,对不起头顶这官帽。
尽管登上皇位之后,李世民虚心纳谏、励精图治,使得大唐国力日渐昌盛,终成贞观之治的盛世景象。可是,李世民“杀兄囚父”登上皇位,这是他帝王生涯中最大的污点,这件事,无论如何也绕不开。
房玄龄作为李世民的肱股之臣,本就是以纳谏(和皇帝辩论)出名,他要是真的拒绝,想必李世民也不会“霸王硬上弓”。可是,禁不住李世民“软磨硬泡”,好歹人家也是皇帝,整个天下都是他的,看个国史有什么问题?
无奈之下,房玄龄打开国史,让李世民尽情翻看。
李世民倒也干脆,直接找到“玄武门之变”的相关记载,他想知道,这帮史官对于这件事究竟是怎么记载的。让李世民万万没想到的是,这帮本该“君举必书”(皇帝的一举一动都要记载)的史官,这么大的一件事,竟然含糊其辞地遮过去了。
换言之,李世民做了错事,史官替他擦屁股了!
看到这里,李世民心情应该是颇高兴的,但是他不能表现出来。作为一介明君,他应该有大气量。于是,李世民对房玄龄说:“史官记载历史,是让后人记住君王的得失,让后人从中汲取教训,怎么能够有所避讳呢?”
说完,就命令房玄龄“削去浮词,直书其事”,即,将那些夸他的话删去,把玄武门之变如实记载。
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比之盛年,晚年的李世民虽然没那么兢兢业业,可是他的脑子仍旧清醒,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若不然,李世民令房玄龄将玄武门之变彻底删去,此事又有谁知?
同样的事情,宋太宗赵光义做的就非常彻底,以至于现如今还有人对“烛光斧影”是否存在模棱两可。
如此看来,李世民即便是到了晚年,也没很多人口传的那般“昏庸”。
那么,所谓的李世民晚年昏庸,究竟“昏”了哪些“庸”呢?
第一,李世民虚心纳谏的次数减少。
第二,儿子们争太子位,侯君集谋反。
第三,李世民将魏征的功德碑扑倒。
第四,大兴土木、建造宫殿。
可是,除了这些,从史书中还能找到什么过呢?即便是上述的这些“昏庸”之事,真的能够证明李世民晚年昏庸吗?
李世民纳谏次数减少,一方面是他个人原因,另一方面,那些纳谏的老臣大都作古;臣子们要造反,他李世民能拦得住?魏征在小本本里说李世民坏话,李世民只不过将他亲笔写的功德碑扑倒,有什么问题?至于大兴土木…
借用《资治通鉴》对李世民的评价:
“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
功大过微,这种极致的溢美之词,恐怕历史上任何帝王都难承其重。可是,司马光偏偏就将其安在李世民的头上,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李世民一生都以此话提醒自己,他一生的作为,也都遵此话而行。至于过失,还是让后人去说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