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八年（1093 年），高丽使臣进入宋境，请求购买书籍，宋哲宗诏令：“所买书籍曾经收买者，许依例”。为此，苏轼二月间连上三道奏折，奏请宋政府全面禁止高丽使臣购买书籍，“不可假以书籍”。
此时，苏轼任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礼部尚书，正是仕途春风得意之时，作为朝廷重臣，可谓位高“言”重。那么为什么苏轼如此敌视高丽，连书籍也禁买呢？
北宋和高丽的关系
这要先从北宋和高丽之间的关系谈起。
随着唐帝国的衰落和崩溃，整个东亚也陷入了动荡和混乱之中。契丹人抓住了有力的发展机遇，率先在东亚北面建立了强大的国家。随后高丽王朝统一了朝鲜半岛。在五代十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赵宋王朝，在979年征服北汉后，也统一了中原。
天下无主，能者居之。宋、辽、高丽三国之间展开了新一轮的博弈和角逐。
北宋在统一中原的过程中，对辽以防御为主，尽量避免和辽发生正面冲突。979年灭掉北汉后，宋太宗雄心勃勃，想趁机收复幽云十六州。但第一次宋辽之战，宋军损兵折将，宋太宗身中流矢，坐着驴车死里逃生。宋太宗并不甘心，六年后卷土重来，结果大败而归。自此宋朝统治者失去了“同文轨于万方，覃声教于四海”的豪情壮志，也不管“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了。
大宋以汉唐正统的继承者自居，自然延续了唐朝对朝鲜半岛的政策，通过册封高丽国王来加强对高丽的控制。但辽国横插一杠，而大宋又没有强势的军事实力支撑，所以受宋、辽、高丽三角关系的影响和制约，大宋和高丽历经多次“断交”和“复交”，两国之间既有频繁往来的“蜜月期”，也有老死不相往来的“冰冻期”。
大宋建国不久的建隆三年（962年），高丽国王王昭就遣使向宋朝贡。次年春，宋太祖册封王昭为高丽国王，高丽行宋朝年号，自此两国建立了朝贡关系。
985年，也就是宋太宗第二次伐辽的前一年，宋太宗派人向高丽国王传达了一道热情洋溢的诏书，“奋其一鼓之雄，勘此垂亡之虏”，要求高丽共同伐辽。而高丽国王十分冷静，并没有发兵参与大宋伐辽的战争。
宋太宗第二次征辽失败后，自此偃旗息鼓，大宋和辽国之间有十年之久没有大动干戈。辽趁机大举征伐高丽。993年，高丽俯首称臣。次年，高丽行辽国年号，辽确立了对高丽的宗主国地位。期间高丽曾向大宋乞师，但大宋早已失去战斗的热情，以“北鄙甫宁，不易轻动”为由，拒绝了高丽的要求。得不到大宋庇护的高丽不得已投入契丹人的怀抱，高丽和大宋断绝了来往。
檀渊之盟后，不堪“禽兽之国”压迫和军事征讨的高丽，多次向大宋示好，甚至恢复使用大宋年号，希望宋丽结盟，共同对付辽国。而大宋心如止水，虽对高丽使者礼待有加，但对出兵请求不动如山。百般无奈下，高丽只得恢复使用辽国年号。大宋和高丽之间关系进入了长达43年的“冰冻期”。
宋神宗即位后，励精图治，有“将雪数世之耻”，成就“盛德大业”的抱负，而“联丽制辽”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当此时，高丽和辽国交恶，辽国国力衰退，高丽国王又思慕我中华文化。在此背景下，高丽在熙宁四年（1071年）正式恢复了对宋朝的朝贡，大宋和高丽的关系也进入了“蜜月期”。
为了搞好和高丽的关系，宋神宗下的本钱着实不少。
宋朝除了在开封设立“同文馆”外，还在各大重镇和港口设立“高丽馆亭”，来接待高丽使节。这样，高丽使节自踏上大宋领土后，就不必为衣食住行费心。而这些高丽馆亭规模宏大，耗资不少。
为了笼络高丽，宋神宗对高丽国王赏赐丰厚，还大幅度提高了高丽来使的规格。此外还从经济上保障高丽使者的利益，对于他们的贸易活动，免除有关的关税和商税。
苏轼是最激烈的“反高丽派”
大宋为了争取高丽这个盟友，费尽心机，付出甚多，但收效甚微。宋神宗不加节制地厚待高丽，引起一些士大夫对“联丽制辽”战略的反对，而苏轼则是其中最激烈的反对派。
苏轼认为推行的“联丽制辽”政策，弊大于利。奢华的接待浪费了大量的民脂民膏，得不偿失。苏轼测算每次接待高丽使者的高达“约十余万贯”。因此他主张降低接待高丽使者规格，减少对高丽人的赏赐，甚至主张断绝和高丽来往。
苏轼还担忧推行“联丽制辽”政策会导致宋辽矛盾激化，给辽侵宋提供借口。
宋朝制定的“联丽制辽”政策，过分强调了高丽和辽的宿怨和对大宋的归附之心，而忽略了高丽在三国关系中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和维护。高丽和大宋交往的一个目的是学习和引进大宋先进的文化制度并获取经济利益。另一个目的则是借与大宋交往来牵制辽国，在错综的“三角”关系中，维持力量均衡，灵活自保。因此，高丽是不会真正和大宋军事结盟的。
苏轼看清了这一点，他在《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中指出：高丽必听命于契丹，并且“终必为北虏用？何也？虏足以致其死命，而我不能故也。”
国家信息安全的考虑
雕版印刷在宋代日趋完善和成熟，大量书籍得以大规模印刷，宋朝的书籍受到其他国家的青睐和重视，这些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引进汉籍。
文化传播交流本是一件好事，但大宋没有大唐那样的军事实力，对于北方虎视眈眈的辽、西夏、金，不得不小心翼翼提防。
为防泄密，宋政府规定书籍需审定批准后方可印刷。涉及边防机密的文书，不得印刷。涉及时政得失、边事军机的文书，不得传写漏泄。本朝会要、国史、实录，不得雕印。违者，处以二年的刑罚。外国使臣进入宋境，如其请求购买书籍，卜筮、阴阳、历算、术数、兵书、敕令、时务、边机、地理等类型的书籍均禁止购买。由此可见，宋政府对外禁书政策的用意是保护机密信息，维护国家利益。
对辽国，大宋是“禁出书籍，其法甚严”，但对高丽的疏于防范却使辽国有了可乘之机，高丽已成为辽国获取大宋情报的重要来源。
苏辙也为此事上奏，他认为“高丽之人，所至游观，伺察虚实，图写形胜，为契丹耳目”，他还调查到，契丹常常派遣亲信人员隐蔽于高丽使臣之中，进入宋境刺探消息。
所以，对于高丽使臣请求买书之举，苏轼连上三篇《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历陈不可卖书给高丽，“文书积于高丽，而流于北虏，使敌人周知山川险要边防利害，为患至大。”从国家安全角度去理解，苏轼的建议是正确的。
苏轼曾在杭州任职多年，和高丽人打过不少交道，是朝廷少有的“知韩派”，他的高丽外交思想是比较务实的。有很多人批评苏轼此举小题大做、思想保守、闭关锁国，但从民生和国家安全角度考虑，苏轼的“高丽观”无可厚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