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时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时代。从唐太宗“贞观之治”到唐玄宗“安史之乱”前的一百多年（128年）时间内，唐王朝国威强盛、经济繁荣，文治武功盛极一时，蔚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峰，也汇成了世界文化艺术的历史丰碑。盛唐时期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音乐舞蹈绘画艺术等各个领域，均居于当时世界的前列。
以盛唐之音为杰出代表的唐代文化艺术，博大清新、辉煌灿烂。它既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艺术创造的智慧结晶，也是当时唐王朝统治阶级实施开明治国政策的积极收获，同时也与李世民、武则天、李隆基这三代帝王个人突出的音乐才华及好乐活动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今天你我主要说的就是李世民、李隆基这两代帝王。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封建王朝的帝王是整个国家命运的主宰与最高决策人，历史上所谓的“圣君之明”、“中兴之主”，或者“暴君昏君”、“亡国之君”等等，这些不同的个人品格对国家的沉浮、社会的兴衰所起的作用，往往超过了其它时代。古代封建帝王的个人因素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并不一定是决定性作用，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作用。中国古代音乐历史上盛唐之音的出现，堪称空前绝后的艺术奇迹。这种音乐艺术发展史上的奇迹。
不用说在乱世时代很难出现，即便是在其它盛世时代，也极其罕有。在我国古代历史上虽然曾经出现过“文景之治”、“康乾盛世”等屈指可数的所谓“五大盛世”，但在其它盛世时期却均没有出现过像盛唐那样的音乐文化繁荣景观。名噪当今银屏影视世界的所谓“康乾盛世”，在音乐上也只能以“俗乐的勃兴”来聊以自慰了，根本无法与盛唐气象相提并论。从这个意义上讲，“盛唐之音”艺术繁荣盛况的“昙花一现”，并非偶然。
因此，比较系统地考察盛唐时期三代人主的好乐活动及礼乐政策主张，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破解导致“盛唐之音”艺术繁荣的历史文化机制之谜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一、唐太宗对盛唐音乐气象开启的贡献
盛唐音乐起步于唐太宗李世民(598-649)。历史上的李世民不但在文治武功方面被称为封建社会的一代神武英主，而且在繁荣诗文创作、音乐倡导方面，也被誉为一位杰出的鼓吹风雅的设计师和积极施政者。唐太宗在位期间曾宣称，自己不但要以武功定天下，而且要用文德来安天下。在文学上，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汉魏六朝以来的文艺浮华风气。
在音乐上，公开提出要“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蔽；用咸英之曲，变烂漫之音”，否定传统的儒家礼乐思想。在政治上，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后世史家普遍赞誉：盛唐时期的贞观之治，经济上推行“均田制”，用人政策上，发展完善了隋朝开创的科举取士制度(尽管科举考试只提供了仅有10%的中下层官位)，可谓天下大治，“终岁断死刑才29人(贞观4年)。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初唐时期的社会物质生活比较丰裕、人民安居乐业，这种相对稳定的局面为当时音乐文化艺术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社会物质基础。
近20年来，国内音乐史学界对唐太宗音乐美学思想研究的比较多，而有关唐太宗的音乐思想及活动与盛唐音乐繁荣之间的关系问题，则是直接分析研究的比较少而间接探讨的比较多。
最近几年来，将唐太宗与“声无哀乐论”相联系起来的观点更是越来越多，并且推断有唐一代音乐艺术高度繁荣的主要历史原因也即在于此。我认为，作为一个封建大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具有这种观点，必然会直接或者间接地对整个唐朝政府的音乐方针产生重大作用，其直接后果便是有利于各族人民发挥聪明才智和艺术创造力，有利于形成乐坛群芳争艳的局面。所以说，整个唐代音乐艺术的辉煌灿烂，植根于唐太宗的音乐美学思想及与之相应的文艺政策的土壤中。
当然，对此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如有的学者便认为唐太宗并非“声无哀乐论者”。甚至有人断言，“音乐对于唐太宗而言，还是一片盲区”。笔者以为，不管唐太宗是否是一位“声无哀乐论者”，但如果说“音乐对于唐太宗而言，还是一片盲区”，则是不足以使人信服的。唐太宗个人的统治风格当然不同于其后人李隆基，其并不是那种具有“集政治家与音乐家于一身”的帝王类型，他的文治武功早已冠过了艺术上的才华和成就。但李世民同时也是一位造诣很深的诗人和书法家，在音乐方面至少也是一位比较内行的积极倡导者。唐太宗对盛唐音乐的重要影响至少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开明的音乐主张，是对盛唐音乐文化的一次思想解放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国家音乐政策普遍奉行儒家的礼乐思想，强调“前代兴亡，实由于乐”。礼乐决定着国家的盛衰兴替，因而是绝对不能忽视的。李世民逼父夺位成功之后，也十分重视礼乐制度的制定之事，而且还在朝廷上对礼乐问题曾进行过十分热烈的讨论。李世民主张“乐”以人们的喜爱之情(民心和乐)为根本依据和前提，音乐只是调节与规范人的这种喜乐之情的一种手段和形式。
“礼乐之作”与“治政善恶”并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唐太宗在《政要》中指出，为政之本、为政之先并不在于“制礼作乐”，而在于“正身修德”、克己为政，推施“仁政”。因此，立乐之本，不在于其形式，而在于天下民心的和乐与否；朝廷设乐本身并不足以影响或者改变天下民心的苦乐。他主张“乐在人和，不由音调”。
崇实务本，乐在人和、人和则乐和，也就是要将“百姓安乐，金石自谐”视为立乐之本。尽管，这也是出于其现实的政治需要，但在中国封建社会奉行礼乐之教的帝王中，像李世民具有的这种类似“声无哀乐论”的开明音乐思想，的确是一个绝无仅有的特例。这就为盛唐音乐风气的开启，奠定了比较清新宽松、博大宏阔的主流文化基调。在对待外来的西域诸国和少数民族音乐的态度上，李世民也非常开明。
例如，贞观重臣长孙无忌在其修撰的《隋书·音乐志》序中讲，“高祖受命维新，八州同贯，制氏全出羌人，迎神犹带于边曲。及彦、何骤请，颇涉雅音；而继想闻《韶》，去之弥远”。充分说明长孙无忌“怀想古乐，对少数民族音乐有着反感的情绪”。但由于开明的唐太宗的积极干预，长孙无忌等人对西域音乐的保守态度也难以形成反对的逆流。从而为西域音乐的大量内传乃至内地音乐的胡化，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氛围。难怪晚唐著名文人杜佑在《通典》中对唐代的音乐反思过程中，就明确提出贞观时期的礼乐政策实为“一大失误”，从而导致了后来“久习末革”的积弊。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正了唐太宗作为一代礼乐思想解放者的历史形象。
二、唐玄宗的好乐活动对盛唐音乐繁荣的特殊贡献
将盛唐音乐艺术推向最高峰的帝王无疑是唐玄宗。历史上的李隆基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物。在其统治唐朝的前期，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开元之治。”史家称“开元初，天下大治，河清海晏……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俯瞰八方，雄视海外。”这一雄厚的国势为皇帝音乐家杰出才智的发挥提供了全方位的保证。有关唐玄宗个人的特殊音乐才华以及对盛唐音乐发展所作的贡献，早已是历史和音乐学界所公认的常识性知识。
许多学者对此做出了精辟的论述。大多认为，其既是唐代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也是一位杰出的音乐家，他一生对音乐艺术都有着浓厚的兴趣爱好。有的论者说“唐玄宗可称为中国历史上惟一精通音乐的皇帝。”当代音乐历史学家杨荫浏先生称其是“一位爱好音乐而又能亲自作曲的一位知音之主。”《旧唐书》中记载，玄宗多才多艺、听觉聪敏，精通多种乐器，且善于即兴作曲。“制新曲四十余种，又新制乐谱。”在他的极力推动和扶持下，开元、天宝年间的大唐音乐，比唐太宗和武则天时期更加繁荣，达到了盛唐音乐文化辉煌灿烂的顶峰。
综合国内音乐学界对唐玄宗的音乐成就的研究成果，我们似可以将其对盛唐音乐繁荣的贡献总结才来就是：
1.进一步扩大了制度化的皇家宫廷音乐管理机构。
2改革乐制，广揽音乐人才。
3、精于作曲，谱就唐乐鼎盛的新篇章。
唐玄宗在登基之前，常常将自己爱好音乐活动作为政治斗争的策略工具。在唐中宗后期，面对“后武则天时期”韦武势力乱政的严峻形势，李隆基决心铲除异姓势力，彻底恢复李唐政权。如其在担任潞州别驾期间，有意识地利用当时贵族士大夫普遍好乐的社会风尚以及自己在音乐方面的特长，通过组织各种形式的音乐活动，广泛结交能人志士，提高政治实力，麻癖政敌。
诛杀太平公主后，由其总揽朝政，即位之初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也非常重视音乐的礼教功能。例如，当时《破阵乐》久废，在开元三年七月，同众兄弟和大臣们聚会九成宫，演奏完《破阵乐》之后，太常少卿韦万石讲解此曲，唐玄宗“矍然改容，俯遂所请，有制令乐舞，既毕，上欷歔，涕泗交流，臣下悲泪，莫能仰视。”
唐玄宗谓顾两个兄弟说：“不见此乐，垂三十年，乍此观听，实深哀感。追思往日，王业艰难勤苦若此，朕今嗣守洪业，可忘武功？古人云，富贵不与骄奢期，骄奢自至。朕谓此舞，以自诫勉，冀无盈满之过，非为欢乐奏陈之耳。”侍宴群臣咸呼万岁。李隆基在开元时期也禁止过许多音乐作品，如“歌舞戏，有大面、拨头、踏瑶娘、窟垒子等戏，玄宗以其非正声，置教坊于禁中以处之。”这些礼乐活动和政策有利于唐代的中兴。但在天宝年间以后，唐玄宗在长期升平殷富的盛世中逐渐发生变化，而自以为天下无可复忧，深居禁中，怠问政事，专以声色为娱，终于酿成安史之乱。作为政治家和音乐家双重身分的唐玄宗也成为一代悲剧性历史人物，更为盛唐音乐带来了灭顶之灾。唐代音乐的繁荣也从此一去不返。
三、如何看待唐朝三代帝王对盛唐音乐繁荣的影响
评价与解释“盛唐之音”艺术繁荣的历史文化机制之谜的原因，是唐代音乐史研究的一大重要难题。正如在唐诗研究中一样，困难不在于描述唐诗繁荣的盛况，而在于正确解释唐诗繁荣的原因。对盛唐音乐的研究亦如此，而我们探讨盛唐三代帝王个人对唐代音乐繁荣的影响作用，也只不过是仅为解释这一音乐文化历史中诸多难题提供了一个线索而已。
盛唐两代帝王所处的社会历史时代不同，他们各自的治国思想、施政风格和个人品格对唐代社会的影响也不同。同样在对音乐文化的影响方面，唐太宗、武则天和李隆基这三代人主的个人音乐素养、艺术造诣、好乐方式及偏好活动也各有差异，这均会给音乐历史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但是，伴随着时代的逝去、历史的变迁，某一时代个人曾经发挥过的杰出作用及其逐渐被久远的历史尘埃所掩埋。另外，封建帝王都是很复杂的历史人物，时代精神的不同，人们对历史人物作用的评价也不同。因而便为我们破解“盛唐之音”艺术繁荣的历史文化机制之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后人根本无法认识及考察封建帝王。
个人对音乐文化的历史影响作用问题。透过历史的重重迷雾，我们也可以看出其中的一些端倪。
从历史上看，唐太宗、武则天和唐玄宗是中国封建社会大约300个皇帝中的少数较有作为者。在政治上，现代史家普遍认为，唐太宗远高于武则天，武则天又高于唐玄宗李隆基。在后世人眼中，唐太宗文治武功并盛，且又能谏纳爱民、体恤臣下，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难得的一个“政治理想”角色形象。
在推动盛唐音乐艺术文化繁荣的社会作用方面，应该说唐朝三代人主均有相同的贡献，但侧重点可能又有所不同。就共同相似的政策性作用而言，他们均实施了比较开明的文教礼乐政策；普遍重视用科举出仕和提倡文治的办法统治笼络文人、艺人；都十分重视外来音乐和古代少数民族音乐文化。
注重对文化典籍、音乐文献的搜集、整理及编撰工程的建设。而且这三代帝王均多才多艺，擅长音乐、诗文和书法，是“许多文人、艺术家的庇护人。”从而极大地为盛唐音乐文化的全面高涨准备了基础，造成了唐代音乐文化的跃进和艺术品格的提升。从盛唐三代人主的个人差异特别是音乐创作和艺术成就方面而言，精于音律的唐玄宗远高于其先辈，唐太宗又可能高于武则天。
在音乐思想方面，就流传现今的文献来看(武则天和唐玄宗的音乐思想论述也有可能大多佚散失传了)，应该说唐太宗的音乐美学思想更有开明先进性。而唐玄宗对音乐的痴迷与酷好，对盛唐音乐文化辉煌灿烂时代的推动，则又超过了其两代祖先。
我们在称颂唐代两位“好皇帝”对当时音乐文化的贡献的同时，也需要指出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和音乐政策方面的消极作用。首先，唐代三位人主始终将音乐视为政治工具和享乐工具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本质上并没有超脱儒家的封建礼乐思想。
而晚年却又沦为纵欲享乐、沉溺酒色的一代昏君。作为“音乐家—政治家”双重角色的唐玄宗又给盛唐音乐文化的发展带来了灭顶之灾。这是封建帝王专制社会制度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在唐代音乐文化发展中的具体反映。其次，唐朝两代杰出帝王均在期统治时期普遍上演了一幕“由人治走向专制”、“一治一乱”，甚至“盛世转向乱世”的“前明后昏”君王悲剧形象。“伟大的皇帝常常是伟大的坏人”，由此可见，将音乐文化艺术发展一概寄希望于“好皇帝”也是难以行得通的。另外，唐朝两代帝王普遍奢糜豪华，轻视民间音乐，排斥雅乐，对西域外来文化又“消化不良”，盛唐音乐的最后衰落不能不说与三代帝王有直接的关系，个中原因亦耐后人回味无限。
长期以来，在我们国家流行的多数《中国古代音乐史》教科书中，为了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普遍对古代帝王个人的历史作用评价比较低，而对历史上的文明成就多归功于“劳动人民”。革命导师恩格斯曾经指出，恰巧某个伟大的人物在一定时间内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的现象。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无数单个人的意志和力量，互相交错地发生作用，形成力的综合，由此产生某个总的结果。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所起的作用，有好有坏，有大有小，有正有负，各不相同，需要联系具体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的。唐代音乐艺术的繁荣当然也不能完全归结于三代帝王个人的功劳，他们普遍重视礼乐文化的皇家功能与娱乐功能，主观目的是为了粉饰自己的统治“盛世”门面，供自己日常享乐使用。但由于他们普遍能够不自觉地顺应历史潮流和时代精神的发展，比较主动地实施一些有利于文化艺术发展的礼乐政策和制度，客观上造成了盛唐时期一代音乐高峰之历史局面，这既是一定的历史必然，也有某种偶然性。这种偶然性常常又是杰出个人的作用所努力的必然结果。这也正是唐代历史上三位人主在各个领域为后人有所称道的不凡之处，自然也是我们在此应该给予肯定的。
