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王维越来越热。然而，由于庸俗社会政治学的影响，曾几何时王维被污名化，也边缘化，不仅对王维其人有偏见，对其诗有误读，网络上还有不少戏说，说他被玉真公主包养，说他跑官要官，说他晚节不保，还说他的诗消极颓废。
历史上真实的王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诗作该做何评价？微史记频道联系到了南通大学教授王志清。王教授是王维研究专家，对王维有着精深研究，他的《坐看云起——王维的三十二相》刚刚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论王维》也即将由商务印书馆推出。
记者：著名学者蒋寅先生说您是“王维千载之下的一个大知音”，您的王维专著，也一本接着一本地出版，王维怎么会有那么多话题？
王志清：我三十年间读一人。真可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愈仰望愈觉其人崇高，越钻研越觉其诗幽深。然而，愈是走近，愈是心意相通，似乎愈有一种“摸象”的感觉，愈是怀疑自己有没有说清楚王维的能力。
蒋寅先生在序我《论王维》的书中说：对于王维这么一位成就卓著、历代研究积累深厚的大诗人，要提出一些新的问题和论断是很不容易的。蒋先生认为我谈的这些问题和所有结论当然不都是前无古人的创见，但其论述之细密之融通之深入，较前人的研究都有不同程度的深化。我已经发表过60多篇王维研究的文章，也出版了五六本王维研究专著，然而，谈王维，真有说不完的话，也真感到自己没有把王维说好。但是，如果要让我说王维，一直还都有新的话题。
记者：您的新著《坐看云起——王维的三十二相》，这个题目很有意思。
王志清：这本书的正、副标题，都是借来的，现成的。所谓“坐看云起”，是向王维借来的。王维诗云：“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王维其诗的核心主旨就是“坐看云起”；王维其人的最大智慧，也“坐看云起”。我提炼出“坐看云起”四个字，以此为书题，亦即书眼，全书也聚光于此一点。
王维的“坐看云起”思维，就是在什么情况之下，也不能破坏他的心境与情绪。坦途自然开心，受阻也不懊恼；顺境自然和乐，逆境也不沮丧。水穷而不虑心，云起而不起念。想怎么走就这么走，想走多久就走多久，想走到哪里就走到哪里。行于所当行而止于不可不止，一切都很偶然，一切都是自然，一切又都是因缘，一切都无可无不可。因此，这个“坐看云起”，是个大智慧，是王维的生命精神、人生态度、行事风度与处世哲学。王维其人随缘虚静，反对偏执，道法自然，不滞于物的超乎尘俗，消弭了仕与隐、禅与诗、人生与艺术的两极对抗的形态，将生命的本能和效价提升到审美的品位，而显示其合情合理的生命意义，展示出其人性的全部瑰丽。
记者：“三十二相”是什么意思？
王志清：这也是借来的，借来了一个现成的比喻。清代著名文人姚鼐说，王摩诘有“三十二相”。顾随先生也认同这个说法。顾随先生说：“姚鼐谓王摩诘有三十二相（《今体诗钞》）。佛有三十二相，乃凡心凡眼所不能看出的。摩诘不使力，老杜使力；王即使力，出之亦为易，杜即不使力，出之亦艰难。”（《驼庵诗话》）顾先生是叶嘉莹教授的恩师，他是比较王、杜诗来说的，说的是二者之“相”。所谓“三十二相”，是指佛陀及转轮圣王，殊胜容与，微妙形相，具足三十二种胜相，而一般的修行人只具某些庄严特征。说王维“三十二相”，也只是个比喻的说法。这是个非常崇高的比喻，以世尊如来多变妙相来比王维诗变幻莫测。
《坐看云起》全书共八章，每章四节，前有导入，后有归结，中间八章，分别从“大雅风仪”、“少年精神、“生存智慧”、“人性自觉”、“君子情怀”、“仁者柔德”、“闲极状态”与“虚静境界”八个方面开展，从仁德方面来概括，也就是：雅、侠、和、简、仁、让、闲、静，对王维的“三十二相”以具体而微的动态考察与立体展示，以事实说话，对王维道德文章的面面观，重点考察与阐述了王维的家国情怀、道德品性与生存智慧。这种视角，也就是“仁德”境界，相当于当下的“廉政”文化。
记者：有读者读过您此前的著作，认为您把王维写得过于崇高了。
王志清：我似乎也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我不得不承认，王维很崇高，连杜甫都以“高人”称呼他。我在这部书里，包括我的其他书里，也总是拿王维与古代其他诗人比，最多的是拿他与李杜韩白比。譬如书的第四章“至简崇尚的人性自觉”，写王维的生活方式。王维崇尚简朴，把简朴变成了美德来追求，作为一种美学境界来追求。
王维一生为官，晚年更是高官厚禄，而其生活却极其节俭，也越来越节俭。他的衣食住行，一切从简，节俭到不能再节俭，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已经根本谈不上还有什么财富占有欲了，这与我们印象中的唐人终日寻欢作乐、花天酒地的奢侈排场，简直是天渊之别。《旧唐书·王维传》说王维“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晚年长斋，不衣文彩”；说他“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说他最奢侈的就是“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
这简直不可思议！简直让人不能相信这发生在唐朝，发生在富足安定而物质条件异常优越的盛唐，发生在一个拥有相当财富的盛唐高官的身上。为什么王维在有能力、有条件把生活过得好一点的情况下，却自苛而取此形同“苦行僧”的生活方式呢？
这是他的人生态度所决定的，是他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所决定的。王维生性澹泊，修禅学道，内外兼修，对自己行为规范的要求很高，自觉“去奢去泰”，抛弃欲望，远离浮华，以节俭养心养德，能够将就的地方将就，不需要将就的地方也将就，形成了他清心寡欲的生活态度与清贫淡泊的生活内容，也形成了他的懿美心性与高人风度。
记者：有学者认为王维很冷漠，不关心民生疾苦，不像杜甫具有“忧国忧民”的思想，您怎么看？
王志清：这是个误读，也是个偏见。我在《坐看云起》里专门用了一章“仁人爱物的君子情怀”，来写王维的“忧国忧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说，王维是一个很有悯情也很有爱心的人。王维自幼熟读儒家经籍，也饱受庄禅浸染，一生极重内外兼修的道德提升，表现出以德善为先、以家国为重的生命自觉与精神向度，表现出“忠孝同本”而“行孝尽忠”的兼济理想和家国情怀。我们以其为人处世考察，王维虽不能算是个兼济天下的良臣，至少也是个独善其身而具有仁人爱物之思想的雅人。
王维诗云：“达人无不可，忘己爱苍生”。大意是：通达之人无所不宜，自然会不考虑自己的利益而爱黎民百姓的。王维一生为官，三十五岁之后，被“征为骖御臣”，出任侍从之臣，一直是京官。他不仅没有杜甫、李白的流浪经历，也没有白居易大部分时间任官地方的经历。但是，这不等于说他就不好关心民生疾苦，也不等于说他诗里就没有关心民生疾苦的内容。他的诗把风景写得太好太美了，人们在读它的时候，注意力多被那些景物描写吸引了去，没有多大关注其诗善政悯民的理想与愿心。譬如《赠房卢氏琯》《送梓州李使君》《赠刘蓝田》《送李判官赴江东》等等，王维自己不曾有过外放而做地方官的机会，他却为民请命，寄希望于外放为官的朋友，要将百姓民生问题解决好，恩到黎民百姓。
非常非常难得的是，王维的“忧国忧民”不只是放在嘴上。王维在《与魏居士书》所说：“君子以布仁施义，活国济人为适意。”他认为，所谓君子，就是要有家国情怀，就是要以慈爱之心关怀众生为快乐。王维本来就淡泊名利，没有什么物质追求，不仅不奢侈消费，也不吝惜守财，晚年的他，更是倍加心忧天下，也比较多地关注民生疾苦，把他一生最最钟爱的辋川别业捐给国家建成寺庙，保佑大唐风调雨顺，祈福天下平安吉祥。他说他无力助上中兴，捐献别业，实现其“效微尘于天地，固先国而后家”的意愿，完成其“上报圣恩，下酬慈爱”的人生理想。
王维心系灾民疾苦，其《请回前任一司职田粟施贫人粥状》表开篇就说：“臣比见道路之上，冻馁之人，朝尚呻吟，暮填沟壑。”他恳切“望将一司职田，回与施粥之所”，亦即欲周济穷苦，作布施粥饭之用。王维曾任中书舍人和给事中二职，按照唐朝的禄制，此二职均为五品上，五品官六顷田。王维曾经上表，要将两处职田一并请施，一下子要献出十二倾田。然而，皇帝“不许并请”。王维执意请施，不再“并合交纳”，而是只施献一处司职田。皇帝为王维的诚心仁心所感动，圣恩允许，而降墨敕，王维也终于实现了利济苍生的愿心。
王维施义布仁的善行善举，当下也难见有这样的“大手笔”，让人不能不肃然动容，文化学者梁实秋感动不已地说：“千载而下，读后犹感仁者之用心。”然而，王维处事低调，诗歌含蓄，其“关心民生疾苦”的忧国忧民思想，不擅在诗中高调豪言来标榜，也只是没有把此类利济苍生的乐善好施写入其诗中而已。
著名诗人型学者林庚先生早就批评说：“我们如果以为只有揭露黑暗才是有思想性的作品，这说法是不全面的……有人又以为唐诗中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是不满足于现实，因此它必然是在揭露黑暗，这说法也是不符合逻辑的；不满足于现状固然可以是揭露黑暗的，但也可以是追求理想的”。王维几乎只写“理想”，也几乎从不写“黑暗”。他十九岁创作《桃源行》，表现出诗人少年时就有和谐社会的美好理想，这也反映了王维的核心价值观与社会理想，成为他一生诗歌创作的价值取向，奠定了他一生山水田园诗的创作风格。王维生在盛世，“极目无氛垢”，他恪守温柔敦厚原则，尽写盛唐时代特有的宁静与和谐，尽写盛世人对美好平静生活的向往和享受，尽写对盛世功业的自信和自豪，比较准确地反映了盛世社会的和谐本质，即便是社会民生的题材，或关注下层民众生活的诗，也多正面反映，正能量地表现，尽可能表现一种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而极少反映痛苦的一面，这说明他写出了盛唐盛世的社会主流，写出了他那个时代的正能量与主旋律。然而，因为其诗荣光外映而秀气内含，超越了执著于实写与写实的现实反映，而极重象喻与暗示，委婉含蓄，温柔敦厚，含不尽之意于言外，强化了诗的象征与境界，历代文人又特别欣赏其诗写澄静自守、和光同尘的禅意境界，竭力强化与推崇其诗“不落人间声色”的空灵与幽玄，因此，他的诗往往给人“对于民生漠不关心”的错觉与误读，其人也很容易被人错判为不问政治而澹泊慢世的“世外高人”。
记者：与您的其他有关王维的著作相比，《坐看云起》这本书更侧重于“人”的研究。
王志清：侧重研究人，于我来说也是渐变的，是这几年来的变化，是走入王维研究深水区后的“转型”。主要基于这样几点考虑。
其一，王维的人品与其诗一样，都是我们所需要特别珍重的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遗产。
其二，王维诗的最精妙而让人难以企及处，就是他的性情与诗得到了很是完美的契合，而其做人与做诗也都追求做到极致。古人形容其诗如秋水芙蓉，倚风自笑。这也可以拿来形容其人，是王维的生活态度、处事风格、从容平和而气定神闲的大雅风姿的绝佳写照。古人说王维诗“雅淡之中，别饶华气，故其人清贵。”清代研究王维的集大成者赵殿成，曾经非常遗憾地说，王维“其诗之温柔敦厚，独有得于诗人性情之美，惜前人未有发明之者。”（《王右丞集笺注》序）侧重于研究其人，侧重于“性情之美”的研究，研究王维的气质修养、生命美学与生存智慧，以及他的政治态度、哲学信仰与道德操守，诗与人兼写，人与诗互证，通过读其诗，走入王维内心的幽深极玄处，探秘王维成为高人、雅人和超人的奥秘。
其三，诗歌研究如果只谈诗之气韵风骨，而不论诗人的操守性情，是很难不误读的。王维不是完人，他是个艺术超人，诗歌巨星，他一生都在做人，要把做人做到极致。他也是个性情中人，是个有血有肉的人，他追求天和人和。他非常擅于交际，有着非常好的人际关系，一生平交王侯，成为皇族高门“拂席相迎”的贵宾，他也能够放下身段，与百姓村民和睦相处，而有“谈笑无还期”的记录。
《坐看云起》书里，本着道德考量的自觉，以人性维度而打量王维，研究与描述其人的人品人格人情与人性，写他的人际关系，写他的人德修养，写他至简的崇尚与生活方式，写他灵活而不失真诚的待人接物的行举风度与生存智慧，力图面面观而展现一个完整立体的王维形象，力图抵达诗人“达人无不可”“忘己爱苍生”的人性深度。
记者：顾随先生说，读王维，乃“凡心凡眼所不能看出的”，您以为您如何？
王志清：我以为，我还是“凡心凡眼”。我也只是一孔之见，一得之见，一家之言。著名作家潘军说：“学问之重，在于一家之言，自圆其说，而非综合他人以学舌，那是央视的‘百家讲坛’。”（《读画记·序》）这也不是在贬低讲坛，而是说讲坛的特点，是说讲坛讲稿需要协调众口，不能只是“一家之言”。而我是学术研究，学术研究不能没有“一家之言”。虽然“中华文脉”要求面对比较广大的读者，我还是追求“一家之言”也。
王维研究，毕竟是一种魅力独到的美感文化研究，尤其需要研究者获得新鲜的文学感受，需要有直觉性灵的审美参与，而以人性维度的审美研究，而不只是传统的王维诗歌研究。而因为重人的为人处世与人格人性的考察，将考证与批评结合起来，学术视野也更广阔，也充分体现了我长于思辨、注重审美的学术个性，使那些原先比较不容易说清楚的问题，似也能够说清楚了。因此，这本书是我写得最快，也最投入的，甚至可以用“亢奋”来形容，我以为，我是自己站到自己的肩膀上了。
法国象征派诗歌先驱波特莱尔说过：“公正的批评，有其存在理由的批评，应该是有所偏袒的”，他认为：这种偏袒，“是根据一种排他性的观点作出的”，而这种观点又最“能打开最广阔的视野。”文学研究，唯独在其也具有了创造性时，这种“偏袒”才是“公正”的。我真不敢说，我已真正读懂了王维，但是，我有所“偏袒”却是肯定的。我与王维朝夕相处，其影响是深入骨髓的。因此，没有偏袒是不可能的，撰写过程中一点儿也没有预设立场也是很难做到的。因此，我也做好了接受读者善意批评的思想准备。
《坐看云起》封底文字云：“王维其诗，以和谐美取胜，秀色内含而荣光外映，充满了静气清气和气与灵气，特别适合诊治浮躁与无趣。王维其人，心性懿美，澹泊随缘，其高人风仪、贵族精神、及内外兼修的自觉，是需要我们特别珍重的精神遗产。”
盛世读王维，读王维不仅是一种睿智，也是一种缘分，一种福祉。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
（本文插图均为王志清教授有关王维的部分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