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界领袖的身边通常会有一位或几位专业摄影师，他们用照相机或摄像机记录下领导人在政治活动和日常生活中的画面，为历史留存宝贵的资料。古代的帝王身边也有从事类似工作的人，不过他们的工具不是照相机，而是画笔。
画家阎立本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御用摄影师。太宗接见代表吐蕃王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的使者，阎立本绘制了《步辇图》；南洋的小国向太宗进献具有异国情调的贡品，阎立本绘制了《职贡图》；太宗想要纪念当初跟他一起打天下的兄弟们，阎立本在凌烟阁绘制了二十四位功臣的画像。总之，他用图画的方式参与了唐太宗统治时期的各项重大政治活动。
其实阎立本的本职工作是政府官员，画画是他的一大爱好。有爱好是好事，但把爱好钻研到了专业级别就麻烦了。阎立本，雍州万年人，唐朝时期宰相、画家，隋朝殿内少监阎毗之子。他与哥哥阎立德很早就追随李世民，当李世民还是秦王时，他们就在秦王府中任士曹参军。后来，李世民成为唐太宗，阎立本曾担任过工部尚书，相当于建设部部长。到了唐高宗时，阎立本担任过刑部侍郎，后官至右丞相。当时，宫廷里有左右两个氶相。左丞相姜恪，是屡立战功的武将；右丞相阎立本，是最著名的画家。阎立本作为画家，大家是很佩服的；但阎立本作为丞相，大家就不太佩服。人们说：“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多少有一些讽刺的意味。
阎立本在绘画方面的名声，与皇帝的赏识不无关系。他曾画过一幅《宣王吉日图》，唐太宗亲自在画上题了“越绝前世”四个字，就是说这幅作品比前代的任何作品都好。从此他名声大振。
虽然阎立本的声名如此显赫，但是，曾经有一件让他感到“屈辱”的事。一天，唐太宗与群臣游览春苑池，春光明媚，鸟语花香，群臣泛舟在清波池上。大家咏诗作赋，赞美如画春光。这时唐太宗命画师阎立本对景作画。虽然那时阎立本已经是“主爵郎中”（从五品），但他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带着纸张画具，伏在春苑池边，边看边画，细绘精描。他画画有个习惯，喜欢用嘴舔笔，情不自禁，不管什么颜色，都在嘴里舔一舔，再在身上揩一揩，结果画完后无论嘴上还是身上，都是黑一块，红一块，众人捧腹大笑。阎立本满头是汗，狼狈不堪，觉得受到奇耻大辱。盛怒之下回到家里，训斥儿子说：“我文章不比别人差，却以画出名，要供别人驱使，被人嘲笑，你们今后千万不可学画！”阎立本的画画得实在太好，好到皇帝根本不在意他的行政才能，完全把他当成画家看待。
此事在《宣和画谱》中有具体记载，其中写道：
“初唐太宗与侍臣泛舟春苑池，见异鸟容与波上，喜见颜色，诏坐者赋诗，召立本写焉。阁外传呼‘画师阎立本’，时立本已为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吮丹粉，顾视坐者，愧于汗下。归戒其子曰：“吾少读书，文辞不减侪辈，今独以画见名，遂与厮役等。若曹慎勿习！”
阎立本在宫廷绘画，有显赫的官位，有很好的经济收入，是人们羡慕的著名画家，应该是一件很风光的事情，为什么他会感到“屈辱”呢？这是由于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画工是“下贱”的，所谓“宫廷画师”也像画工一样，要听命于别人，因而也是“低贱”的。阎立本感到自己应当是“衣冠贵胄”，别人把他与“下贱”的画工相提并论，怎么能够不“屈辱”呢？
埋怨归埋怨,阎立本还是很爱画画的。“性之所好,终不能舍”,他最终还是向兴趣投了降。阎立本画画很用功,他曾经去观摩南朝画家张僧繇的壁画,刚开始并不以为然,认为那位“画龙点睛”的大师“定虚得名耳”。第二天,他又跑去看，这次似乎颇有所得，称赞说:“犹是近代佳手。”第三天，他再次去看画，这才真正领悟出了画中的妙处，感叹道:“名下无虚士。”干脆在壁画前驻扎下来，坐卧观之，一连十几天都舍不得离去。谦虚若此，好学若此，阎立本的绘画技巧自然突飞猛进。
阎立本最重要的作品是《步辇图》：
《步辇图》，绢本设色，长129.6厘米，宽38.5厘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在唐太宗李世民统治期间有一桩举世闻名的婚姻，十六岁的文成公主嫁给了吐蕃王松赞干布。松赞干布为表示对联姻的重视，派遣宰相禄东赞到首都长安，护送公主人藏。唐太宗很高兴,亲自接见了未来女婿派来的使者。这等重的联姻事件自然得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报道，不但用文字记载，还要用图像记录。唐代虽然没有摄影术，但有绘画技艺高超的宫廷画师，比如阎立本。他以精确的彩绘妙笔将当日的实况清晰地摄取了下来，这就是有名的《步辇图》。
《步辇图》描绘了唐贞观十五年松赞干布派使者禄东赞来迎娶文成公主的故事。其中，唐太宗坐在步辇里，身着小花团衣、拱手致意的禄东赞被引荐给太宗皇帝，禄东赞及其随从的举止相貌特征有着强烈的高原民族特色，容貌神情恰当地刻画出禄东赞智聪颖而又谦和的性格特征，唐太宗的形象表现则更为成功，在深沉谦和的外表中流露出雄才大略的非凡气度。
国家领袖的专用摄影师都明白，领导人的照片跟普通人的照片不一样,其中包含着重要的政治因素。给领导人拍照有若干注意事项，比如表情不好、姿势不美不能拍，尽量要把领导人安排在画面的中央位置等等。在帝王时代处理统治者的形象更是一件颇费心思的事。那么阎立本在绘画时用了哪些手段来突出唐太宗大国领袖的风范呢?
一、妙用道具。画中人物都是站立的，只有唐太宗端坐于步辇上，这正是《步辇图》得名的原因。辇本来是有轮子的，到秦朝以后帝王乘坐的辇去掉了轮子，改成人抬。在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里就出现了抬辇的情景。作为交通工具，辇是退化而不是进步了，这跟一种奇怪的传统观念有关：折腾越多人为你服务，越显得你有身份。步辇如此，后来的轿子也是如此。除了步辇之外，还有两样道具，就是太宗身后那两把巨大的障扇和他头顶的华盖。它们使得观看者的视线一下子集中到了唐太宗身上，突出了他的重要地位。
二、以人物衬托。画面的左侧只稀稀疏疏地站立了三个人，而右侧则有九位宫女簇拥着太宗。十比三，右边完胜！请注意，那九位侍女身材、着装、发型、面容都一样，仿佛克隆出来的。这是因为画家水平差?不然。阎立本的写实功力相当了得，他把唐太宗、禄东赞、典礼官、翻译官四个人的形貌描绘得细致传神。难道是他偷懒？非也。九个宫女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作为太宗的陪衬。她们不需要有个性特征，或者说，不应该有个性特征，免得分去了观者的注意力。
三、调整身材比例。画中体格最伟岸的人是谁？自然是坐在步辇上的太宗皇帝。跟他相比，不但九个宫女显得娇小迷你，其他三位男士看上去也都瘦弱拘谨。这是中国人物画的一个传统:画中人形象的大小并不依据真实身高，而是 以身份地位决定。越尊贵的人画得越大，越卑微的人越往小里画。相同的例子见于顾须恺之的《洛神赋图》曹植在侍从的簇美拥下举步而行，他的形体比其他人都要高大。
《步辇图》中人物形象和性格特征的成功塑造也表达出肖像画创作的技巧特征，健劲的线描加以深沉的设色，人物动态较为拘谨而重面部特征的刻画。都反映了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忠实地表现了唐代中央政权与边缘民族的友好交往，被后世列为中国的“十大传世名画”，至今仍然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
《历代帝王图》也是阎立本不可不提的作品。作品为绢本设色长卷，长531厘米，幅宽51厘米，现存于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描绘了西汉至隋朝十三位帝王像，画中帝王或坐或倚，无情节描绘、不以背景衬托，通过人物外貌特征的刻画，试图揭露每一个帝王不同的心态、气质和特征，为唐代统治者提供借鉴。其中描绘晋武帝司马炎的“帝王摊”母题也见于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和敦煌 220 窟中的帝王图。画中遵从“主大从小，尊大卑小”的人物安排原则来处理人物大小和前后，体现初唐人物画的特征。
虽然这些帝王肖像没有描绘具体的事件，但是对历史稍有了解的观众便能借助图画中人物的特点和图画旁的题字辨认出他们的身份，并迅速回想起每位皇帝的故事。唐太宗为什么要让阎立本绘制帝王们的肖像呢？是用来给自己当皇帝提供参照的：好皇帝，我要向他看齐；昏君，我要引以为戒。用句常被大家引用的那句话说，就是:“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此外，阎立本还有许多作品，诸如：《秦府十八学士图》《凌烟阁功臣图》《昭陵列像图》《西域图》《永徽朝臣图》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