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嗣不是唐朝最有名的将领，但却是最有流量的将领之一，巅峰时期，他独领四镇节度使，掌握了大唐帝国47万边军中的27万。
王忠嗣将契丹、奚族、突厥、室韦、回纥、吐蕃挨个打了一遍，一人撑起大唐万里边疆，立下赫赫战功。
作为唐玄宗的干儿子，王忠嗣曾经被众星捧月，可几乎一之夜间就失宠，差点身首异处，最后在郁郁寡欢中英年早逝。
王忠嗣的身后留下无数的叹息声，有人说，唐玄宗昏庸，他自断臂膀，如果王忠嗣在就不会发生“安史之乱”。
王忠嗣是谁？唐玄宗为何要收他为义子？他又是如何成长为一代名将的？又为何结局凄凉呢？让我们走进王忠嗣波澜壮阔而又充满悲情的一生吧。
开元二年（714年）的一天，一个9岁的少年趴在唐玄宗脚下嚎啕大哭，那悲切的声音让周围的人全都红了眼圈。
少年名叫王训，是太子右卫率王海滨的儿子。
不久前王海滨随薛讷西征吐蕃，参加了著名的“武街之战”。此战王海滨一马当先，立下赫赫战功，不幸的是，由于同伴拒绝救援，导致他牺牲在了长城堡收官之战中。
唐玄宗心生怜悯，他拉起王训：“你是霍去病遗孤，朕会将你养大，会将你培养成一代名将。忠臣子嗣，从今儿开始，你就叫王忠嗣吧。”
从此，王忠嗣被唐玄宗收为养子，抚养在宫中，与诸皇子享受同等待遇。
据《王忠嗣神道碑》记载，青少年时期的王忠嗣与太子李亨关系最亲密，二人同吃同住，李亨称王忠嗣为“兄”，王忠嗣则“惟事惟直，不倾不堕，未尝迕目，孰云有过”。
成年后的王忠嗣沉默寡言，刚猛勇烈，专注于武略。唐玄宗经常跟他谈论兵法，王忠嗣总能对答如流，那时候唐玄宗就断言他一定会成为一代名将。
不过，唐玄宗给王忠嗣的第一份工作却不是军职，而是代州别驾。别驾就是州刺史的助理，代州地处北境。
这个安排很可能是唐玄宗有意而为之，给他一个熟悉边境的机会。但王忠嗣似乎有点迫不及待，在任期间他只做两件事，一是打击豪强，二是率领轻骑出塞巡边。
李亨得到地方官员的反馈，立刻找到唐玄宗：“他这么做太危险，不是被代州豪强干掉，就是被突厥人杀了，赶紧将他调回长安吧。”
才燃起的壮志情怀就被一盆冷水浇灭了，王忠嗣心有不甘，他一直梦想着早日驰骋疆场，好为父复仇，所以回到长安的他常常掩门而泣：
虽然没能获得上战场的机会，但王忠嗣还是凭借独特的身世，以及个人的才智，引起了众多官员们的关注，果然，机会说来就来。
开元十八年（730年），吐蕃入寇瓜州，肆虐河西，信安王李祎出镇陇右，兵部侍郎萧嵩出任河西节度使，二人同时举荐王忠嗣随军出征。
唐玄宗答应了，但开出了一个条件：这小子太猛，复仇的心思太重，你们不可以对他委以重任。
就这样，25岁的王忠嗣第一次穿上了军装。但萧嵩苦于唐玄宗的嘱托，一直不敢用王忠嗣。一转眼三年过去了，王忠嗣居然毫无作为。
▍郁标川之战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萧嵩准备还朝，王忠嗣很失望，随军三年寸功未立，免费旅游来啦？他向萧嵩提出：我要立一件大功以报天子。
原来这些年王忠嗣一直在暗中注视着吐蕃人的一举一动，眼下他已经有了一个计划，那就是奔袭郁标川。
郁标川在今天的青海尖扎县一带，是吐蕃入侵陇右地区的基地之一。王忠嗣侦查得知，此时吐蕃赞普正在那里阅兵。
郁标川北邻鄯州，但这里正是吐蕃人防守最严密的地方，几乎无懈可击。王忠嗣的方案是“大迂回”战术，从张掖南下，越过祁连山，再向东急行，从西边偷袭郁标川。
计划行程超过一千里，沿途翻山越岭，相当艰辛，还无法大部队行动，必须以寡敌众，危险系数相当高，因此他的计划遭到了一致反对。
萧嵩思来想去，决定给王忠嗣一次机会，毕竟是皇帝的干儿子嘛，但只给了他700名弓弩手。
于是王忠嗣率领这只轻骑，一路跋涉抵达郁标川。然而，到达目的地后将士们不由倒吸一口凉气：双方兵力差距太大了。
这个情况一点也不意外，人家吐蕃亲自阅兵，除了驻扎在郁标川的军队外，肯定还有随行的亲兵。
对方“戈铤山立，介马云屯”，唐军却兵微将寡，更要命的是那几天雨水多、雾气大，弓弦受潮了，根本拉不开。
此时敌人已经发现了他们，有人提出赶紧撤退。王忠嗣坚定地说：我们的腿跑不过对方的箭，逃跑就是死路一条，唯有死战才是唯一的机会。
关键问题是，弓箭都用不上了，这仗怎么打？难道肉搏？
没错，就是肉搏！王忠嗣下令全军舍弃弓箭，抽出刀剑，趁敌人还没准备好的时候，率先冲进对方大营肉搏。
开战即肉搏，这注定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战斗。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吐蕃人可能完全没想到唐军会搞偷袭，更没想到他们会从西边来，也搞不清楚唐军究竟来了多少人。因此，处于人数绝对优势的吐蕃人反而慌了、乱了。
冷兵器时代抓的就是瞬即万变的机会，王忠嗣身先士卒，挺刀突阵，斩杀了赞普手下一位牙将。
这下吐蕃人更加慌乱了，他们决定向高地撤退，企图依仗地形优势减缓唐军的攻势。
这个决策很要命，假如他们在顶一会儿，唐军必然力竭，但撤退令让吐蕃大军挤作一团，变成了溃败。唐军在身后追，吐蕃人踩马踏，堕下山谷的不计其数。
郁标川之战就这么胜了，唐军“斩数千人，获羊马万计”。
唐玄宗接到萧嵩的战报高兴疯了，他立刻下旨王忠嗣回京献俘，并在勤政楼亲自检阅。
一战成名，王忠嗣一跃被提拔为左武卫将军、代北都督，并受封清源县男。
▍新城之战
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河西节度使杜希望想攻打新城（今青海门源），但苦于没有合适的将领。有人向他建议：向朝廷请求征调王忠嗣，此人“材足以辑事”，你要想拿下新城，非他莫属。
果然，王忠嗣手到擒拿，顺利攻克新城，并因功被提升为左威卫郎将。
你可能很奇怪，王忠嗣早就是将军了，这会儿变成郎将，这不是降职吗？原来，郁标川之战后不久，王忠嗣因为与皇甫惟明发生矛盾，被告了一个黑状，降为东阳府果毅了。
所以王忠嗣现在处于重新爬坡期。
唐军刚刚占领新城，吐蕃的反攻就来了。这一次他们偷师王忠嗣，也来了偷袭，时间是在一个大伙儿睡意正浓的凌晨。
唐军准备不足，人数又处于劣势，瞬间就被吐蕃人冲得稀里哗啦，形势危在旦夕。
还记得郁标川吐蕃人是怎么败的吗？退却，只要稍一退却立马就是兵败如山倒。
沧海横流方见英雄本色，营帐中突然冲出一匹战马，王忠嗣单枪匹马冲进敌阵，他手中的武器上下翻飞，左劈右砍，所到之处人仰马翻，不一会儿功夫，百十号人倒在他的马蹄之下。
士兵们被王忠嗣的勇猛所感染，他们缪力同心，奋勇杀敌，用生命捍卫着唐军的尊严。
吐蕃人的偷袭变成了拉锯战，优势逐渐丧失，变得慌乱起来。就这此时，杜希望的援军从两翼冲杀过来，敌军顿时土崩瓦解，全线败逃。
新城之战的胜利，最开心的当属唐玄宗，他旋即下旨：加封王忠嗣为左羽林军上将军、河东节度副使、大同军使。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一个新的任命书到来，王忠嗣调任河东节度使，时年他35岁。
35岁就出任一方节度使，这简直就是一个小奇迹，但这对王忠嗣来说其实才刚刚起步。开元二十九年，他又兼任了朔方节度使。
如果说在河西的两次战争中，王忠嗣体现了一名将领的才华，那么，任职河朔（河东、朔方）两镇节度使，则帮他完成了从将才到帅才的蜕变。
唐朝边防十镇，河朔最重要，朔方是重中之重，桑幹河就在朔方。
朔方这个地方非常复杂，它既要面对后突厥势力的威胁，还要面临新崛起的契丹、奚族、室韦、回鹘、葛逻禄等部落的挑战。
天宝元年，赵承先征讨奚人怒皆部失败，丢失了所有的粮草辎重（只轮不反）。王忠嗣亲率大军渡过桑幹河，直捣奚人老营，夺回了唐军丢失的辎重，“耀武漠北，高会而还”。
为了彻底征服草原几大部落，王忠嗣一改以往“勇猛”的形象，也玩起了“谋略”。他在突厥拔悉密、葛逻禄、回纥三部之间穿梭外交，不停地煽风点火，以反间计成功击败乌苏米施可汗，并夺其右厢、降服一千余帐而归。
天宝二年，王忠嗣再次击败怒皆部。天宝三年，突厥九姓部落归唐，并联合杀掉乌苏米施可汗，献首于长安。
战后，王忠嗣“筑大同、静边二城，徙清塞、横野军实之，并受降、振武为一城”，从那以后，北方草原很长一段时间胡人不敢再寇边（自是虏不敢盗塞）。
建边城、受降城、塞军，构建完整的、长期的防卫体系，王忠嗣的工作体现了很强的大局观和超前意识，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只想着上马厮杀的赳赳武夫了。
天宝五年，河陇节度使皇甫惟明兵败，唐玄宗下旨由王忠嗣接替皇甫惟明，兼领陇右、河西节度使。
王忠嗣迎来他人生的高光时刻，他“佩四将印，控制万里，劲兵重镇，皆归掌握，自国初已来，未之有也”。
一人兼任四镇节度使，掌握了大唐帝国57%的兵力，万里边疆安全系于一身，大唐帝国唯其一人。
那么，王忠嗣真的有这个能力吗？还是沾了皇帝干儿子的光？我们举几个例子，来看一看这段时期王忠嗣都有哪些变化。
第一个例子，王忠嗣的军事行动从攻伐逐渐转变为“持重安边”，他在边塞大量修建了长城、堡垒、烽燧，斥敌于百里之外。
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从“复仇”变成了：“国家升平之际，将军应以安抚边民为主，我不想空耗国力来换取个人的功名。”
为了强化这个立场，他特地做了一个布袋子，将他那张一百五十斤重的强弓装进去，以表示没有用了。
问题是，你王忠嗣的地位已经到顶了，将士们需要军功呐，因此他这么做无疑会引起部下的不满，怎么办？
第二个例子，王忠嗣作战模式的大改变，从激烈的、大规模的对攻，变为基于情报信息的奇袭。
王忠嗣派出大批间谍，四处搜集敌方情报，因此每战之前他都是四两拨千斤，胜得都很轻松。
战争的烈度虽然大幅降低了，但王忠嗣的训练要求、战场纪律却丝毫没降低。每次出征时，他都会交给士兵们一柄写上各自名字的武器，战斗结束后清点武器，如果谁丢了就要受到处罚。
第三个例子，王忠嗣开始向军事战略家转变，期间他撰写了一册《平戎十八策》。
虽然我们无法得知十八策的具体内容了，但从标题就能看出，它肯定不仅限于军事，而是包含了经济、政治和外交层面，是一个对民族关系的全面论述。
我们将这三个例子串起来，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王忠嗣的军事思想升华了，他变得慎战，尽量避战，渴望以非战争的模式实现民族和平、融合。
因此我认为，此时的王忠嗣已经是一位具有相当高度的政治家了。
天宝五年，王忠嗣自请罢除河东、朔方节度使，得到了唐玄宗的批准。史书的解释是，王忠嗣不熟悉河陇地区的民情风俗，又因为功名富贵产生了骄傲之心，有点管不住那么大的盘子了。
这个解释恐怕有点问题，前面我们分析过，王忠嗣此时有躲避功名的意思，怎么会因功名自傲呢？
假如是由于不熟悉河陇风情，那么王忠嗣为何不辞掉河陇节度使，却辞掉了河朔节度使呢？
我个人认为，大概还是跟王忠嗣慎战、避战的思想有关。河陇地区的节度使历来就有一个共性，为了建功立业四处挑战。王忠嗣这么做，无疑是堵死了将士们建立功业的机会，受到抵制恐怕在所难免。
对王忠嗣的这个变化，最不能容忍的人还不是部下，而是他的顶头上司皇帝干爹唐玄宗。
天宝六年，唐玄宗给王忠嗣下达了一个难以接受的命令——攻打石堡城。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介绍过信安王李祎从吐蕃手上夺回石堡城的故事。但后来，由于河西节度使盖嘉运的失职，这地方又丢了。
石堡城地处战略要地，像根钉子似的刺进了唐军的漫长防线中，很讨厌。可是它虽然不大，但修在半山腰，只有一条路可以抵达，非常难以攻克。
王忠嗣反对的理由是：石堡城的地理条件注定这是一块硬骨头，而且吐蕃人会拼命防守，想要拿下它代价太大。他的建议是，不要急，要静等时机。
至于时机什么时候来，王忠嗣也不知道。
但唐玄宗不愿意等，我大唐帝国怎么能被一个小小城堡挡住？你王忠嗣不愿意行动，我就派别人。
于是一个叫董延光的主战派上场了，结果跟王忠嗣预料的一模一样，唐军不光没攻克石堡城，还被增援的吐蕃军打得狼狈不堪。
负责接应董延光的王忠嗣有点消极怠工，他行动很迟缓，同时也没有给将士们打赏，因此大伙儿都提不起兴致。
兵马使李光弼吓坏了：这不是找皇帝的不自在吗？他赶紧劝王忠嗣犒赏军士，火速合兵攻打石堡城。王忠嗣却说：
王忠嗣表达了三层意思：其一，石堡城战略意义没那么大，不值得用数万将士的生命去换；其二，我不在乎富贵，更不能用战友们的血去换我的功名富贵；其三，假如因此得罪皇帝，我大不了回朝当个宿卫的士兵，或者被贬到贵州当个小吏。
对这三点我想做如下评说。
▍第一点，这个话题有点残酷，但战争的本质就是用生命换取国家安全。石堡城值多少条生命呢？
我想这个问题没人能回答，唐玄宗的上限比较高，王忠嗣的底限比较低，二人没能找到一个能达成一致的意见。
在这件事唐玄宗犯了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的毛病。而王忠嗣则任性使气，居然以消极怠工的方式处理。
▍第二点，王忠嗣爱惜士兵生命的出发点可嘉，但将它与军事行动等同未免狭隘。
相对于前几任节度使为了追求战功，不惜制造事端，王忠嗣的慎战、避战都值得夸奖。但是，作为节度使，他不能认为战争就是给边将提供战功。
假如他能换一种说法，眼界放高一点，比如着眼于河西老百姓的负担，战争的创伤等，请唐玄宗适当放宽时间，这样是不是就避免了“私念”的成分？
有时候，过度表达个人的美好愿望，展现个人的品行，反而容易引起对方的反感。你王忠嗣不想用士兵的血换富贵，难不成我李隆基就是这种人？
▍第三点，王忠嗣高估了自己在唐玄宗心目中的地位，对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
王忠嗣认为，虽然我忤逆了皇帝，但出点还是好的，皇帝大不了打我一顿屁股而已。可是他忘记了，他与唐玄宗并非亲父子，即便是亲生父子，在君臣关系面前，那也是不值一提。
《新唐书》评价王忠嗣说他“拙于谋身”，太到位了。
他甚至忘记了，朝廷并不是只有一个皇帝，皇帝身边还有很多盯着他王忠嗣短处的阴险小人，比如李林甫。
李林甫是个“掐尖魔”，只要朝廷里谁在皇帝面前露尖，就一定逃不过他的魔掌，哪怕皇帝的干儿子。
于是在李林甫的指使下，有人给唐玄宗上了一道奏疏：“当年王忠嗣曾经放话说‘早与忠王同养宫中，我欲尊奉太子’。”
忠王就是太子李亨，这话意思是：我王忠嗣从小就跟太子一起长大，想早点将他捧上龙椅。
哪个皇帝能容忍得下这句话？何况唐玄宗，他当年就是让老爸提前退休的黑手，所以一直以来就怕太子有样学样。
这道奏疏直接将王忠嗣送进了牢房，如果不是哥舒翰大义相救，王忠嗣差点就被处死了。
开元六年十一月，王忠嗣被汉阳郡太守，第二年，又改任汉东郡太守。也就在当年，饱受打击的王忠嗣暴病身亡，享年44岁。
一代名将就这样死了，正直大好年华之际，太可惜了。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里有一个情节：当年王忠嗣任朔方节度使时，曾经提醒唐玄宗说，安禄山必反。
我个人认为这个情节不大可靠，因为那时候的安禄山刚刚得宠，他完全没有反的理由，更不具备反的条件。应该是司马光为了表达对王忠嗣之死的惋惜，编造的一个故事吧。
不过客观上讲，王忠嗣的死确实肥了安禄山，他的河东节度使之职就被安禄山继承了，同时大唐也缺少了一位足以抗衡安禄山的定海神针。
要知道，王忠嗣比安禄山还小了两岁。要知道，李光弼、哥舒翰等人都是王忠嗣一手培养起来的名将。
唐玄宗自断臂膀，可惜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